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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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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扬州失陷第二天。“上视朝毕，对群臣问迁都计。”[47]扬州消息何时为南京所知，不详。有迹象表明，马士英开始严密封锁消息。“二十七日己卯，龙潭驿探马至，报云：‘敌编木为筏，乘风而下。’又一报云：‘江中一炮，京口城去四垛。’最后，杨文骢令箭至云：‘江中有数筏，疑是敌人，因架炮城下，火从后发，震倒颓城半垛。早发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将前报二人捆打，而重赏杨使。自是，报警寂然。”如实报告有罪，颠倒事实受赏。士英大抓舆论导向，清军几只木筏都不让提，扬州那样的重创，更不容泄露。不过，这种防范只对人民有效，从朱由崧动迁都之念，我们相信高层早早得知扬州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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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跟一年前的北京一模一样。崇祯皇帝试探迁都，遭大臣反对；眼下，朱由崧的试探也当即被否定。“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言不可。”[48]朱由崧不死心，二十八日，再次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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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对。上下寂无一言。良久，上云：“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铎云：“此语从何得来？”上指一小奄。（王铎）正色语奄曰：“外间话不可传的。”铎因请讲期，上曰：“且过端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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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百姓以为，皇帝都是说一不二，其实没那事。以明朝为例，做得了自己主的皇帝，拢共两个半——太祖、太宗外，世宗嘉靖皇帝可算半个。盖因礼法拘限甚紧，所谓“至高无上”，于大多数皇帝来说仅为虚名，他们真实的景况，用“动辄得咎”形容都不过分。武宗之荒唐、神宗之财迷、熹宗之沉湎木匠活计，都是“苦闷的象征”。甲、乙两年，先后两个皇帝的迁都之想，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只有一点，首都为祖陵社稷之所寄，弃之不顾有伦理瑕疵。因此，商于大臣，竟无人敢担当支持，像钱谦益那样端出卫道架势“力言不可”的，倒层出不穷。典型的道学误国。又如王铎，皇帝试以迁都，他却答以“讲期”，请示何时重开经筵。难怪计六奇叙至此，兜头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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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清兵渡江甚急，王铎身为大臣，而无一言死守京城以待援兵至计，乃第请讲期，岂欲赋诗退敌耶？抑效戎服讲老子耶？这都是不知死活人，国家用若辈为辅臣，不亡何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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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就此知道，命运注定。计六奇说：“弘光云‘且过端午’，此语颇冷。”[51]说的是，正是心已冷。之后，他完全变成了局外人。五月初五，百官进贺，“上不视朝，以串戏无暇也。”朝事、国家，什么都已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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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是明朝首都最后时光的基本色调。与通常想象的不同，末日将至，南京既不悲愤激昂，也不恐惧绝望，甚至没有骚动不宁。事后，计六奇表弟胡鸿仪回忆彼时的南京，用一句话描摹其气氛：“人情意兴，极为冷淡无聊。”[52]马士英手下每天拿些假捷报“进贺”，“欲愚都人耳目”，其实这种动作已属多余——无人关心或在乎局势，无论是好是坏，从朱由崧到普通市民都不关心。大家只静静等着，等待那个众所周知的日子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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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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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载多铎给清廷之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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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日晚，令拜音图图赖阿山率舟师由运河潜至南岸，列于江之西，距瓜州十五里。初九日，复令梅勒章京李率泰率舟师五鼓登岸，黎明渡江，官兵陆续引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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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军统帅的正式汇报，其叙述一定是可靠的，我们据此可将清军过江时间、地点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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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报告过简，无以尽显三百多年前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的气象。《明季南略》综合诸家记载，辨订异同，过程最全，兹据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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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行动从五月初八夜间开始。当晚，正好有西风大风。之前多铎传令军中每个人必须准备桌子两张，火把十个，不能完成任务，打四十军棍。此令既下，周遭民间桌几及扫帚抢掠一空。夜半，清军将扫帚浸裹油脂，缚于桌腿，点燃放入江中，乘风顺流飘向南岸。火光彻天，南岸守军见之，以为清军渡江，大炮齐发。久之，炮弹几尽。此情此景，可谓“草船借箭”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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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是明军炮弹被大量消耗，二是转移明军视线——以为烛火漂流线路就是清军渡江线路。实际上，多铎选择的渡江地点在别处，名叫七里港（也有作“老鹳河”或“坎壜桥”）。初九黎明，真正的渡江行动开始。清兵开闸放舟，蔽江而南。南岸守将郑鸿逵、郑彩一见，立即扬帆东遁，余下的全线溃乱，军人纷纷卸甲鼠窜。清军登岸，兵不血刃，镇江遂成江南首座沦失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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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乙酉年五月初十，公历1645年6月3日。南京城有一些传闻，然“窃窃语乱，各官犹未知确信”[54]。朱由崧肯定知道全部事实，可他不动声色，以致后来的事情相当突然，谁也没看出苗头。午后，传旨梨园入大内演戏，像平常一样，朱由崧优哉游哉，与众太监、近倖“杂坐酣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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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二鼓，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韩）赞周从之，文武百官无知者，宫娥女优杂沓西华门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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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百官无知者，并非事起仓猝，没有时间打招呼，而是不屑于、不相干。“冷淡”是其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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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定鼎金陵，到朱由崧悄然出南京，凡二百七十七年。大幕落下时，如此冷清，真是草草收场，哪怕零落稀疏的几声锣鼓，亦无所闻。君臣如路人，官民冷眼向。“跨马出通济门”的朱由崧，那背影怎么看都像匆匆离开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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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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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56]我曾不解，为何崇祯殉国之后明朝不即亡，却非在南京再来上这么一出？直到某日忽念及鲁迅这句话，才仿佛得了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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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从在土木堡被蒙古人可笑地捉去的英宗朱祁镇开始，明朝历史已开始喜剧化历程，且这趋向再不曾改变过。它配不上悲剧式的结束；由崇祯皇帝壮烈殉国画上句号，并不符合明朝最后一个多世纪的气质。历史老人目光如炬，思维缜密，不允许自己的书写出现这种败笔。南京浮现，朱由崧登场，表面看明祚再续一年，实则是历史老人要为它重新安排结尾——一种与其神韵更加迹近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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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之前，我默默咀嚼和消化纷纭史料的诸般细节及意味，两个字眼油然而生：“曲终”、“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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