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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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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二十年来的变化：在中国认识朝鲜燕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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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最早注意到朝鲜史料，最初并不是为了研究东亚诸国的历史与文化，而主要是为了补足中国史料的不足。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在瑞士的苏黎士（Zurich）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发表一篇题为《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的英文论文(3)，曾提到当时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新史料，这里既包括后来被称作“四大发现”的甲骨卜辞、敦煌卷子、居延汉简、明清大内档案，也包括“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可是在中国，除了1934—1936年间的金毓黻在编辑《辽海丛书》时，注意到柳得恭《滦阳录》、《燕台再游录》、朝鲜世子《沈馆录》、宣若海《沈阳日记》中的东北史料(4)，后来吴晗曾经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有关明清中国的珍贵史料之外(5)，很长时间里，人们较多注意到朝鲜文献的，只是极少量，主要集中在崔溥《漂海录》、朴趾源《热河日记》等，更多有关明清中国的大量朝鲜文献，包括朝鲜文人的文集，以及大量的汉文燕行文献，并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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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这一改变有两方面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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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由于中韩交往的越来越多，文献资料取的得大大方便。其中，两种数量庞大的《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和丰富的“朝鲜燕行使行文献”（包括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所编的《燕行录选集》、《燕行录选集补遗》，和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正编一百卷与续编五十卷）在韩国的出版，加上中国方面，如近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延边大学、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学者都开始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整理，特别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燕行录，以及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现在已经出版了明代部分），这引起中国学界三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兴趣，即（一）研究“域外汉籍”的文献学家，（二）研究明清中国社会、思想与历史的历史学者，以及（三）研究中韩或东亚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们普遍对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产生了兴趣，因为对中国学界来说，这都是很新鲜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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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于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研究观念的变化，在新的学术潮流刺激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意识、区域文化认同、东亚互相观看、想象与历史记忆等新问题。所谓“历史方法与观念”的变化，特别表现在对于“中国”认识的角度、立场和视野，逐渐走出了传统帝国时代“以中国解释中国”和近代西力东渐以来“以西方看中国”的阶段，逐渐开始提倡“从多面镜子看中国”，即“从周边看中国”。而这些燕行文献就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提供了相当生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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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从不被关注到逐渐被关注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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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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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个方面：朝鲜燕行文献研究的初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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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逐渐受到关注后，中国学者对于朝鲜燕行文献的研究，就逐渐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下面我想分三点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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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渐渐出现了相当有深度的有关燕行录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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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朝鲜燕行文献很早有人研究，除了韩国之外，在台湾和日本也不断编有一些丛书(7)，撰有一些目录(8)。不过，无论是作为资料的丛书，还是作为钩玄提要的目录，其中都有不少问题(9)。如果说，二十年以前中国学界对韩国燕行文献的了解，多数还仅限于《热河日记》和《漂海录》，也缺乏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那么，如今的中国学界，不仅相当多的大学、研究机构都购置了林基中所编的《燕行录全集》100册，国内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种与燕行文献有关的历史资料选编与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一辑）(10)，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对包括燕行文献在内的朝鲜汉文文献也进行了广泛收集和深入研究。特别是，2011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亚洲学术院合作，出版了在版本、题解、年表方面相当仔细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因此在这些基础上，关于燕行录，出现了一些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研究的论文。举两个例子，如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证》(11)，在夫马进教授考证基础上，对林基中所编《全集》的错误，作了数十处考订更正；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则以具体例证，讨论了燕行录文献的范围、数量，以及在使用和整理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方法(12)，这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在文献的掌握与考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汉文阅读的熟稔，这种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将可以指望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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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利用燕行文献进行中国历史研究，在近二十年中领域被拓展得更加广泛。最早是在1999年，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陈尚胜教授与他的学生，针对燕行文献进行了研读，出版了《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与燕行录初探》，这是中国大陆较早进行的燕行文献研究。这部著作的意义是，第一，对李朝时期（中国的明清时代）朝天录和燕行录进行了基本的叙述，使人们大体了解了这些文献的轮廓；第二，结合中国的文献资料，讨论明清时期中国的种种事件、人物和现象；第三，从朝鲜对中国的认识角度，考察这些文献的思想史价值，奠定了相互文化认识这一研究视角。这一以“中国”为研究中心，运用燕行文献的研究趋向，经过邱瑞中、孙卫国、杨雨蕾、徐东日等等学者的努力，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开拓了相当广泛的领域(13)。