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20475
第三节 内外关系
1706820476
1706820477
保皇会的港澳总局要想立足稳固，有效运作，必须处理好各种内外关系。对内主要是与总会长康有为以及各埠分会，尤其是横滨总公司所的关系，对外则有与港英当局、与港澳地区的孙党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关系。
1706820478
1706820479
保皇会成立后，很快在美洲、日本、南洋等地开创为数甚多的分会。[69]按照保皇会章程的规定，各分会要互相通信通识，互寄照片，“于总会当每月通信”；入会者所交会款，除应留为本地会所办事之费外，须“寄还总会，以办救君国之事”。[70]然而，总会长康有为远避于新加坡，虽然身边有梁铁君、汤叡、董津、李棠等人帮助[71]，毕竟无力发挥指挥中枢的作用。港澳总局的设立，实际上成为保皇会的执行机构，康有为是通过港澳总局来领导指挥整个保皇会，尤其是该会所从事的勤王大业。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以横滨《清议报》为总公司所，与澳门《知新报》同样具有收集各地捐款的职能，令两地组织机构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1706820480
1706820481
1899年，梁启超即因汇款等事，与港澳总局诸人有些过节。他后来检讨道：“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表示要“痛自改悔”。[72]但双方依然心存芥蒂，港澳总局对于梁启超的多封来函不理不睬，令梁大为不满，疑心港澳总局办事诸人挟嫌报复，为此不断向康有为告状，希望调整人事。他对康有为说反话:
1706820482
1706820483
或者镜、介以弟子为不足与言，故置之不议不论。然总裁之人万不可如是。虽不以其人为然，亦当因其来而应之。弟子去年曾有疏慢之愆，愧对镜等，然镜等今日之于弟子，断非有报复之心也。非轻弟子而不屑，即事忙而不记耳，然两者皆不可也。
1706820484
1706820485
对于康有为极为信任的王觉任、陈士廉等人，梁启超认为:
1706820486
1706820487
二君之为人，密则密矣，然密之过甚，有时转若拒人于千里之外，大不可也。弟子非因其不复书而有憾于二君，特因其所居地位太重要，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望先生采择而转告之。[73]
1706820488
1706820489
在梁启超的道歉和康有为的调解下，双方关系似乎一度有所缓和。5月19日，梁启超函告日本的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普等人：“澳人于东中猜嫌，似亦已消泯。似此必当全盘筹画，若果关系大局吃紧之事，澳人谅必不分畛域。”[74]可惜此言为时尚早，一周后，梁启超致函罗普，仍然抱怨澳人不与之通信，以至不得不于6月17日再度向港澳总局道歉：“弟前累函，多冒犯之语，诚未免管蠡偏见，能责善朋友之道，想诸公必不见嗔。”[75]
1706820490
1706820491
港澳总局虽然掌握机要，保皇会“大事仍由南佛主断”[76]。6月，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人改变前此散款招人的做法，“专留款办械”，让徐勤与叶湘南熟商，但又担心办事人有异议，所以特别附言道：“吾已定意，姑令议之。然恐各人不知情形，徒生事也。”[77]
1706820492
1706820493
然而，尽管康有为掌握最后决定权，却必须通过港澳总局才能了解全盘情况，否则无法决策。恰好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保皇会上下沟通不畅，导致整个组织指挥不灵，行动不力。对于王觉任和徐勤掌局，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感觉刚好相反，梁启超对于王觉任等人主持下的港澳总局极少复函大为不满，康有为却指责徐勤道：“镜如昔任事，每水必有极详情形报我，汝乃绝无，真可怪也！”[78]对于康有为的来函，徐勤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或者虽有复信，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如丘逢甲归后，康有为的十七封来函徐勤“皆不复，即论待版筑诸议，汝一字不提，论广西诸议亦一字不提，但云不能复书”[79]。
1706820494
1706820495
对此，康有为一方面指示港澳总局健全机制，明确分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导徐勤等人做事方法:
1706820496
1706820497
汝任大事，但识一劳而已，乃至近来无书与我。我发交各件不复，汝若疾，亦应令湘南复我，安有此理！我虽不能遥制，亦当令我知之，或者愚者千虑，足为小补。我受天下之责望，其有失误，皆我之咎罪，人亦责我，而不责汝等。……汝不来报，令我不知各事，又不知西省情形，无从指挥，即如前数亦然。若曾来报，则它言固不能行，而一切截止，东牵西补，或调回上海之款，或请岛略添汇，亦可早成羽异军。徒以汝不报，我不知，至令束手，亦由不报之故。
1706820498
1706820499
他肯定徐勤精忠自律，不畏劳苦艰难，而批评其“性直躁，不能优柔而深思，一见人事即批驳，而不思中间之有故。又隘不容物，好言人失，言语太轻，不识人情，满肚子但是圣贤高义，而不知以人待人，皆与办事相反”。[80]告诫徐勤自己应注意劳逸相济，对人则“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各办事人小费及家用皆当体贴及之”[81]。
1706820500
1706820501
