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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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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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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春，国会选举顺利完成。制定宪法的问题，便提升至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了。斗争性极强的国民党议员，认定袁世凯是敌人，凡事与其对着干，政府说西，他们一定说东；政府说好，他们一定说不好；袁世凯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他们就要反过来，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坚定的政见，而是为反对而反对。今天一个弹劾案，明天要把国会搬离北京。国会屋檐下，无一日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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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争吵，让人怀疑国会是个无效率的清议场所。当年有人在《真相画报》上讽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伙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国会刚成立，《独立周报》创办人章士钊就提议，撇开国会，由各省都督推举代表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开支持，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陕西都督张凤翙、福建都督孙道仁等国民党地方大员齐声附和，以为这样可以掌握制宪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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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事实证明，破坏程序者，害人终害己。这时袁世凯正琢磨绕开国会的办法，国民党竟送礼上门。他当即顺水推舟，命令各省推举代表，快快入京。国民党人这才如梦初醒，不顾原先的主张，掉过头来痛斥袁世凯想剥夺国会的制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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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对制宪问题的政见。从他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担忧，他说：“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定，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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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有相同的担心，早在国会选举前，他便寄语国民党人：“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宋教仁在南京的讲话，对紧张对峙的气氛，颇有缓和作用。袁世凯遍视国民党营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人，便诚邀他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欣然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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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黄兴、唐绍仪、陈其美、邹鲁、王宠惠等国民党人聚集上海，准备共同起草一份政见书，由宋教仁呈送总统。邹鲁说：“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这与宋教仁的观点，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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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书内容大致为：第一，单一国制；第二，责任内阁制；第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其他国务员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第四，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以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学校、慈善公益事业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儿追述：“时国会议员多联袂来沪，先生（宋教仁）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复略加修改，拟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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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风微拂，对未来充满期待，准备把政见书亲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邹鲁先行到南京打点一切，准备迎接宋教仁。时值春分，阳在正东，阴在正西，正是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宋教仁和部分国会议员搭乘沪宁线夜车赴南京，转津浦线北上。晚上10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在车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际，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枪响，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宋教仁捂着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从指缝汩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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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趁着混乱，一溜烟逃去无踪。同行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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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凌晨在南京浦口车站，准备接宋教仁的车，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邹鲁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这像一个晴天霹雳，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极度忧郁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竞争，不树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这也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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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神志尚清，在病榻上，他嘱咐同志三事：一是把他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请同志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亲；三是要大家继续奋力进行。并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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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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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延至3月22日伤重不治，年仅32岁。据《申报》报道，宋教仁临终时，“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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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还在总统府里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凯，惊愕失色。据黄远庸记述袁世凯的反应：“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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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派了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三位议员去见袁世凯。据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记述，当议员们见到袁世凯时，“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表情恍惚也可以成为事先知情的证据，这种推理方式，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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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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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袁世凯），第二则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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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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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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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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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暗杀之罪恶》，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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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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