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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疲民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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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卫城到庞贝古城,这类西方的“大块奇观”能供后人游目骋怀,而回头再来审视这东方一枚枚得来不易的简牍,真不免有几分唏嘘。中国之建筑传统有着深厚的土木情结,由“栋”“板”“椽”“栈”“桥”等字可知。土易溃散,木易折朽,不耐兵燹虫蛀,故中国的先秦建筑多难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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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茂盛的地理环境固然是中国人好用土木的一大原因,然中国各地均不缺石料,而石之坚固又明显胜于木质。为何立国规模不让于近代欧洲列强的周代诸侯没有贡献出建筑奇观?即便是讲究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如城墙,也都是夯土城墙,“城真不高也,池真不深也”。砖城墙的高峰期甚至要到明代,此必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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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用土比用石轻便得多,以贵族、国人之烈,以君王之孤,劳民伤财的工程并不那么容易动工。大贵族单穆公曾告诫周景王不要忘了规格,他说:“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国语·周语下》)晏子也对劳民以筑台造钟的齐景公说:“君者,不以民之哀为乐。”凡事有度,不可僭越,而衡量轻重、绳墨曲直、规矩方圆,此皆礼制的妙处。当然,诸侯的某些卫生条件实在寒酸,如晋景公就是在如厕时掉进坑里死的(《左传·成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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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尊古的好处显出来了,毕竟上古的黄金时代就供奉在前,贤臣们会说,伟大如文王,也只是用民力建个高台、挖个池沼,绝不与民争利,民众自然欢欢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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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极力追美上古,他说禹当年是“卑宫室而恶衣服”,如今之君主理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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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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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舜得天下前是“饭糗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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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君主“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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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显示,当时诸侯大规模筑城多是应战争所需。《管子·牧民》便有一段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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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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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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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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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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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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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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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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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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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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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国时代极其可贵的声音,政府与人民之间应该是互为设想、彼此考虑的理智情感,而不是谁压服谁、谁臣服谁的失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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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看穿了“新王”们的变化,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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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佚(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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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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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先秦著名的高台多是华化未深的楚人所建?神权出奇观,此是体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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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5世纪初,吴国诞生了中国史上最早的运河,这就是扬州附近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但它竟是吴王夫差为了打仗而开凿的。而在人文精神高涨的华夏世界,“高台多悲风”,君主草菅人命甚至会成为下级发动政变的借口。当世的君主自然多是不合格的,孟子盼着五百年一回的王者来收拾他们。然而,当帝制运动推向顶峰,君主便无须再诚恳而羞涩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他们都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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