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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中日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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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在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出现，并展现了对用条约解决问题的短暂希望。日本新闻记者松本重治甚至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几个月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1934年秋季和冬季，汪精卫数次会见日本公使有吉，包括一次餐会交流，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友好的外交关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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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日本和中国媒体均不断猜测正式的外交谈判已然逼近了。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1月21日会见了汪精卫，并对记者说，中日关系正在绝对地得以改善。次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国会中说，中国政府似乎缓和了其反日立场，并且，“目前在中国人民中间正在形成一种感激日本真正动机的趋向”。广田称，为此，日本将“用一切办法来鼓励这种倾向”，并且，他希望中国将在那个方向上一同努力。(17) 报刊报道指出，广田提出了在条件改善前需要中国人给予满足的两个重要要求。第一，中国必须制止所有反日的情绪和怒潮。第二，南京应该与东京和伪满洲国合作，组成一个共同的经济集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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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报纸立即把广田的讲话解释成改善关系的信号。就像东京的《日日》报道说：“中日局面现在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如果双方政府分别〔原文如此——译者注〕加以控制，将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看到巨大的变化。在日本，外务大臣在国会的讲话，在中国，汪〔精卫〕博士的姿态及蒋介石和有吉公使的会谈，均指向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方面。”(19) 这场吉兆在1935年的整个春季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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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黄金时期”潜在的障碍是日本的军队，它们一直反对任何可能强化南京的总协定。日军特别是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要求把北方从国民党统治下分割出来。我们还记得，1933年11月，日本军方曾强迫斋藤内阁签署一个日本从政治上推动中国分裂的计划。1934年12月7日，在军方的不断施压下，冈田内阁在批准一份题为《关于日本的中国政策问题》的文件时，重申了这项政策。这份文件谴责南京应对华北的反日情绪负责，并要求削减其在那个区域的权威。中国不是被看作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地区，南京仅被视为一个地方性的政权。关于国民党政府，这份文件强调镇压反日情绪的必要性，并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商业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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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务大臣广田和军方追求着两项不同且矛盾的政策——广田想与南京达成一个总的协定，这个协定事先设定了南京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军方想分裂中国。(21) 12月7日的会议之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均把华北独立的计划升级。(22) 日军的行动，尤其是下述的察东事件，显然与1935年早期外务省积极的声明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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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2月7日的文件秘而不宣，但中国报刊仍分析出广田并没有得到军方对其中国建议的全面支持。例如，1935年1月14日的《国闻周报》注意到，尽管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对华外交政策，“但同时，一部分号称强硬派的军人，把关东军和与驻华武官打成一片，指摘〔责〕中国当局对日之无诚意”。《国闻周报》总结说，“外务省虽有意要把对华外交，拉到常轨，……而实际上至少华北的外交，是在日本军人之手”。(23) 两周后，在评价广田在国会的演讲时，由于日军在察哈尔的行动明确显示了对广田和平方针的反对，《国闻周报》重申了它的悲观论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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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军反对，但南京政府和东京的外务省仍在推进和平进程，大概是希望形成不可阻挡的和解之势。1月29—30日，蒋介石接见了有吉，当时告诉记者说，他认为广田在国会的演讲中很诚实，且双方应该力图改善对待对方的态度。目的就是敦于睦邻。(25) 2月14日，蒋对大阪《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说，中日关系似乎正在改善。数日后的2月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说了同样的话。汪说：“要想实现‘统一’和‘建设’，必需要长时间的和平，……中国对于任何友邦都愿意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增进友谊与和平的关系，何况对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种族上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邻国日本呢。”汪特意提到1924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做的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这位已故的领导人号召中日进行合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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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派出了前司法院长和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王宠惠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东京，继续进行和平试探。王于2月9日到达，在为期4周的对日访问中，他会见了广田、首相冈田及其他日本军事和外交领袖。蒋对王的选择是非常老到的。尽管王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访日的中国人中级别最高的，但王的访问仅是半官方的，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没有正式的官衔。另外，王的访问被说成是通过美国返回欧洲的中途停留（尽管他的最初路线是经过香港）。最后，因为王是一名广东人，与南方联盟关系密切，他的访问将不会太多地激起广东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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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广田说明了中国解决问题的条件。第一，中国和日本必须以互相尊重各自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平等为基础来着手解决问题。第二，中国和日本应该追求相互友好的行为。例如，南京应该镇压反日运动，而东京则应该终止日本人对中国地方性独立运动的支持。中日争端应该用外交方法而非恐吓或武力来解决。广田对王的回答显然模棱两可，但他重申日本要求镇压所有的反日运动。(27) 不过，当1935年3月4日王离开日本时，他公开地表示了乐观：“离开好客的日本海岸前往海牙，我高兴地认为某些东西已然达成，以终结东方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现存的不幸隔阂。”(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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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广会谈的直接结果，南京开始镇压中国的反日活动。2月21日，南京禁止所有报刊刊登反日或赞成抵抗的文章或广告。