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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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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甲乙两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见,恍若两国。民国初,孙静庵与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讨论修撰《明遗民录》的意义,后者讲了一句话:“岂可使笑中原无人?”[14]当时确有这种状况——直至抵于扬州、遇见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无人”,在这以后,才猛然发现并非无人,而是很有“人”,顶天立地,踵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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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北方不是没有相同点,比如南京和北京一样,都上演了投降一幕;但关键在于,还有不同。率众武装抵抗是一种,个人自决绝命又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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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下半年,对中国来说,不只有悲惨,也随时闪现悲壮。一批从品格到才具都很优秀的人,自主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如弘光朝初期大学士、名臣高弘图,他为马士英、阮大铖等排挤,四疏求退,因是北方人,辞职后无家可归,而流寓绍兴,“两浙相继失守,弘图逃野寺中,绝粒而卒。”[15]他有一孤子相依为命,死前,专门托与谈迁(在南京时,谈迁为其幕客),然后独自避入竹园寺,从容绝食。如徐汧,他是复社领袖,阮大铖最后图谋陷构而未遂者;南都破,他留书两个儿子:“国事不支,吾死迫矣。”决心已下。及闻苏州不守,即于夜中自缢,但被仆人发现解救,未果。一个朋友试图劝之:“公大臣也,野死可乎?”他的回答相当凄凉:“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终于闰六月十一日,“肃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桥下死。”[16]他的行为已超越了个人之身死,而成为一次有关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展示与垂范。如杨廷枢,复社之长,名满天下,国亡隐山中,卒被抓获,“大骂不屈”,押解时于舟中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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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文天祥)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廿四日被缚,饿五日,未死。骂贼,未杀。未知尚有几日未死。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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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被害。读血书,可知杨廷枢执着于死的选择,意在“以身作则”,彰显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贤、下启后人,俾使读书人精神使命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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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勇毅之士层出不穷,果敢故事书之不尽。其中令人至为感佩,是当此重大关头,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翩联袂、彼此追随、同赴大义。读这些事迹,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别都达于极致的“两面性”——一面朽烂污秽无以复加,一面勃然向上、刚健劲拔之气直冲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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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者如夏允彝,“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8]同志皆死,则己即不能独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后来为他作传,详叙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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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慤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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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几位“卓哉吾友”,虞求为徐石麒,前吏部尚书,自缢死;广成为侯峒曾,投水死;勿斋即徐汧;绳如为吴嘉胤,南都事变时他出使在外,闻讯折返,拜方孝孺祠后投缳,为家人所阻,及薙发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缢死;慤人为何刚,与史可法共事,死扬州;蕴生为黄淳耀,与侯峒曾共同领导了嘉定起义,失败,偕弟黄渊耀缢于馆舍。遗诗中,夏允彝首先陈说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继没,犹望中兴”,而杭州投降后,则尽弃此念。此念一去,继续存世于他即无意义,想到同志好友多数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愿和他们“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后两句,尤为大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么,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励后人”,死非为个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脱,而是以这行为激发、醒觉后世,我们今天的话是“为民族和历史献身”。在他表率、垂范下,不过两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败,以十七之龄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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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携赴义的情形,除友朋之间、父子之间,亦见于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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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不但为明末名臣,更是儒学一大宗匠,世称念台先生,所创蕺山学派,门生众广、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为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鏣、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鰲、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豪华夺目,令人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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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朝事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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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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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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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书行之间,渐次跟踪刘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长死亡经历,一个内外静穆的思想者雕像,凿然而立。我们景仰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物,以为中国不曾在精神专注、肃然、坚忍及强大上有堪与比美并论者,刘宗周的死亡仪式以其不动如山的内心世界,完全扭转了我的看法。由此,进而追询文化与精神上我们如今为何难以摆脱一种“自卑”或不足,方意识到是因刘宗周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已太过遥远,而目力所及却无从寻找这种沉潜的意志和自持力。从满清起,对知识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龚自珍“病梅馆”中的病梅。就此言,刘子之死对中国精神史而言实有深远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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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门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师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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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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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在《自题》中,黄宗羲将自己一生划为三段:“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党人”指少年时代因父亲黄尊素身陷党祸举家受迫害,“游侠”即明亡后长期抗清和流亡生涯,“儒林”指五十岁后致力于历史反思和思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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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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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明末著名士大夫,与陈子龙共创几社,并入复社后为松江府复社之长。乙酉清军下江南,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沉以死。子夏完淳,幼以神童名,“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父死后如孤魂野鬼,矢志反清,旋被捕,被洪承畴杀于南京,年方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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