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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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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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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防乱公揭》后，还有一次交锋，乃至上演肢体冲突。事见《桃花扇》第三出“丁”，笔者涉猎未广，没有找到有关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叙事皆有所本推之，这样重要的情节，应非出于孔尚任的杜撰，读者中高士倘知出处，幸为指点。我仅于祁彪佳（那时他在北京任职）稍后日记（四月初六）里，看见一笔“时因江南所用之人，风波甚多，而碍手不少，连日与毛禹老商之未决。”[42]不知此番学生闹事，是否也在“风波甚多”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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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时间，剧本注明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确切，更显得作者有所本。不过，月份上也许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剧中讲得清楚：“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43]亦即故事发生在丁祭日。考明代制度，朝廷规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44]，即每年有两次祭孔大典，分别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个丁日（一般每月有三个丁日）举行，故称“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应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个丁日，具体在癸未年（1643），则为二月初三日（公历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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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164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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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为文庙亦即孔庙，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庙。丁祭，既是国家大礼，也是学子向先师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庙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学生来主持的。”[45]若在地方，由府、州、县学的学生参加，北京、南京两都，则为“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明代最高学府，“永乐元年始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46]学生主要由郡县学每岁拣选而来，规模庞大，“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47]，不逊于任何现代大学。故而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庙是怎样一番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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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前来参祭的复社诸人，意外地与阮大铖撞个正着。戏中写道：“［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吴应箕，那个“惊”字有讲究。此时距《留都防乱公揭》已历五载，五年来“闭门谢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销声匿迹，不怎么抛头露面的；谁知道眼下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日子和重要场合，作为“公揭”的始作俑者，吴应箕岂止意外，更将惊其大胆，所以紧跟着有一句：“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而阮大铖这样回答：“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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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言语相撞，争着争着，阮大铖形只影单、难敌众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骂：“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这一骂不要紧，四周全是毛头学生，“轻薄新进”、“放屁狂言”岂不触了众怒？大家齐齐指定了他道：“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于是围上来，一顿饱打。那阮大铖养得一口好髯，人称“阮胡子”，此番正好成为袭击目标，“把胡须都采落了”；然而这只算轻伤，打到后来，阮大铖唱道：“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腰。”[49]，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坏了。阮大铖见势不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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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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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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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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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门户”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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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在场者”。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非予所闻见，不录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对某一方“不尽是其言”，对另一方也“不尽非其言”。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记注邸钞，多遗多讳”，私家“传记志状，多谀多误”，《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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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52]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53]，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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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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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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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事，线索概如《幸存录》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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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首以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刘宗周，官左都御史）以疏争，士英、大铖内用群珰（太监），外用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遂不可制。贿赂大行，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时以拥立怀异心，并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连比成案）者。……而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者，不啻人头畜鸣。又，拥立操异论者不过数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纠必欲以此诬入之。如妖僧等事，几起大狱，卒致左帅（左良玉）以众愤，有清君侧之举。士英尽撤劲兵以防左帅，敌已至维扬（扬州），而满朝俱谓敌必无虞，且欲用敌以破左（左良玉），一时有识者谓乱政亟行、群邪并进，莫过于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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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因后果以及层层递进的关系，讲得有条不紊，要言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