2月2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方案（立即予以批准），把所有反日的抵货活动定为非法行为。同时，邵元冲的宣传部长一职被叶楚伧所取代。邵以前曾支持抵制日货运动。叶和国民党的组织部长陈立夫立即命令党的机构停止任何反日行动。党和政府机构奉命遵行。例如，3月11日，上海市政府通过了把反日活动定为非法行为的法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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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令在南京权威已巩固的地区立即生效。例如，有南京背景的《时代公论》无法在新环境中展开活动，于1935年3月停刊。这份刊物一直坚决拥护国民党，但曾经常批评绥靖政策。在1935年3月22日的最后一期中，编者谈到自“九一八事变”和《上海停战协定》后3年来的挫折。他列出了一长串的耻辱——没有派军队去东北、依赖国联、热河沦陷和《塘沽协定》。他称，没有人敢于谈抵抗，政府在江西与共产党作战，而汪精卫和黄郛则采取对日绥靖政策。由于这家刊物不能再报道这些事情，编者决定停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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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的法规并不是全部生效的，并且，日方抗议有太多令其恼火的文章逃过了国民党的审查。例如，1935年3月16日，《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论述东北抵抗运动的长文，这篇文章的论题让日本人尤为恼火。这篇文章称：“这英勇的壮烈的牺牲，不仅写成了中国民族解放史上的最光荣的一页，而且掀起了世界上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大众反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淫威的斗争最精彩的一幕。”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和恐怖高压政策，唆使汉奸的破坏”，但抵抗运动将继续下去。由于刊登这样一篇激烈文章的刊物为上海最有声望的刊物之一，这就说明南京新的政策并没有把反日出版物完全清除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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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撰稿人如汪仲芳向在上海的西方报刊投稿，机智地避开了审查。在1935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每周评论》上，汪警告说：“以前的战神现在已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和平天使，这种打扮只能骗过目光非常短浅的人……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些作为日本新政策伪装的友好谈话，最后很可能将更具侵略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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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审查者对广东也无可奈何，尽管它的矛头更多地是对准蒋而不是日本人。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月刊》尖锐地挑战企图与日本达成和解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篇文章比较了在不同的统治者手中丢给外国控制的中国领土的大小。据其统计显示，蒋介石丢失的领土（8513304平方里）超过了以前的任何统治者。作为对比，光绪帝（1875—1907）(2) 丢失的领土为7899997平方里，而道光帝（1821—1850）丢失的领土为5526340平方里。因此，蒋介石对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国家已近于分崩离析——负有责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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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再次抨击蒋介石利用共产党这一借口来避免对日开战。1935年5月初该刊发表社论说：“多年来‘肃匪’一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标语。……蒋介石并不想抗日，所以现在他飞到了江西，并在最近去了四川和贵州，全都以‘剿匪’的名义！”(34) 但甚至就像胡批评蒋与日本打交道那样，当土肥原贤二在3月初访问香港时，胡本人却会见了土肥原。土肥原希望在南方给南京找麻烦，并尽可能破坏广田弘毅的和平努力。他和胡没有达成协议，但胡对土肥原的接待无疑让南京感到不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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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众针对和解的行动并没有停止。1935年3月6日，日本副外相重光葵宣布：“中日两国之间的亲善，是因双方发现在已故的孙中山博士和日本人民的东方主义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吻合这个结果而形成的。换句话说，作为两个睦邻，日本和中国现在正重新回到它们的正常关系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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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这种公开的讨论极为广泛，基本没有涉及讨论的任何实际内容。从东京和南京传出的公开信号开始暗示某种经济协议正在讨论中，而广田当初曾要求建立一个日本—中国—伪满洲国的经济利益集团。谈判的细节永远也不会正式发布，但中国的媒体不断登出关于中日经济提携的“小道消息”。传出的谣言说日本已向中国提供了一笔可能高达5000万元的款项，以把中国财政和经济建设纳入日本的庇护下。中国曾企图从英国和美国获得借款，但没有成功，而蒋的政府绝对需要资金。(37) 媒体推测日本将向中国提供新的“西原借款”，就是借款附带重要的政治条件。非官方的报道建议，这些条件包括解雇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及其美、意航空专家，而聘请日本人来指导它的军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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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谣言中，对经济会谈最全面的论述出现在1935年4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作者（白苇）概述了日本的态度，这是他从广田、有吉和土肥原贤二的公开声明中收集来的。第一，日本要求中国终止反日活动，并实行一条亲日的路线。第二，日本提出了一个实物交易的方案，通过这个体制日本将从中国获得棉花、农产品、铁和羊毛，以直接交换日本生产的商品。第三，日本将为农业中国建立一套信用制度。第四，东京将给南京提供媒体上广为讨论的大笔贷款。白苇推测日本希望恢复它在中国被“九一八事变”所损害的贸易地位。与此同时，日本由于大萧条引发的贸易战和保护主义，被关在了其他市场之外。日本的提案将为原料提供另外的来源，并为其工业品提供出路以补偿其他市场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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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苇总结说，是日本而非中国从这份提案中获益。中国的工业化将被扼杀。推销国货的努力将在日本进口的冲击下失败。白苇暗示借款将是政治统治的幌子，且农业方案是想让日本来控制中国的农村经济。最后，日本希望从中国市场挤走所有的西方列强。总而言之，这个合作的方案显然是想进一步强化日本而非中国的利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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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苇的论调是有分寸的，这是由于他在南京审查的影子下行事。海伦·福斯特·斯诺以“薛海伦”的中文名字从北平写来的稿子就不是那么谨慎了。5月18日，她写道：“在维持平衡的另一方，在现代世界中，征服国家和殖民地的兴趣势可不挡。……日本人将剥削中国农民的劳动，她将要按她自己的开价购买其像原料这样的产品，她将用这些原料生产，并加上她可以从他的贫乏资本中所能榨取的利润再卖回给他。”她总结说，中国“将不被允许进行工业化。她不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因为日本的缘故，她必然继续是一个农业的、政治上软弱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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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许多的批评，但在1935年春季，中日之间的“亲善”活动在继续，并在5月达到顶点，那时日本外相把驻中国公使的地位提升为大使的级别，以作为对中国亲善的一种姿态。(41) 而这种行为是寻求缓和的最强烈的新信号，但事后看来是两国关系“黄金时期”结束的标志。即便南京和日本外务省致力于建立和解的基础，但日本军方制造了一场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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