可是，港澳总局似乎并无改善，“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忠、雅）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令康有为“如处幽室”，令新加坡热心志士“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盛怒之下，康有为对港澳总局严词训斥，几近咆哮:
1706820502
1706820503
安有天下大事而若此乎？中国之大，吾受天下人之责，而乃在梦中，听汝诸狂儿骄子舞弄，不理不恤，有此理乎？令人气塞！似此性情才调而任大事，有倾亡而已。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以此大事，托于骄子之手，此吾之谬而已。[82]
1706820504
1706820505
表面看来，徐勤等人不复信不报告只是运作问题。四五月间，康有为派梁炳光回粤办事，命港澳总局接应。[83]梁到香港后，徐勤等来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既无存款数目报告，且并不函言此事，真乃奇绝。是我之权，竟不能行于诸子，电可不复，信可不复，数目可不报，徒令我焦急彷徨，坐哭大局，真可顿足切齿。当办大事之际，岂可令我日日相责”[84]。
1706820506
1706820507
徐勤等人的本意，是“撙节以专济羽异”，“专凑翼正饷，故不能分拨”[85]，所以各路人马均不支款。这与康有为的计划并不矛盾。由于情报不通，致使保皇会内部上下隔阂，互相猜忌。康有为甚至因此而怪罪梁启超，指责徐勤等人“与卓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如前年属汝来坡，而汝必还滨之类，久而久之，纵成习气，违命不为不恭，专谬不为不敬，将来流弊，安知纪极。自政变后，汝等渐多此举动，实不可解也。若果再不改，吾不敢托。……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道者如是乎！违命专横既久，自忘其不可矣”[86]。他指示港澳总局:
1706820508
1706820509
任谬甚，至今尚不汇款来，一切大事之误，皆由之。菽颇有过言，可由刚、雪、湘、智四人合名电追，切要。[87]
1706820510
1706820511
梁启超是否存心敷衍，不无可疑。他自称在檀香山筹款，因当地华人经白贼劫火之后，损伤500余万，元气大耗，美洲华人又多工人而少巨商，“虽竭其力不能多有所助”，计划筹集10万，到3月下旬不过4万，而且尚未收款，须两三个月才能陆续收齐。直到6月中旬，梁启超筹款不过八九万，除以2万为本试图借贷大款外，余款已寄港澳14000，寄日本16000，还准备再寄日本14000。[88]不过，梁启超确实怀疑过港澳总局将美洲筹款挪作他用，如助《知新报》、开书局、办学堂等，而不用于勤王大业，将来无以谢天下之望，向华侨交代。[89]
1706820512
1706820513
戊戌政变后，康门部分弟子情绪激昂，在宗旨、手段上与康有为渐生歧异，其思想的若即若离导致行动上的明显不合拍。康有为所担心的，正是保皇会内部分崩离析。其时徐勤与梁启超等江岛结义者之间，虽有宗旨分歧，关系尚好。其对康有为的态度，很可能并不只是运作不畅那般简单，至少有独断专行、自行其是之嫌。这样无形中加深了保皇会内部的裂痕。
1706820514
1706820515
实施军事行动的重要条件是保障武器装备，保皇会依靠内地诸豪，而“诸豪所缺者饷械也，而械为尤甚”。如何购械及运械，成为继筹款聚人之后的头等大事。梁启超主动提出：“如无购路，则弟在外可设法。”[90]所以保皇会购械，目标开始放在外洋，主要是日本。5月25日，梁启超致函罗普，言及“日本旧枪之事，诚一大机会，必当谋之，兄所得者，必陆续汇来，充此事之用。惟转入内地，其势不能不有借于澳中人，而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从何处商量起？兄屡有书问澳人以此事之准备，而始终不得一字之复（澳中惟孝实有两书来，而实自言不能与闻此事，故不能答我也），真令人急死恼死”。并要后者待款到后与柏原文太郎接洽。[91]
1706820516
1706820517
6月，康有为决定全力向西，并说服邱菽园将本来用于“开办闽生意”的5万全数拨来，“专做西生意”。鉴于“西栈向来之败，皆由无货或货少之故”，康、邱商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故此五万全汇日本，不汇澳矣。应运货事可由湘等函驰柏、孝、孺等等，妥速筹办，以济西栈。”日本旧械的货价，“上者四十，次者廿五，今拟购其次者”。计划以邱菽园的5万加上檀香山的7万，共12万元购5千支枪，装备正军，则可横行无阻。不过康有为也担心，“一、购之易泄；二、运之甚难；三、码头何处；四、内地如何作转。此运之难，有一败则我成孤注矣”[92]。
1706820518
1706820519
其实，港澳历来就是两广秘密社会走私武器的重要来源，据报，到1900年3月，“由澳门前后运入内地快枪二万六千，另弹药战具，澳督借筹捐项，各处盗匪、会匪皆得利器”[93]。运送法之一，“向澳门或香港之坞司，赠以贿赂，由德意志之某会社密输入兵器于澳门或香港，进则利用广东河，以密送之梧州”[94]。保皇会联络勤王的“品版”，即精于运械，康有为还告诉徐勤等人与之合谋，以求运械妙法。[95]
1706820520
1706820521
不久，因清廷与英国公开交战，康有为让徐勤等人“可放手办事，若与英官商明在港购械练兵，或皆可矣。如此则免购东货之艰远，尤可刻日成军”[96]。由于形势突然朝着有利于保皇会勤王的方向发展，令康有为大喜过望，他指示诸弟子:
1706820522
1706820523
不敢望京乱而乱矣，不敢望中外失和而失和矣，不敢望十八行而十八行矣，不敢望立得五万而立得矣，不敢望港澳购货而可购矣，不敢望诸将咸在东而咸在矣。凡此六者皆天与也，非常之遇也。惟诸子无违天，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惟诸子无受咎。[97]
[
上一页 ]
[ :1.70682047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