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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国夏季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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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休整，东北中共武装发展到46万人，主力25万。而国民党方面则情景堪忧。由于杜聿明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不合，孙非黄埔而被放为闲职，后发表为南京训练司令。[89]5月13日，林彪部重整旗鼓，同仇敌忾，渡过松花江，猛扑四平。5月19至20日，熊式辉（字天翼）飞北平，辗转南京，请蒋中正增兵、发弹、派飞机。由于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在在用兵，国民党军如今已无机动部队，蒋只有命令熊：“应就东北现有兵力，大胆转移，抽调集结，但守永吉、长春据点，沈阳及其附近要点，其他放弃亦所不惜，只须集结兵力，击破匪军，以求安定，不可贪占城市，分散力量，处处薄弱”。国民党军已取守势。5月23日，林彪部突入四平城内。国民党守军请求子弹，而沈阳弹药库存已明显不足，“存弹仅五个师之一基数”，正在运来的也只勉强够两个师使用，每天还要往四平城内空投30吨子弹。24日，是中共军队攻势最猛的一天，有苏联顾问指挥五六十门炮进行火力支援。5月30日，国民党军沈阳、长春援兵赶到，中共军队乃撤。国民党军则死亡1.7万余人。[90]30日下午，蒋介石亲往东北视察，叹道：“沈阳内部复杂，工作腐败，［熊］天翼威信绝无，［杜］光亭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然而即便如此，蒋并未有所行动，仍旧只是“令天翼负全责”。[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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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5月13日，华东陈毅已得高级情报员、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密报，得知国民党详细的兵力部署。[92]以华野5个主力纵队对中央突进到鲁中蒙阴坦埠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实施合围，该师遂向南退守孟良崮。孟良崮为石山，虽易守难攻，但食水和补给困难。整七十四师虽为国民党军中全美械的王牌之一，但重炮火力无法展开。中共以8倍的兵力（约24.8万人）采取车轮战肉搏，“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像潮水一般涌向敌人的阵地”；而国民党空投的粮食弹药却大都落在了对方的控制范围。激战持续约24小时，崮上崮下立成人间修罗场。以中共的胜利告终。整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信等1.3万余人阵亡，师正副参谋长等19676人被俘。[93]中共方面“付出代价较多”，但具体伤亡数目不详。[94]陈毅在战后总结说“必须要再来几次孟良崮式的战斗……要准备一个纵队伤亡五六千，伤亡一两千便沉不住气是不对的”，“打了二百万发子弹，可以少打些”。[95]由此可见中共代价之大。在山东，陈粟部以7万（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至20万（至1947年12月）人的伤亡牵制住了国民党军33个整编师的主力，使其无法北调，成为“全局关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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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为了“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向东北增援”，晋察冀聂荣臻所部于6月12日开始主动攻击沧州附近的青、沧县和保定以北的徐水、固城，威胁（天）津浦（口）、北（平）（辽）宁、（北）平绥（远）、（北）平保（定）铁路，包围石门（石家庄），并打通与山东陈、粟及晋冀鲁豫刘、邓之间的交通。[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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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共的大胆攻势，国民党各派于6月中下旬陈布雷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纷纷表示了对蒋中正外交政策的怀疑。邹鲁等强硬派指责政府“不恐日而恐苏，因恐苏亦恐共”。孙科等则主张撤出东北，以退为进，重新争取美援。孙说：“剿共最少必有两个把握之一，即美国助吾人剿共，苏联不助共匪扰乱；今可明确的认识，美国不助我内战，而苏联确切的助共叛国……所以如无美国助我们的把握，我们剿共绝无把握”。[98]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否一定要退出东北，则又是仁者见仁的问题。蒋为之所动，次日商讨于王世杰和张群，表示要从东北撤退，并以此告知美国方面，不料，却遭到王世杰的劝阻。王力主“死守东北，不可撤退。倘竟撤退，则非待世界三次大战，东北不能恢复。且东北沦于中共之手，关内亦决无和平”，甚至提出“我在东北部队一经撤退，亦未必能再作战，以加强关内军力”。须知东北部队几乎全是国民党军精锐，国民党政学系高层都持此种悲观看法，可见蒋中正的军力已然低落。王世杰并未提出进一步建议。张群也未有明确表示。最终蒋决定只就是否撤退一事向马歇尔征询意见而已。[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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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傍晚，蒋中正召见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他立即就东北的紧迫形势向马歇尔求援。司徒雷登随即致电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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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已经越来越强大。四平街的激战尤为惨烈。他预料该城的陷落就意味着将失去长春和吉林。他说，由于您在军队运送满洲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所给予的帮助，他深表感谢，并觉得现在的满洲形势应立即向您报告。他也寻求您对未来政策的建议。委员长曾犹豫告诉我形势危急，并希望能有所好转。他本人是在三天前才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两天就做出有关整个满洲的决定。失去上述城市，将会波及沈阳等等。与俄国人达成关于大连的谅解，已非可能。俄国人坚持派往那里的市政官员必须与已经建立的苏军指导下的共产党政权合作，并拒绝允许国军在那里登陆——所有这些都违背了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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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让中国人可以获得他们在那里的权益。共产党的人数和装备持续增多。他们的军队减员恢复起来很快。中国［政府军］人的损失则不能填补，而且装备不断减少。共产党的战术酷似俄国对付德国的方式。满洲失陷将会威胁华北，并危及全国。