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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疲民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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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卫城到庞贝古城，这类西方的“大块奇观”能供后人游目骋怀，而回头再来审视这东方一枚枚得来不易的简牍，真不免有几分唏嘘。中国之建筑传统有着深厚的土木情结，由“栋”“板”“椽”“栈”“桥”等字可知。土易溃散，木易折朽，不耐兵燹虫蛀，故中国的先秦建筑多难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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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茂盛的地理环境固然是中国人好用土木的一大原因，然中国各地均不缺石料，而石之坚固又明显胜于木质。为何立国规模不让于近代欧洲列强的周代诸侯没有贡献出建筑奇观？即便是讲究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如城墙，也都是夯土城墙，“城真不高也，池真不深也”。砖城墙的高峰期甚至要到明代，此必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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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用土比用石轻便得多，以贵族、国人之烈，以君王之孤，劳民伤财的工程并不那么容易动工。大贵族单穆公曾告诫周景王不要忘了规格，他说：“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国语·周语下》）晏子也对劳民以筑台造钟的齐景公说：“君者，不以民之哀为乐。”凡事有度，不可僭越，而衡量轻重、绳墨曲直、规矩方圆，此皆礼制的妙处。当然，诸侯的某些卫生条件实在寒酸，如晋景公就是在如厕时掉进坑里死的（《左传·成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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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尊古的好处显出来了，毕竟上古的黄金时代就供奉在前，贤臣们会说，伟大如文王，也只是用民力建个高台、挖个池沼，绝不与民争利，民众自然欢欢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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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极力追美上古，他说禹当年是“卑宫室而恶衣服”，如今之君主理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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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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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舜得天下前是“饭糗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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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君主“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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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显示，当时诸侯大规模筑城多是应战争所需。《管子·牧民》便有一段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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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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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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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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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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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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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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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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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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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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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国时代极其可贵的声音，政府与人民之间应该是互为设想、彼此考虑的理智情感，而不是谁压服谁、谁臣服谁的失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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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看穿了“新王”们的变化，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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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佚（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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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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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先秦著名的高台多是华化未深的楚人所建？神权出奇观，此是体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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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5世纪初，吴国诞生了中国史上最早的运河，这就是扬州附近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但它竟是吴王夫差为了打仗而开凿的。而在人文精神高涨的华夏世界，“高台多悲风”，君主草菅人命甚至会成为下级发动政变的借口。当世的君主自然多是不合格的，孟子盼着五百年一回的王者来收拾他们。然而，当帝制运动推向顶峰，君主便无须再诚恳而羞涩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他们都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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