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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八章 群众的抵抗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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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敌乎？友乎？》的发表到1935年11—12月的自治危机，南京政府继续坚定地贯彻不抵抗的政策，甚至把日本称为“友邦”。随着1935年局势的进展和日本在华北计划的水落石出，中国民意对绥靖政策越来越无法容忍。到了年底，在遍布全国的学生示威运动的鼓舞下，全国救亡运动在中国造就了一种新的政治氛围。“民意”给中日戏剧中以前的角色增加了活力。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发现由于民众的压力，他们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诸如日本资助的华北走私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隐瞒下去。像宋哲元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由于担心他们自己部队中救亡情绪的传播，是不会对日本人显得太驯顺的。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他们慢慢地明白了对华北的统治不仅仅需要一些地方将领的默认，还需要镇压群众的力量。日本发起的行动现在不仅遇到来自南京蔑视它的官员们的抗议，而且时常遇到诸如遍布成都和广东南部各地的暴力行动。中国的政治环境由于民意的高涨而被剧烈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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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是中国最终的胜利者，学术界以前在研究学生和全国救亡运动时，主要基于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样的视角。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诸如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国内党派政治，共产党对学生和救亡组织的秘密领导，以及在发表了呼吁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后群众对共产党的反应等视角。由于学界对救亡和学生运动的研究沿着这条途径发展，学者们通常几乎忽略了它们对1936—1937年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在本书中，我将不再梳理关于共产党作用的旧背景，而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即它对国民党政治及其政策的影响，来考察亲抵抗运动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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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弄清楚：抗日运动的激发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日军没完没了地施加压力所激发的众怒，与对蒋介石的深层担心——为了保住他的政治地位，可能会与东京结盟——融会在一起。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出，蒋不愿这样做；但在1935年，此事并不明朗。结果，学生、教师、商人、职员和工人等开始组织起来。民意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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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言”中已说明的那样，在中国，民意包含不到10％的人口，主要是大城市的人口。民意也不能直接左右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不面临着普选。不过，民意具有影响力。尽管在这10年中蒋的军事基础扩展了，但南京政权仍然相对较弱。它的财政基础很小，它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是有限的。即便蒋打败了许多地方性的对手，但中国的军事构成仍然包括那些效忠于其上司而不是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南京当局的一个有力武器是它掌握着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和由此带来的威望。这些因素加上它的军事实力，使南京有别于先前软弱的北洋政府。由于对南京对日政策的不安和失望从学生中蔓延到政府官员和部队的军官中，即使“中国的独裁者”也不能对民意熟视无睹。蒋在要求结束内战并抗击日本的群众情绪与他的优先打败共产党并延迟与东京的任何冲突之间，处境越来越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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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兴起的学生运动引发了赞成抵抗政策的民意的蓬勃发展。自1932年相对沉寂的学生激进主义在1935年底，特别在华北急剧形成。1935年夏日本势力的推进、“自治”运动以及日本宪兵对包括教育界领袖在内的中国人的逮捕，激起了北平学生团体的愤慨。如前所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抗日激进主义的成长，实际上得益于《何梅协定》。像宪兵一类的南京机构在河北曾有力地镇压了教育界中的左翼分子。随着国民党这些机构的撤离，左翼分子以及更多激进的学生领袖有了更多的自由来从事他们的抗日活动。日本人和宋哲元均不能有效地搜出学生激进分子。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的气氛特别宜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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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河北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者最早促发了这场运动。在蒋梦麟的领导下，他们一再把自治运动斥为一场骗局。日本人对包括蒋在内的几名骨干领袖的拘禁，不过是为河北校园中的抗日气氛火上浇油。(3) 两件事使学生的活动升了级：11月24日殷汝耕的自治运动和12月3日何应钦的到来。学生把何看作是卖国的《何梅协定》的始作俑者，并认为他将要向日本人屈服。北平和天津学生发表声明，要求抵抗，并直接挑战蒋介石11月19日的演讲。