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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3 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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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回到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瓜田李下”场景。眼前结在一棵树上的李子，能够迅速摘到它的必然是身高占优之人，可见人在生理条件上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高个子显然是倚仗先天优势，而与个人的道德品性、才干资历、知识涵养无关。但却不能说矮个子不配拥有李子。摘李子这个事件的过程，本身在时间上机遇上并没有偏袒高个子，也没有青睐矮个子，抛开李树所属问题，谁先摘到纯是体格问题，这就是所谓“笔杆子不如腰杆子”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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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强调历史是公平的，声称“历史的选择”，却很少注意到历史在体现为一个时间范畴时是不具备理性、正义趋向以及道德属性的，历史的推进规律就是时间本身。假定的文化形态只是时间的钟点。“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别林斯基说：“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非也，历史不是见证者，它对于是非善恶是冷眼旁观的，甚至在世人误解歪曲它时也不会跳出来叫屈喊冤，庸碌学者不正是借此做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吗？既然如此，是李子在选择吗？非也！是这颗李子所在高度与摘李者身高偶然的匹配而达成时间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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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李之嫌”说明，摘取本是轻而易举之事，然中国淳朴的百姓一定会说，谁摘去了就是谁的，谁能摘去就代表谁有本事。也许“本事”之说是自然的。秦何以得天下？那是因为秦军的“本事”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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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秦俑坑中的武器，青铜剑与青铜矛锋利异常，杀伤性强，考其细节，铜锡比例合理，而其刃部磨纹纹理相当均匀、细密，有如现代机械打磨一般；箭镞制作更加精密，三棱三面几乎全等，误差极小，而飞行速度、平稳性与命中率都极高。然而人们往往不加思考地将“摘李子”这个类比运用到社会领域。“李子被摘取”作为一个结果，竟然使关于行动动机方面的评价变得失去意义，这是极恐怖之事。如果被“摘”之物正是人本身呢？谁“摘”到就是谁的，而且谁“摘”到就仿佛获得了无可争议、理所当然、天命所归、天经地义的拥有权，然后还有了主导舆论的解释权，此真是怪事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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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军武器的先进，而再去追美秦俑雕塑的艺术，将整个不仁不义逆转为战争美学，可乎？就如秦直道虽被追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但其本身并没有天然的伟大价值。把人视作李子不仅是政客武夫的思维，也是一些学阀文棍的理论。只服结果，不问动因，于是人都是木乃伊，不需要征求意见，搬走就是。岂能忘“强食靡角，胜者为制，禽兽也”（《列子·说符》）。龙阳君泣鱼乃是自伤自怜，可谁又为苍生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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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指出，秦国民众的“生路”很窄，生活很窘，秦国对待民众残酷严厉，它用权势威逼人民作战，用穷困使人民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人民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人民去作战，除了作战，人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向君主谋求利禄。秦国使人民穷困后再使用他们，得胜后又给他们记功，功越大赏越多，如得到五个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如此一来，秦国当然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且最为持久的诸侯，又有大片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这并不是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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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实行的就是彻头彻尾的黩武主义，为了刺激国民踊跃加入兼并掠夺的盛宴，这个战争机器以军功授爵为发动机，视斩首数量为授爵的唯一标准，因此战力强劲，杀声轰鸣。只要斩人首级获得爵位，便能享有一定的土地和奴隶，取得赋税徭役上的特权，也能以爵位作为赎罪赎身的资本，争取苟活的安全保险，更能将军功传子，惠及全家。几乎一切利益都直接与爵位挂钩，故社会生活完全爵位化，爵位不再是贵族的专属，而是可以凭借自身的杀人能力改变命运的尤物。秦国禁绝人民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只开放提倡这种诱惑，以致秦邦沦为全民嗜杀逐利之国。商鞅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唐代文豪皮日休说得好：“蚩蚩之类，不敢惜死者，上惧乎刑，次贪乎赏。”（《读〈司马法〉》）这个疯狂国家的疯狂军队焉能不可怖？焉能不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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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虎符（秦国兵符）来看，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紧急情况除外。秦人的铁血军队可能要比亚历山大的军队强大不少，这导致人们普遍的错觉，即认为若把华夏对比希腊，秦国必是东方的马其顿王国。然而，秦人更像是希腊人仇视的对象——波斯人。在西方，没有人会认为亚历山大军队征服波斯的军事行为是一场统一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是逞其欲望，横扫了“已知世界”，而秦始皇的战争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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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战争是否必定会终结，而不像欧洲那样留下永久的裂痕？只能说乱世给了六国主导封建的机会，而无意间给了秦邦征服天下的机会，秦帝国就是秦邦的最高理想。故秦邦之所谓的“统一事业”，只不过如姜尚变成齐太公一样，是一种政治“赌博”或者地理“探险”。如贾谊所说，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个帝国吞二周而亡诸侯，完全颠覆了旧有的联邦体系，“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征服性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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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成了秦帝，若没有一个秦始皇来横扫六国，是否还会有一个以大一统为骄傲的中国？华夏世界的确有永久割裂为几块的资质。若将现代领土等同历史疆域，则秦始皇并未统一中国，他不仅在华夏腹地留下一个小小的卫，还留下了华夏边缘的滇、越。秦国所为，不过是消灭能消灭的敌人，抹杀能抹杀的记忆，透支能透支的民力。中国又似有“统一命”，是否还有集权命呢？诸位只管凭吊一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再懂得一些封建郡县之辩，便知大帝国不得不集权，而集权又离专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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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看惯了王朝更迭，中国人好用“下场”来指代结局，既淡然又残酷，而且还很精准。蛮族军队站在罗马城的废墟之上，为古典文化画上句点，而我们却不能轻下断语，败亡者或许该有此“下场”，而上场者未必就该上场！秦灭六国是不是历史的选择？没有谁在选择，只是这样认为的人多了，大家也就相信了这世间该存在选择。历史学家发明了历史，而历史就是为了证明种种“选择”。如此一来，六国百姓选择了虎狼之秦，南朝子民选择了蛮族入侵，宋人选择了蒙古人，明人选择了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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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那个以往被玩弄千年的“天”，天意又等同于民心，于是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若政权是在“天”的授意下，历史的选择下，民心的归附下实现和平过渡的，那么反对者们真的太过狭隘了？