还有不少年轻博士生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近十年中写出了不少有关的博士论文(14)。特别是，2010年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的《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表明对于燕行文献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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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归纳过这些文献对于中国明清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概括地说，一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文献中被“删减”或“淡化”的历史；二是它可以补充很多丰富的历史细节，给我们提供很多富有现场感的资料；三是可以提供很多明清思想与文化的新资料，改变中国学者习惯性的“后见之明”；四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呈现，中国的邻居们的眼睛里，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观察、想象和猜测当时处在巨大变化中的明清帝国，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观感有什么变化。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学者近年来已经有了不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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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认同”、“民族”、“疆域”等现代问题的研究，促进了对这些燕行文献的关注。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否就已经足够？”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涉及了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技术和方法，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却是一个如何“理解”或者“诠释”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虽然在道理上，人们都知道没有“他者”，就无法了解“自我”，但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执偏见，也能跳出“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通过周边丰富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留存在韩国、日本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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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近年来关于“东亚”、“认同”、“疆域”等等话题的升温，一些新问题被提出来：究竟“东亚”（或者东北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就像欧洲一样）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体？或者说，要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的空间，是否需要检讨和反省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否至今文化还那么接近，就像汉唐时代所谓“汉字文化圈”一样？现在或者未来，真的可以由东亚文化共同体，彼此可以互相在文化上认同吗？这些学术界和思想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韩国、日本历史的重新思考。为了回应现在流行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思想界的这一话题，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个被叫作“东亚”的研究领域，但研究“东亚”，就必然要去看中国之外的各种文献资料。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方法和观念的变化中，朝鲜燕行文献在中国学界，开始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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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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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不足而后有得：问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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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讨论一下，现在中国大陆学界关于燕行文献研究的问题在哪里？毫无疑问，中国学者的一个长处，是阅读汉文燕行文献没有语言障碍，也可以充分搜寻中国文献加以考证和对照。但是，中国学者也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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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更深入了解李朝朝鲜，甚至需要更深入了解明清、朝鲜、日本构成的东亚复杂的历史、制度与文化，将燕行文献放置在当时的语境中，理解燕行使臣即记录者的心情与思想。但目前中国燕行文献研究者，对于东亚史或李朝朝鲜史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燕行文献呈现的似乎不是东亚或朝鲜的历史，而始终只是作为有关“明清中国”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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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综合对比朝鲜、日本、中国三方面（甚至包括当时的琉球）的史料。首先需要与朝鲜赴日本的所谓通信使资料进行比较与参照，了解在“事大”与“交邻”中种种复杂的问题，以及双边交往时潜在的“第三者”（中国）的存在，究竟有什么影响。同时，也需要与明清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各种记载互相参照，比如倪谦《朝鲜纪事》（1450）、张宁《奉使录》（1460）、龚用卿《使朝鲜录》（1537）、朱之蕃《奉使朝鲜稿》（1606）、姜曰广《轩纪事》（1626），一直到阿克敦以图像为主的《奉使图》（1724）等等，这部分文献也相当多，可以看看彼此的记载之中，有什么立场、观念和视角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有什么文化背景？如果有可能，再取日本赴朝鲜和中国的出使行记与邻交文献（包括官方与非官方的，如《善邻国宝记》、《入明记》等等），与朝鲜赴明清之燕行文献、明清两代出使朝鲜、琉球以及日本的文献互相参看，我想，这对重新理解中、日、韩构成的东亚历史世界，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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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当年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一再指出语言工具的重要性，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者中，能够较好通晓日文、韩文的学者还不够，只能阅读汉文燕行文献，而无法参照早期韩文、日文文献，也不能充分吸取日、韩现代研究成果。我非常感慨的是，数十年中一直在日本天理大学出版的《朝鲜学报》，发表大量日本学者（也包括韩国学者）有关韩国历史、文献、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述，也包括对于燕行文献的论述，日本学者们能够学习韩国语言，研究朝鲜文献，相当有成绩。可是，多年来却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参与其中，这是需要我们中国学者反思和检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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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评述性的文字，是2012年11月应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外交系的邀请，在有关燕行录研究的会议上的主题报告，这里只是描述中国对于朝鲜燕行文献研究的趋势，并不是对于研究情况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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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看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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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前引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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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两段，与本书第一章《文献概说》有重复，但为了保持文章完整，姑且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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