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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中日败战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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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仅单纯地对比中日两国军界、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尚有一层不对称关系，即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对日本则是对外扩张的胜利开端。按理，我国学人更该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才对。反之，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类似刻骨铭心的事件当推二战。故而，与其将中日两国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做对比，倒不如将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和日本研究太平洋战争的成果相对比，在败战研究这个尺度上看两国的反思角度和反思力度，反而更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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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日本研究界而言，甲午战争颇有鸡肋之感。因为，从胜利的角度讲，讲甲午不如讲日俄——毕竟后者是抗击欧洲列强的胜利，且可与日后之美俄对抗相呼应，增强日本在抗俄阵营中的地位。如言失败，则研究甲午远不如研究二战更让日本军、学两界感兴趣——毕竟太平洋战争真正把日本打痛了，对日本来讲这是刻骨铭心的经历，一定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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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军政精英中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以及为什么打成今天这一步？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陆海军为了掩饰战争暴行，同时开始大规模地焚毁文件。但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日本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开始想尽办法保存资料，其目的是有朝一日通过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来真正超越这场战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不再失败。一些政治、外交系统的官员也随之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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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批前日本军政精英企图从实战角度反思二战，立即引起美苏等战胜国的警觉。在两强的强力干涉下，相关研究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扶植日本充当远东战略防波堤，对日本的战史研究禁令才得到松绑，目的就是让日本不要自废武功。美国放松管制之后，日本军政精英立即毫不犹豫地尽量利用此种空间，有组织、有计划、有体系地持续研究。这个研究计划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著名的102卷本《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俗称公刊战史）。[7]为了编写这套书，光是筹划组织，就用了35年。直接编撰的时间为20年。从第一卷出版（1966年）到最后一卷刊行（1980年），历时15年。内容涉及各战场、各层次、各时段。这就是日本的败战反思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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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部书毕竟还是属于官修史书性质的“公刊”战史，参与编修者都有二战经历。优点是切肤之痛在身，自然不敢不深入研究。但利害关系也在身，难免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很多民间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这套书是颇有微词的。但相关研究者绝不限于批判，而是要建设性地填补空白，直陈得失。故而，日本民间的相关研究更不容忽视。相关类书、套书，不出版则已，出版便动辄数百卷规模。如“历史群像”的太平洋战史丛书、PHP智库的战史文库、朝日社的航空战史书系、光人社的NF文库，都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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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甲午战争对中国同样有断股裂颈之痛，但我们的研究却显然远未达到类似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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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日双方的败战反思，又是日本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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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战争史该如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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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终究只是胜于中国，如果立足世界战争史研究的水准看中日，就会发现，中国的相关研究固然非常不足，日本的研究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其中关键就在于研究战争史之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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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之推陈出新，无外乎两大关键：一为新史料之发掘，一为新方法之使用。战争史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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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史料而言，中日两国遗存史料均可谓汗牛充栋，业已整理者可谓九牛一毛，都还有极大的发掘空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之多寡对历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不能正确使用，则史料虽多亦无用。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用，正是一个道理。这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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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名家唐德刚先生在论及甲午战争时，曾说过如下一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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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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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极具哲理，但放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却又极具误导性。盖如“空谈”，则无论是战前之政，还是政后之战，都是小儿科。如认真研究，二者正不可偏废。从本末关系上讲，确实是政治统摄军事，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浸淫过久，习惯于技术变革缓慢、科学性低、艺术性高的传统战争，所以多侧重战前之政的分析，而忽略政后之战的研究（唐德刚先生念兹在兹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下写成的史书[9]）。影响所及，自甲午败战120年来，各种盘外分析铺天盖地，盘内的检讨却少如凤毛麟角，不能不说是潜意识里受了传统战争观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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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很像医学，也是高度技术专业化、理性化的行业，且二者都无法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医学注重临床案例之记录、研究，战争则注重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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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类似的是，假如一个人生了病，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医生——无论是中医、西医，其为医则当为一。就算医生全是庸医，我们要谋求的也首先应是想尽方法提升医生、医院和相应教育机构之能力，而绝不应是因为对医生失望，就转而迷信神汉、巫婆乃至邪教领袖。这本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岂料在中国战争史研究领域，却长期遭到了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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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当然可以随意选取视角进行研究、解读。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更不能替代一个最基础的事实：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因而，其研究首先应符合战争研究之内在理数和专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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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孙子所言，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如不能从实战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则一切研究、解读都是空谈。如果一个国家的战争研究也堕化为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甚至变成一种说书式的调侃、演义或文学化的抒情、叹咏，则只能说明，一种比清谈误国更恶劣的风气已经开始蔓延。笔者认为，战争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如下四根支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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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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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早已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延续。[10]故而，从目的上讲，战争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具体到像甲午战争这样的外战，则可视为国际政治问题的延伸。所以，研究战争史必需具备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知识基础。研究像甲午战争这样外战性质的战争史，尤其应具备国际政治学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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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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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程上讲，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对抗。故而，研究战争史应具备的第二个专业基础即军事学。如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地理学、国防经济学、武器装备学、后勤学、军制学、军法学、军事技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等，皆为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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