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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以史为鉴”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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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感非常强的国度。对此，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有争议。但若问这“历史感”的实质何在？就不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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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中国人的历史感，首先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而要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又要先明白：何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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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只要是过去所存在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历史。但事实上，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全部记录下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于这些逝去的存在，被记录、保留下来的内容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人们实际掌握、可知的又只是更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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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真实历史中，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历史的绝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永远也不可能用我们拥有的手段使之再现出来。在地球表面上生活过的亿万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实际上只有几百万人的某些情况留下了记载。如果我们把这几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一小时内所意识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那就需要写成很多卷书册。即使有那样一部详细的记录，它也还够不上一部失传的百科全书中保存下来的一个小小的逗点。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我们能够知道的一鳞半爪，而且意味着要掌握全部历史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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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史学家菲格莱（James Fairgrieve）已清晰地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将一切过往的事物悉数记载，实为不可能之事。就算可能，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的。所以撰写历史首先必须学会选择，并在选择中去芜存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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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一个人、一个学派、一个组织，在撰写历史的时候，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取舍问题。虽然具体的取舍选择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基本准则：去芜存精。中国传统史学所注重的价值，即在于从治理者的角度，对现实世界的治理殷鉴进行归纳总结，从而达到“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效果。此即《资治通鉴》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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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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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质是一种大事史学、治理史学。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战争研究自然应成为相关史家关注的重点。曾国藩用作者知兵还是不知兵来判断史家水平高下，[22]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所在。刘知几在《史通》中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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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要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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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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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二十四史传统的《史记》和《汉书》，同样不出此种大事史学和治理史学的范畴，所不同者在于：《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虽然时间跨度极大，其关注的核心恰恰是历史中最大的常量：人性。《汉书》断代为史，时间跨度相对较为有限，但其著述的核心恰恰在于历史的各种变量：律历、礼乐、刑法、食货……故而，笔者认为，《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传”，《汉书》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志”。也可以说，《史记》侧重的是从不变之人性中看治理之道的时代之变，《汉书》则更倾向于在各种变量中叩问治理之道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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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即在于，立足真实的人性，在此世之因革损益中明穷变通久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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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支持中华文明屹立东方数千年的，就是这种高屋建瓴、经世致用的历史感。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能形成较优于同僚的外交能力，很大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他非常喜欢读《左传》，[24]所以能从中看出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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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李鸿章等注重以史为鉴的精英，难以超越甲午败局呢？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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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史学虽强调穷变通久，无奈受现实的局限，始终没有跳出农业文明的格局和体验之外，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治理观、战争观，都打上了浓厚的农业化烙印。一旦人类文明走出农业时代，中国的历史感就不免出现错位危机了。相反，在欧美世界，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实践激发了新的思想，形成了全新的现代学术体系，反过来又助推、校正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中国用史学承载的致用之学，在现代世界中早已被更多样、更全面立体的学说体系彻底超越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缘学说的突飞猛进，战略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自立门户，最强有力地证明了前述事实。中国精英再沉溺在传统史学的单一视野中，想“以史为鉴”，反而是但知过往数千年书，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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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这个时代巨变中，中国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立足传统史学的精神，对接现代致用之学的新方法。其深层原因即在于，文化转型必须立足本土文化特质之上，这样才能形成破坏性最低、效率最高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兼顾传统的保全和新文明的有机引入。日本用武士文化和战国意识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前述效果。中国以一帮科举出身的八股文人去安内攘外，还死抱着天朝上国的不合时宜，就不免文不对题了。要想对题，就必须立足传统史学，对接现代致用之学。即便中国传统史学在形式上消失了，但其精神实质却“薪尽火传”地在更多学科中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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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晚清要做到这一点，恰恰非常之难。因为自南宋以降，传统史学本身已在八股取士、道德主义横行的世界中不断衰颓。这一问题直到民初仍非常严重，且与日本同行间之差距越来越大，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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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樸、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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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晚清时代，像李鸿章这样能从《左传》中领悟多元竞争的精英已少之又少，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清廷在甲午之前用传统史学对接现代致用之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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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败战之后，表面上看是中国又一次获得痛定思痛的转型机会，实则相反，面对东洋邻国居然也能战胜大清的事实，中国精英最后的自信心也荡然无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居然纷纷或断言中国没有历史，或讥讽中国传统史书是武人互斫之书、帝王家谱之学，急于用所谓的国民之史学替代传统之史学，从而助推以国民之国取代君主之国的政治运动。[26]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多个基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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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世界的互斫较之中国更甚。 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是大事史学、治理史学，而绝非帝王家谱之学。 国民之国不是伊甸园，也需要治理之学。 国民之国不是隐士之国，也要面对国际格局中激烈的多元竞争。 国民史学与大事史学并不矛盾，更不能取代大事史学。 不过梁启超至少明白了一点：在新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史学的概念。也可以说，梁启超在史学领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假如问题能够被严肃对待，被深入持续地检讨，国人最后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的异同，并进而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与各种现代经世之学的异同。取舍之间，就可以划出中国新史学和新经世致用之学的各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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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激进思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国人看重的恰恰不是思维模式和方法论，而只是断章取义的语录式教条和口号式结论。结果，在“什么是历史”远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其后之学人又急不可耐地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如何研究历史”上，接着又迅速转移到“怎样解释历史”上。[27]在这样一个薄冰之上的三级跳之后，传统史学被弃如敝屣，西方史学和致用之学的精髓又没学到，中国史学界就不免大半沉入冰面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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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受后现代理论和网络文明的误导，更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之小事史学空前泛滥，严肃深刻的大事史学极度稀缺。战略学、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尤其问题重重。中国人的历史感，也就不免沦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惯性口头禅，敏锐的神髓早就风化瓦解在近代史的转型失败中了。所谓“以史为鉴”也就不免日趋变成一个僵尸般的空洞概念，言之愈多，愈见其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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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环境中，作为国之大事的战争，又怎么可能被研究透彻呢？流风所及，有“以史料为史学”者，更有脱离史实一味阐释者；有以战争为猎奇自娱者，更不乏以战争当消遣故事以求娱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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