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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秀才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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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趁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咎责，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诿，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然而，检验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实际运作，可见其中存在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停留于计划的一纸空文，没有落到实处，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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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策应流于相机速发。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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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力，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92]，所定用兵方略悖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93]1900年6月5日，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94]。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95]。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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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97]，“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98]。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99]。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声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100]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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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觉任、陈士廉、刘桢麟等，而由王觉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批评其“不举行总会之实事”。他到檀香山两月余，“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101]梁启超连“港澳近日布置”亦“丝毫不能与闻”[102]，根本无法协同动作。为此，他建议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情况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103]。自己“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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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觉任母病归省后，徐勤接任总办，叶湘南、欧榘甲、罗伯雅、张棠荫、王颖初、韩文举、陈继俨、陈默庵、邝寿民、梁应骝（少闲）、何树龄等保皇会精英汇集澳门，人才济济。但直到5月下旬，梁启超还在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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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知新报》诸人有些过节，受到慢怠，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后来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但言不暇复信”。[106]甚至如何写信汇报情况，也要康有为反复指教：“不得轻率苟简，令吾无从揣测调度。”[107]而且“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108]。且不发各路军饷。康有为嘱购一幅地图，亦前后“五、六函追不得”[109]。急得他大骂徐勤：“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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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音信杳然。邱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词以对，“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倾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主帅竟毫无所知，令“各人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康有为气急败坏地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111]“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112]“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113]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觉任复出，总管内政，由叶湘南负责内事筹划、接复函电及综核理财，徐勤专办外交，应接志士，抚绥豪杰。可是局面仍无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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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力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文笔而拙于任事，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114]。徐勤、王觉任等抱病节哀，用功勤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麦孟华、罗普及澳门总局先后主持策划暗杀行刺，费时年余，或一筹莫展，或击而不中。尤其是缺乏统揽全局，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115]，“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116]；何廷光笃信扶乩算卦；王觉任、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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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启超“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117]，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认为他“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118]，未予批准。而且保皇会正副会长的用人意见不一，康有为、徐勤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119]。梁推崇徐勤，康有为又认为“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120]。康重用王觉任，可是不仅梁启超颇有微词，各同门也觉得其“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121]，难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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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无能，偏又个个自以为是，使得保皇会意见歧出，行动起来无所适从。梁启超催促容闳前往美洲协助借款，待其出发后，又函阻“以勿来为宜”[122]。澳门总局对康有为的指令也阳奉阴违。甚至对康有为本人的行动，众门生还纷纷指手画脚，“如径电勿来新坡，卓径电勿上香港”，则康只能“死于海中矣”。对于这种轻率随意地发号施令，康有为十分恼火，曾向徐勤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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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视吾行事，如学台看童生卷，随意批诘驳落。汝等稍自立，数人近皆如此。我一童生，而涂等无数学台吹毛求疵，吾一老童之卷，年老手颤，其必下第固矣。而无如汝数学台或仅阅破承，或但观起笔，不阅全卷，即已抹落。又汝等诸学台本不读书，侥幸放差，阅历极少，乃遂妄行。吾一童既落，而全棚之不卷哗罢试者几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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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124]，“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125]。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习。他指示总局健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126]，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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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梁启超对此早有不满，认为：“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既然同门之人才不能“扛起天下事”，则“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127]，“兼收并蓄，休休有容乃第一要着”[128]。主张以“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而批评“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129]尽管“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30]，他仍然坚持己见，“不敢因噎废食”，并反驳康有为“不同门多误事”的责难：“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131]可惜这一批评不为师友接受。他视梁炳光、唐才常为“吾党长城”，屡次函嘱澳门总局“与之和衷，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但二人均非万木草堂嫡系，总局并未切实接济。梁启超对刚、智二人“以百口保之”，认为“同门无及之者”。[132]徐勤却甚不满“子刚为人”[133]，令梁启超担忧“刚与澳人不水乳”[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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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虽然关注刚事，对长江流域却未予同等重视。保皇会海外筹款30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其中3万还是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1万。[135]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136]，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137]。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138]。直到6月，康有为还认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139]。方略中没有湘鄂的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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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明显带有畛域之见。康有为不肯北上，原因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定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大都为粤人。康有为明确指示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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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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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止各路诸侯趁乱生变的用意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明显可见。更有甚者，他自吹“我家将才极多”，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141]，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立即派归任用，认为他们忠信可靠，“且极可托，必不患其泄”。[142]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忠奸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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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43]。王觉任等行为慎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觉任、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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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45]，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廷光。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46]。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廷光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47]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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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贪图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48]，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49]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50]。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难塞”。[151]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52]。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53]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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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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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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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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