刘歆之言“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移让太常博士书》），此似有夸大之处，不狭隘的人会说，秦始皇焚书不是“消灭文化”，因为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之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更有人说，这些“进步”书籍都属保护范围内。可不焚便是保护吗？焚的必是糟粕吗？既然如此，全球数十亿人，假设一种恶势力仅消灭其中千万，那么便算不上反人类，反而还保护了优良人口？此真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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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的大火可作证——阿房宫并非真烧了三个月，而是后人觉得它该烧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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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4 进退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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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战争打乱工商业的进程，中断了城市化，大定后的毁城运动、出巡周游、营建宫室、入海求仙等，又耗费大量民力。人们或许以为东方战事结束之后便是马放南山的和平，又岂会料到战车已然停不下来，负担反而比之前更重。等待着人们的可能是“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的城旦生活。于是，引出历史学中的一道经典难题——如何评判社会进步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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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倒退，谁妄图阻止历史的向前发展，都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此话有寒意，而看官们却多会为之心头一热。你不跟着历史巨轮前进，就会给后面留下一具尸体，美好的风景总被预设在前面，这和“旧不如新”是同一道理。其实，只要有轮子，就会有南辕北辙的问题。余英时先生讲：“所谓‘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是唯物主义决定论者故意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化身为‘历史潮流’，以瓦解一切与他们持论不同者的奋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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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经济决定论观之，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无疑是向前的，可将经济成就划分为许多小项目来比较一番，就会发现评价进步与倒退完全取决于时间段的划定。单看人口，这是经济水平的体现，以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起点，此时中国有890万户，而整个贞观之治时期的最高户数不足300万，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2年），户数才达到380万，到了武则天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数为615万，一直到唐玄宗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的户数才追平隋朝的纪录，这个跨度长达150年。如果我们单看这15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在原地踏步。如果单看开元盛世，中国的人口则在猛增。如果只看隋末，我们便知道中国此刻死了很多人。当我们离开这150年向隋之前的时代看去，会发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数竟达到1223万户！如果我们不比较单项成绩，而进行综合评价，蒙元之于两宋是进步还是倒退，想必不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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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往往具有欺骗性。秦人出于耕战的国策，鼓励人口增长不难理解，如秦律便明令禁止杀婴。当然，这是规定不能因为家里有太多孩子而杀掉新生儿，却并不反对父母杀掉天生残疾的婴儿，因为如此“劣质的产品”于国无用。《史记·苏秦列传》：“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清人梁玉绳所统计的秦国斩首数量超过160万，他更指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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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从《春秋》《左传》里找出对日食、哈雷彗星记载的世界纪录，以此来夸耀先秦时代的天文学成就，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历史的车轮是毅然向前的。其实，这些肉眼收获与周初的土圭（原始的天文观测仪器）处于一个水准。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堆距今2100年之遥的帛片，这堆帛片经过拼对，复原为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中山脉的画法较之宋以后乃至明清时的水平更高。此类发现还有很多，于是看官们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即今人时常为古人所展现的高超工艺、先进科技、卓越见识等方面倾倒，从而赞扬先人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言下之意便是，先人们在他们所处时代本不该如此出色，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实在超出了后人的想象。这是顽固的思维定势在作怪，因为人们印象里的历史进程是一把指向苍穹的利剑，无往不破，不曾折损。但事实却是，历史是经常倒退的，辉煌有时难以复制，也就使人永远地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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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所指的那团“混沌”（即历史），常被比喻为一条河，吞吐大荒。诚然，人类总是感受着类似老子所说“道”那样的“支配力”，如水之就下。所谓“支配”，其实人类还只弄清楚了部分的规律。在粒子层面，世界是随机的，而空间内所发生的变化很难区分出必然性与偶然性。可人类习惯将时间物化，时间便不至于空洞，自然如滴漏般直线发展，这是生硬不曲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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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指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历程，总的来说，就是群体的历史。如果借用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来指代，接受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启发，历史便具有可以量化的属性，那么历史就再也不是直线跃进的，那的确如河流一般了。有人说是螺旋式的，有人说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但说穿了我们要承认历史是经常倒退的，甚至还可能在绕圈圈。在此，不得不刨出“反动”一词的原意。回归“反者道之动”的道家哲学是有益的，道固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表现在物态或势态的钟摆反复上。单纯的“反动”不过意味着事物运动的前后方向而已，“reaction”只是借物理名词来形容社会现象罢了，本无褒贬，岂料日后被政治租借，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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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道”，不由得要再次谈谈《老子》一书。钱穆先生曾云：“至《老子》书，洁净精微，语经凝练。既非对话，亦异论辩。此乃运思既熟，融铸而出。有类格言，可备诵记。颇异乎以前诸家之例矣。若《老子》著书早在前，则何其后起诸家之拙，而文运之久滞而不进乎？”钱穆先生认定《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很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老子》的文字较之《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更为圆熟。这条理由基于一个前提，即“天开文运，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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