蒋希望能尽快向您报告所有情况，请我一旦得到您的答复就通知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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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回避了孙科建议中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暗示，并未告知马歇尔他打算放弃东北。因此，马歇尔的答复也并未有任何实质性意见，与其说是慰问，还不如说是继续责怪蒋当初没听其劝告。[101]美国这位国务卿业已放弃国民党。他在 6月底训令驻华使馆从速研究中共内部有无分裂的可能，着重分析四类关系，包括“（1）共军老部队与战时崛起的新部队之间，（2）中共党的干部与军队首长之间，（3）中共所谓民族主义派与‘共产国际’派之间，及（4）中共与同情者之间”，旨在寻找“能在苏联影响和控制下可能发生的摊牌中倾向于坚持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立场，或者像委员长1927年那样‘背叛革命’的中共领导人”。[102]就在马歇尔等待变化的时候，他也开始与使馆讨论有关疏散美国人的可能。[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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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作为对孙科警告美国建议的答复，蒋中正只是含混表示必须“自己有办法”，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孙科也未坚持，反要考试院长戴传贤（字季陶）表明意见，戴则东扯西拉“总理［孙文］军人精神教育明是非云云”，整个会议最后对于“讨伐”中共的总动员令亦不敢明朗指出“有苏联在后”而改用“较轻字样”。[104]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虽说是“全国总动员”，整个方案却只是攻击中共“自绝于国人”“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等空话，[105]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暴露了国民党较共产党在组织能力上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蒋因为担心莫斯科的反应，而并未敢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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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毛泽东于十天后撰《总动员与总崩溃》一文，则旗帜鲜明地批评美国。他列数美帝国主义的恶行：“蒋介石的每一次重要的反动，都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息息相关的。前年年底的内战……去年下半年的全面内战……今年上半年的驱逐中共代表和进占延安……最近的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下令总动员”等这一切都与美帝有关，最终归结为一句话：“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并不足以挽救蒋介石的崩溃”。[106]此时，中共已经获得了苏联“老大哥”的实质性援助，并于上半年在东北和山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月，毛泽东与辗转来到延安的李敦白主动谈起了他对美国政策的看法：“［美国记者］罗新吉（Larry Rossinger）说美国的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并认为他们可以控制世局……我不认为他们有这种信心。我认为他们缺乏自信”。[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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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总动员并无力触动共产党。毛泽东已经有实力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向南发展、进占大城市。5月20日，他命令东北局“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108]同时，毛命令刘伯承、邓小平南渡黄河。6月底，晋冀鲁豫4个纵队12.4万余人在鲁西南的东阿、濮县之间河宽水急处，组织当地农民赶造了120条大木船于午夜时分强渡天险。[109]7月23日，毛泽东正式命令他们进入大别山区，构成了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吸引陕北、山东的国民党军。他明确宣布“实行打出去的方针……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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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夏季战场上曾有一个短暂转机，但没有好好把握。在山东，欧震与黄百韬紧密靠拢，稳扎稳打，使陈毅、粟裕无可趁之机。粟胜而骄，“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于是连攻南麻（沂源）、临朐不下，伤亡及非战斗减员共2.6万余人，他做了检讨。[111]以致华东局不得不对胶东地区的老弱干部进行遣散，大约有近万人在苏联的协助下经海上交通线（烟台—大连）去了东北。[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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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胡宗南进一步“清剿”，致使彭德怀、习仲勋“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九十万”，灾民以洋芋叶子充饥；彭报告说“九十万人养九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113]这里一直是中共各路中最薄弱的环节。毛泽东遂将胡主力北引榆林，同时命令陕甘宁与晋绥两区合并精减人员，由延、榆之间的绥德供给两个月左右的军粮。[114]7月19日，太岳陈赓奉命赶到小河村，毛泽东令他迅速南渡黄河，先打潼洛，再出豫西，以“调动胡［宗南］军”。[115]29日，毛泽东以密电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116]胡宗南果然中计，没能一鼓拿下陕北，反而将主力4个半旅南撤，陕北之围自解。夏秋之间，由于晋绥陕甘宁统一，西北野战军的装备已获较大改善。[117]8月11-20日，彭德怀在两次攻榆林未果之后，改用张宗逊、王震所部6个旅伏击星夜来援的胡主力钟松部整三十六师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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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月间，毛泽东急电华东“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指示关内各军背水一战，“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118]此时，国民党正规军整编248个旅已被共产党消灭了近1/3。[119]毛泽东在榆林朱官寨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要“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并发给斯大林。