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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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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八章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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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通常的就座方式是坐于铺在地上的席或褥上，这种习俗延续到了六朝，不过无法确知它究竟延续到了何时。比较复杂的是，尽管这种旧时的习俗在语言中留下了很多印迹，比如很多短语中都用到了“席”字，但我们并不能单从字面上把这些短语作为这种习俗存在的证据。不过，如“不能安席”“就席”“侧席”等词语经常出现，还确实表明了“席地而坐”习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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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席地而坐的习俗可以在《世说新语》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的逸闻中找到证据。例如，王恭从会稽回家后，就坐在一张用簟制成的席子上，簟是一种用来制作上好席子的竹子，显然是当地的一种特产。王忱以为王恭带回很多这样的竹席，于是向他索要，王恭毫不犹豫地将竹席让给了王忱，而自己坐“荐”（一种很粗糙的席子）[1]。又如顾雍得知儿子的死讯时神色不变，但痛苦得将指甲深掐入掌心，以至于鲜血浸透了他所坐的褥子[2]。再如，殷仲堪深恶浪费，吃饭时往往会将洒落到竹席上的米饭捡起来吃掉[3]。在一次宴会上，蔡系离开座位片刻，谢万就坐到了他的席上。蔡系返回时，将谢万连同席子拧起来，将其摔到地上，自己重新坐回原来的席上[4]。除此之外，席子也可能用于某些仪式中。元兴元年（公元403年），桓玄（公元369～404年）为取晋朝而代之，受封为楚王。在受封仪式上，为桓玄准备的席子已经铺好，但在桓玄落座之前，一条狗跑过来在席子上小便，弄得侍臣们惶恐不已。桓玄暴怒，不过也只能让人更换被狗弄脏的席子，继续举行仪式[5]。另一个故事发生在皇后的葬礼上，按规定，官员到了一定的级别，在仪式上就能够独坐一席（绝席），而级别较低的官员则要和别人共坐一席。傅玄（公元217～278年）就因为没有按照规定为他准备单独的席子而大发雷霆[6]。此外，那些忠实可靠、德高望重的官员在退隐时，还能够依惯例得到一些馈赠，包括一张床和若干席、垫，以及20万的俸禄[7]。“同席”指的是共享一张席子，通常表明两人关系比较亲近，比如用在君王及亲信之间。但是，诸如“同榻共席”“连席共榻”的短语最早出现于《隋书》中，可能表明当时榻已经完全取代了铺于地上的席子，而成为新的坐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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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除了席地而坐，人们还习惯坐在带腿的案上。当时上层社会的主要室内家具就是一个低矮的几案，叫作“床”，与今天的“床”同名。不过当时“床”的用途很多，不仅仅只有现在字面上的意思[9]。因此，最好将当时的“床”看成“榻”，而不是睡觉的床，是人们用来休息、会客、吃饭、写作等的地方。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陈设，如扶手、痰盂、火盆以及各种餐饮器皿。在前面放置书桌和饮食器皿，而后面和两侧放置屏风，通常还以“帐”围绕，既可以阻挡蚊虫和灰尘，也可以用来保暖。还可以悬挂帷幔以保护隐私，不用时也可将其拉到两边，用带子固定。这套设施往往非常精细，但奢华程度可能还须遵循一定的等级制度[10]。《邺中记》有一段后赵统治者石虎御床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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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御床，壁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丝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门角安纯金银鉴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谷，为单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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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帷帐也发现于南方地区。东晋桓玄所用的帷帐，据说用鲜红的锦缎金丝织成，四角各饰一条金龙，上有五色流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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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壁画中常发现墓主人的肖像画：死者如生前在家一样，安坐于帷帐之下的榻上，面向墓门。墓主妻子与其同坐一榻，或独坐一榻，侍仆分列两侧。尽管大多数墓葬壁画保存状况不佳，有些支离破碎，但在冬寿墓中，冬寿及其夫人各据一帐的情形还是非常清晰，还能看到上述桓玄帷帐内的那种流苏和羽葆。冬寿夫人似乎坐在榻上，但冬寿本人坐在一个带矮栏杆的坐具上，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床”（图8.1）[13]。目前保存下来的最为精美的卧榻当属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棺床了，它可能是以这类榻为范本的[14]。从偶尔发现的一些铁质和铜管装置上，也能看出榻上帷帐的搭建方式，帐顶形态或为尖顶，或为覆斗顶，或为截尖锥形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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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壁画中的帷帐与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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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榻是不设帷帐，而以屏风代替[16]。屏风或置于后部作为背景，或折叠起来围绕在榻的左右及后方。本书第七章中，已对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精美漆木屏风做过详细描述。事实上，墓葬壁画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其中一例描绘的是墓主人坐于屏风之前，屏风上绘有山水（图8.2）[17]。另一座墓葬里的壁画屏风更为精美，描绘的是“竹林七贤”形象，这扇屏风是作为榻的背屏存在的，榻下绘有屈腿和精细的挡板（图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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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某墓室壁画屏风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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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某墓室壁画中的帐下榻后屏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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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榻都较为宽大，可以容纳多人，而且一般不可移动。而较小的榻（或可称作凳子）则是单人坐具[19]。这些榻都有较为坚固的腿和框架以承受人的重量，与“案”（矮桌子）唯一不同的是，榻没有凸起的边缘[20]。榻的实物无一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发现了几件陶榻，上面还附着一些漆皮残片。这些陶榻模仿了实际家居生活中的漆木家具，用为随葬品。在一座未被盗扰过的墓葬中曾发现了一件这样的陶榻，经过复原，发现榻上有并不常见的凭几，还置有盘、耳杯、砚台、香炉以及唾盂[21]。在通常情况下，榻的大小只能容纳人，盘子等物是置于案上的，或置于榻前面、侧面的地板上。榻的长度一般在75厘米～130厘米之间，宽度在60厘米～100厘米之间，高度在12厘米～28厘米之间。这种家具在六朝时期曾广泛使用，在壁画和绘画作品中常见其形象（图4.98）[22]。在有些图像中，两人各自跪坐一榻，但共用一顶帷帐（图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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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跪坐的缘故，所以就得有相应的支撑身体的方式，于是，凭几、枕头和垫子等用具应运而生了。关于这些用具，在颜之推对梁朝贵族子弟生活的描述中有所提及，他写道，“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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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某墓室壁画中帐下人物各坐一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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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腿的凭几模型曾发现于墓葬的随葬物中，原本可能是放在跪坐者面前的，以便坐者欠身倚靠，膝盖正好伸入凭几的两腿之间。因此，凭几可能主要用作身体的前部支撑，而不是作为靠背，尽管有时也作靠背之用[25]。例如，在“竹林七贤”画像中，王戎就背靠着凭几，不过，这里作为靠背的凭几是方盒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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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采取跪坐姿势，当时人们对跪坐之外的欧式坐姿也并非一无所知。有证据表明，至迟从东周开始，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凳子了[27]。而到东汉时期，折叠椅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28]。起初，这种马扎（折叠椅）似乎大都与战场上军队的指挥官有关，它常常出现在一些逸闻中，最典型的是有关曹操的故事[29]。由于这种折叠椅方便、实用，很快就得到广泛的应用，无论室内还是户外，甚至皇宫内都开始使用。这种折叠椅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实物只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纪年墓中一件陶俑的手持之物（图8.5）[30]。此外，在文学作品等描述中，常常提及人们所坐的沙漏状的凳子（筌蹄），如作为禅定菩萨的座椅有时也作为西域商人的坐具（图7.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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