他们对他的话进行嘲弄，质问道：“和平岂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中国人必须记住埃塞俄比亚的前车之鉴，进行抵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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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在12月9日和12月16日的两次大游行时，达到高潮。学生抗议使北平两次陷入瘫痪，宋哲元下令关闭城门和切断电车路线。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生示威者仍在市内游行，散发抗日传单，高呼反对自治的口号，并要求面见何应钦。12月9日的活动激发了该地区的学生主体，并导致了12月16日有7000—8000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示威。学生罢课遍及该地区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控制了大多数的校园。北平学生联合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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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必然影响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坚定了那些赞成继续与南京保持联系的人的信念。正如易社强指出的那样：“宋哲元的态度被学生运动极大地强化了”，因为宋“现在有了一道民意的堤防来防备日本人的进一步要求”。(6) 学生与宋的部队和警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顺顺当当的。在12月9日第一次示威中，北平警察在与学生打交道时实际上非常和缓，对学生运动显示了某些支持。但12月16日的氛围要紧张得多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学生不断上涨的激情导致与警察发生了无数次的冲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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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施加的压力也是北平警察更加强硬地处理第二次示威的一个因素。按照秦德纯回忆录中的说法，日本人曾想派遣他们的宪兵来镇压“一二·九运动”。当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向日本人保证中国警察可以控制局势，并警告他们，如果调派宪兵，结局就是一场灾难，就会发生一场新的五卅运动。秦回忆说，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看法，没有派遣他们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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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想阻止对学生的任何伤害，但同时又要绝对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以免给干涉造成任何借口。秦回忆道，对12月9日的示威，不允许警察佩带武器，只使用消防水管来保护日本人的设施。他还向学生发表演讲，企图缓和局势。当时日本当局向宋哲元控告秦的演讲是反日的。(8) 秦的回忆录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但日本人施加的压力确实已经导致了北平当局试图采取更大的行动来镇压示威运动。秦德纯向领导者们恳求结束动荡状态，而宋哲元首次禁止示威，并在后来下令平津的学校于12月23日提前放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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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凸显了运动中的一个矛盾。许多学生把宋视为卖国贼，与殷汝耕是一类人。另一方面，学生领袖意识到只有二十九军才能挽救河北和察哈尔。结果，学生组织越来越尽力向这支部队进行宣传，培养抗日情绪。许多学生甚至开始与二十九军一道训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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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全中国的学生。示威和请愿活动从北方的天津、济南、保定和张家口蔓延到包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地区的南方重要城市。至12月18日，16个城市中的22个学生组织加入运动中。至这个月底，在32个地区举行了65次示威游行活动，全都要求南京抗日。学生领袖很快组建了像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救国联合会这样的联合组织，这些机构把学生团体与其他救亡组织联系起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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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的爆发再一次把南京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使它处于日本的压力与中国民意的夹击之中。南京不得不控制学生，否则就要看着它努力建立的“和平内阁”流产。但此时抗日情绪是如此强烈，镇压实际上是为运动火上浇油。12月19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下令禁止进一步的示威游行。全国学生却以更加猛烈的抗议浪潮来回应。(12) 急于制止运动的南京，开始逮捕学生领袖并封闭校园。12月20日，政府在沪宁地区宣布戒严令，后来又发布紧急状态法，以增加其镇压示威游行的权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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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把镇压与努力取得学生对他的政策的支持结合起来。他提出在1936年1月中旬召开一次教育界和学生领袖的会议，以便政府可以直接面对学生来解决问题。并非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接受了蒋的邀请。北平学生联合会拒绝委派代表，称蒋从未履行在“九一八事变”后召开的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按照学生的说法，蒋介石那时曾发誓在三年之内收复沦陷的领土。