[120]中共几乎全军进入“外线作战”。9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发动全面攻势，蒋中正急调华北3个师出关，晋察冀连带晋冀鲁豫中共军队压力骤减。[121]到了10月，整个战场形势变化，毛泽东电示各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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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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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将军自1946年春返美之后，因中共反对而未能继赫尔利之后如愿出任驻华大使，作战部重新任命其为第二军军长，驻守马里兰州的米德堡。直到1947年夏，马歇尔鉴于中国状况持续恶化，才又想起了这个天津时代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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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天，华盛顿的国会山气氛炽烈。以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布里吉斯（Styles Bridges）和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Judd）、佛瑞思（John Vorys）为代表的著名“援华集团”向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发出强大攻势。为了顶住这一压力，国务卿马歇尔不得不将把持远东事务长达三年的范宣德调去瑞士，由巴特沃斯（Walter Butterworth）接任，并考虑派遣身为陆军将领的魏德迈为总统特使赴华“调查情况并尽快返回报告”。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总体上熟悉中国事务，尤与重要官员相熟稔，亦甚为委员长所尊重”。[123]随后，魏德迈于7月9日获得总统签发的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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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立即前往中国对其现实及可能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做一评估。在你调查的过程中，保持与当地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的联系。当与负责的中国官员及领导人讨论时，你要表明此为一事实调查团，美国政府唯有在中国政府能够就中国复兴实施有效举措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助，而且任何援助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代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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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作评估的时候，最好不要预先怀有某种支持义务的情愫或者赞助那些与美国健全之对华政策不符的中国政府计划。在报告使团调查结果时，你应尽量简洁声明你估计所拟援助之性质、程度及可能的后果，以及不援助的后果。当使华结束后，你再去韩国短暂访问，尤其就韩国经济援助计划及该国总体政治经济状况作一评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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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魏德迈使团飞抵南京。很快，蒋中正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就为该使团缺乏礼数而触动。23日，蒋接见魏德迈，发现他竟“未带有杜鲁门信件”，暗地责备美国要么不守外交规则，要么不拿中国当国家看待。24日，蒋又说美国“直视中国非国，并视为劣等民族”，“不仅以中国与已亡之韩国并视”，而且远不如对待仇敌日本，甚至感慨道“美诚视余奴隶之不若矣，焉能使我有志国民不反美、仇美！”[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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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三周内，魏德迈先后访问上海、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抚顺、青岛、济南、台北、广州，其中以东北和台北观感最差，军队的腐败及“以征服者自居”让魏德迈触目惊心。8月19日，魏德迈返回南京，与蒋中正长谈6个半小时。结果双方彼此失望。蒋再次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与行动之矛盾及其不守信约之事实”，表示“此实为美国之耻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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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魏德迈于8月22日应蒋中正邀请发表演讲，他当着国民政府60余位高官及蒋本人的面，直言其军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无能。总体来说，魏德迈的讲话是中肯而坦诚的，并未发现有任何偏激或歧视的成分。整个讲话内容可以说是使团调查结果的浓缩，主要表达了对政府、军队与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意见。对于中共，魏德迈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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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第一年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除尽或至少减至最低限度是可能的……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能用武力击败。今日中国正遭受一种外来思想的侵略，而非强大军事力量的侵略。我以为唯一可以战胜这种思想的方法是以另一种更符合人民意志、获得人民支持的思想与之斗争。这就是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及经济上要肃清贪污无能，以求得平等公正，并保障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个人自由。简而言之，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通过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在我看来，这些改革的时效将决定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是屹立还是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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