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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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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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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汤志钧先生据井上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4]至于与会人数，7月29日第二次会议孙宝瑄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会议则孙记为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等地继续发展成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5]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瑄、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赵从蕃、文廷式、陈三立（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沈士孙（江西）、李学孝（不详）。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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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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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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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非意指光绪。寿富受业于张佩纶、张之洞，“治经不局汉宋，惟是之程，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8]，曾与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知耻学会，主张变法，令天下维新人士刮目相看。[9]政变后他与张謇谈，告以“康、梁盖我政府尊奉而保护之也”，张以为“甚当”。[10]庚子联军陷京，拒降自缢。梁启超称：“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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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为杭州八旗驻防的金梁（字息侯）与国会确有直接关系。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将他列入该会文事会员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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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己亥期间，与唐才常在沪相识，意气尚洽。戊戌政变后秋祀孔子，约同人会祭于杭州。是日先到者为唐才常、沈荩，自沪来会，密议结合会党，起义救国。息侯为介绍青帮首领张啸林，是为联络青红帮哥老会之始。初以孙中山先生力持排满，不能明合。及容闳博士自美国回沪筹商，主张团结力量，绸缪国是，而孙、唐合作之议始定，盖合君宪、革命及哥老会青红帮而为一也。自立会将起义，唐本约息侯同赴武汉，赞政事，旋以他故，请息侯留守上海，帮同照顾后方事务，得免于祸。……以余所知，满人有意勤王，亦不反对革命，除息侯外，实不多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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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与史实大体相符。章氏特意提出寿富、金梁，要求与会员歃血为盟，“如有引蒙满人入会者，同会共击之”，以断绝各种借口托词，似有实事，而非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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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在所撰《瓜圃述异》中，记述了他与章炳麟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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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少以排满名，而与余一见如故交，往来无忤。《苏报》陈君父女及张伯纯、吴彦复等，皆其介见。尝偕访宋燕生恕，宋素谨密，见而骇曰：“二君何可同游耶？”亟托词引余出，品茗市楼，切劝至夜午不止，垂涕而道：“盖虑二人争意见，终恐不免一伤也。”余笑谢之。未几日，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于是众皆戏称余为满洲圣人。而二人交往如常。忆一日，偕访唐佛尘才常，未遇……。及党祸既作，太炎返里，不敢宁于家，寓凤林寺。吾营少年，共约邀击之。余闻讯，急驰往，强众散归。太炎始终未知也。[13]此说可与上述推测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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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底唐才常函告康有为，言及金梁在戊戌政变后的态度表现，作为南方舆论普遍主张尊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而彼元奸巨憝之不敢遽动于恶，以撄天下之怒”的力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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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名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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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章炳麟《訄书》刊行，“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15]。章氏的意见未被接纳，国会要人又主张大合而反对排满，金梁直接间接参与其事，亦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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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领导层托日本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到南京联络同人，扩展组织，经过一番活动，俞明震（浙江）、刘世珩（安徽）、易顺鼎（湖南）、傅苕生（江宁）、顾云（江苏）、薛华培（四川）等人表示赞同附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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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京的响应者外，国会会员主要分为四部分，其一，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包括张通典、狄平、沈荩、唐才质、龙泽厚等；其二，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派，有汪立元、汪有龄、丘震、孙宝瑄、宋恕、夏曾佑、胡惟志，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旅沪人士沈士孙、孙多森、孙多鑫等；其三，因义和团事件由京津等地避乱南来者，如严复、王修植、伍光建、陈锦涛、方城、蒋新皆、温宗尧、赵从蕃等；其四，其他新学名士，如容闳、郑观应、文廷式、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等。后两类虽各有政见，却较少派系意识，周旋于康、梁派与江浙派之间。可以说，弄清康、梁派与江浙派的关系，是把握国会内部派系组合的关键，也是探讨分析国会宗旨主张与实际活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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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领导层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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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江浙派在国会中占有明显优势。国会两次集会，第一次叶瀚任主席，第二次确定干部，属于这一派的有书记叶瀚、丘震，干事汪康年、沈士孙、汪立元、胡惟志、孙宝瑄，另外干事郑观应、会计孙多森与该派关系密切，副会长严复和干事丁惠康、吴保初较为中立。赵从蕃的组织活动与唐派联系较多，但观点与汪派一致。只有会长容闳偏袒唐才常。与正气会时期相比，唐才常派的地位明显下降。原来唐才常任正气会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加上张通典、狄平，虽无地利之便，势力却略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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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人物相比，各有所长。1900年4月17日，严复曾致函章炳麟，对沪上新学名士逐一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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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自所见者言之，则好学竺义，用情恳恻，吾敬张鞠生（元济）；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湛厚质重，可与主权，吾推张伯纯（通典）；黾勉事功，蔚为时栋，吾爱唐后丞；左矩右规，好善（）固，吾服丁叔雅；深躬尔雅，自振风规，吾见吴彦复；渊种埋照，种德俊时，吾敬沈小宜；慕道乐善，能自得师，吾推胡仲巽；天资开明，乐游胜己，吾望狄楚青（平）；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18]张通典、狄平等未能进入国会的领导中枢，当是所属派系影响削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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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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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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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两派的分合消长，始于正气会。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与中国议会的联系及区别，长期语焉不详。早在1901年4月23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已谈及此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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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至难处之事，乃上之人不能分新党之派别，以自立会混之国会，又以爱国会混之自立会，转展相牵，葛藤何已。然亦何怪其然，立会之地同，入会之人亦半同，何怪不并为一谈也。此宜作文一篇，表明新党有若干派，各派之政策若何，则界限明矣。窃意此时是政党萌芽之时，故泾渭未分，将来必各各分别不自讳，如东西各国之政党者也。[19]1984年胡珠生先生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利用宋恕日记信函等资料，力证《正气会序》为丁惠康所撰，强调丁惠康、汪康年在创立正气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汪康年、唐才常两派的分歧和影响。[20]但在匡正张难先、冯自由等人记载之误的同时，忽略了其他文献，过分侧重于从宋、丁相交的角度立论，完全否认唐才常的地位作用，不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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