他们愤恨地说：“四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努力收复失去的省份，而且热河和冀东以及察北的六个县也沦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断言：“政府领导抗日无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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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较激进的学生组织不予理睬，但教育界会议在1月中旬还是如期召开了。1月15日，蒋亲自向学生发表演讲，再次为他的对日政策进行辩护。他否认南京默许了日本的统治。他猛烈地抨击南京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的谣言。他称，不论是《上海停战协定》还是《塘沽协定》都没有秘密条款，而《何梅协定》事实上并不存在。他保证：“我们革命的国民政府，绝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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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重申他那镇压共产党乃头等大事的观点。他称，江西共产党是他最为关注的事。随着他追击红军进入四川、贵州和云南，他不但“歼灭”了共产党，而且置这些地区于中央的统治之下。蒋称，他的成功令日本人产生警觉，他们因此对河北发动了侵略行动，以阻止中央进一步统一西南地区，以此希望把他的军队从四川调到河北来。他说他已看穿了这个阴谋，并满足日本的要求，把中央军、党的机构和特务从河北撤出。蒋说，所有这些举措都不损害中国的主权，因为河北仍驻扎着中国军队。宋哲元和二十九军遵从中央的命令。蒋以一个保证来做结论：如果和谈破裂，日本的侵略继续下去，南京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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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1936年1月15日的讲话表明，他自1931年以来的想法基本未变。尽管被自治危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仍然声称“剿共”战争必须优先于抗日。他看上去还是愿意进一步妥协以避免与东京开战。亲国民党的学者开始怀疑学生领袖的诚意，指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挽救共产党的灭亡，而不是真的希望抗日。虽然这场运动中的许多领导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但这肯定不是绝大部分加入正义的抵抗运动者的初衷。实际上是蒋介石本人如此明显地在把内战和抗战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坚持把“剿共”战争放在优先地位，甚至在面对日本确切的华北计划时，也造成了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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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邹韬奋与全国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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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全国民众的舆论。学生组织与知识界领袖，特别是像一直赞成抵抗的宋庆龄这样的左派人物共同合作。学生和知识分子一道打造了一场更广泛的全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抗日纲领和国共统一战线。赞成抵抗的全国救亡运动实际上从未消失过。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曾一再组织这类运动，得到了何香凝（廖仲恺遗孀）以及诸如鲁迅、茅盾和丁玲之类文学巨匠的支持。(17) 但直到1935年底，在拖延未决的华北危机引发民众支持抗战的浪潮之前，国民党的镇压成功地扼制了这场运动。学生运动的突然爆发，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后的新政策，创造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激发全国救亡运动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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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场新运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前《生活》和《新生》撰稿人的领导。它某种程度上是邹韬奋领导下的赞成抵抗的立场，这曾促进它的发行，使之成为当时读者最多的期刊。尽管邹于1933年7月被迫离开中国，《生活》也于同年12月被查封，但它的大多数读者支持杜重远主编的后继刊物《新生》。尽管因——或可能由于——该刊评论了日本天皇，南京对该刊进行了镇压并判杜入狱，但前《生活》一班人立场坚定地领导了这场救亡正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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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邹韬奋知道了杜被捕和《新生》停刊时，他尚在美国。他立即赶回中国，在1935年8月抵达上海。(18) 尽管邹的主要刊物被南京查封了，但他仍然有一个在上海生活书店中的行动基地。早些时候，这家企业曾是中国最成功的出版和发行企业之一。尽管如此，至1935年，政府的压制已削减了它的规模；但它仍然是《生活》一班人思想传播的一个渠道。在邹不在时，银行家兼作家章乃器曾是这家企业最活跃的领导者之一，他在1934年出版了一部400页的文集，其中许多文章是针对日本问题的。1935年1月，张仲实成为这家企业的经理。张曾在苏联受过教育，在公司活动中推行了一条更加强硬的左翼路线——一条同情邹最新倾向的路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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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当务之急是创办一家新的周刊。尽管有政府镇压的威胁，但他仍于1935年11月16日创办了《大众生活》。该刊的名称反映了邹这一方复杂的动机。“生活”一语说明了新刊物与以前刊物的一致。“大众”一词揭示了邹的思想更加强烈的“左”倾。他在海外旅行中，曾在苏联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并由衷地被苏联所感染。不论如何混杂，《大众生活》很快达到了它的前两份刊物的发行量。某些消息实际上证实，在它的高峰时，每期发行了将近20万份，这可能比以前的《生活》要多得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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