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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20章 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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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完全从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复位，看上去似乎给叛乱画上了句号，但再也没能恢复国家从前的繁荣。叛乱期间，中国丢掉了除安南之外的所有外国领地。八年内战（755—763），加之劫掠带来的损失、财富的毁灭和农田的弃耕，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在内战前夕，经过14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75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户数。到839年，复辟的王朝已经花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抚平内战留下的创伤，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超过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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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伴随着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在理论上依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但在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分配者而已。每个农民在达到成年的时候都会分配到一份农地，从七亩半到十五亩不等，这块地一辈子都是他的，还会得到一块不超过三亩半的所谓“地产”，除了这块地产他可以传给子孙外，其余土地全都不能转让。这些慷慨恩赐使得农民有责任承受捐税、劳役和兵役。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分配地将会被收回，用于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片的地产，而且——这一点甚至更重要——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持它们。由此产生的大地主，则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工人去耕种，支付给他们年度佣金。这些大地产，要么交给管家打理，要么出租给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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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世纪中叶，农民的小片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依赖于小块土地给耕种者的恩赐）突然消失了。安禄山的反叛使得帝国的财政彻底破产，而平定叛乱又使得不断增长的征兵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捐税、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沉重，而农村人口的债务又是如此紧迫，以至于大多数农民无视禁止卖地的法律，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成了佃农或农业劳工，确切地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他们的小块土地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被那些大庄园给吞掉了。到了8世纪末，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现在只有一种农业无产阶级，而不是富裕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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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也衰败了。781—783年间，国家没收了每个商人的部分货物，为的是补充被内战耗空的国库。在执行完这些措施之后，都城长安——主要的商业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来自印度及波斯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荒芜得就像是遭受了蛮族的洗劫一样。政府的财政勒索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骚乱。国家依然在对买卖双方、对每一种商业业务和交易征收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例如，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纳百分之十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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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它终于在875年年底爆发了。其主要的发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精力充沛而又肆无忌惮的人，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叛乱在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爆发，这一地区一直是叛乱的发源地，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贫困的村庄散落在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没有一英寸土地被浪费，但却容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的袭击，这些天灾毁坏谷物，导致可怕的饥荒。875年的运动是从一场农民暴动开始的，一些铤而走险的人揭竿而起，组成了“大军”打算四处劫掠。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政府采取了一个只会加剧动乱并使之普遍化的步骤。朝廷下令，让农民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等他们刚一武装起来，那些被苛捐杂税逼得买田卖地的农民，还有那些被收税人弄得破了产的店主，便迅速地加入了叛乱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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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成员联合在一起。数月之内，他扫荡了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富庶的河南开封平原。从那里，他领着自己的人马，挥师南下，劫掠了华南两个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是“最大的外轮停泊港口，以及整个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者（他们把广州称为“广府”）告诉我们，那里有非常重要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侨居地，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的出口商。当黄巢的人马到达的时候，广州人关上了城门，做好了抵抗围城的准备。黄巢提出了讲和的条件：朝廷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131]他强行攻下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全城百姓，包括阿拉伯侨民，劫掠他们的货仓，从屋顶到地窖。“除此之外，他们还砍掉了整个地区的桑树，这样一来，在很长时间里就再也没有丝绸输往阿拉伯人的帝国。”（879年夏）。在此期间，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北方各省的土著）被广州的热带气候折磨得够呛，大批大批地死于疟疾。他领着生还者回到了北方，攻占了都城洛阳和长安，洗劫了这两座城市，屠杀了城里的居民（880年12月20日和881年1月15日），而朝廷再一次溜之大吉，逃往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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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途末路之时，唐王朝向一个被称为沙陀的突厥游牧部落求助。最初来自戈壁大漠的沙陀部落，后来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作为大唐的盟友而站稳了脚跟。当时，他们利用大唐的内战定居到了山西北部（878年）。他们的首领李克用[132]当时只有28岁，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之一。这个突厥人的勇敢和忠诚，与唐朝衰亡这出大戏中其他主角的败德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廷向他求助，以便把他们从叛乱者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答应了，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对大唐事业的忠诚。他的骑兵（因身着黑衣而被称为“鸦儿军”）从山西挥师长安。黄巢的部队显然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劫掠长安城之后，这帮农民造反者只想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回到安全的地方，他们一批接一批地开了小差，为的是回到他们的村子。883年初，李克用赶跑了最后一批残存的小股部队，派人去请皇帝还都。长安城里，“荆棘满城，狐兔纵横”。[133]黄巢逃到了山东，在那里被人杀死。他的主要副将朱温及时地重整了队伍，投到唐军的帐下，作为奖赏，他获得了开封（汴州）周围的一块重要封地。大唐王朝的救星李克用则得到了山西，后来他又把河北北部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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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全面瓜分帝国的最突出的例子罢了。各省的地方官和军事首领，利用内战和民团武装，程度不同地独立了。世袭的封建制度在整个国家迅猛生长，正像法兰西大约在同一时期（也是在有点类似的环境下）、在卡洛林王朝崩溃的时候所发生的一样。就这样，整个华南很快就分裂成了7个地方王朝，而在北方，争逐天下的两位竞争对手，便是突厥首领李克用和前强盗头子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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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出的是朱温，李克用碍于自己的忠君思想而犹豫迟疑，这个有骑士风度的突厥人，拒绝违背他忠诚于唐朝的誓言。而朱温则没有这样的思想捆住自己的手脚。这位前强盗头子竭力要把他的竞争对手诱入圈套，以便除掉他。他邀请李克用赴宴，把他灌醉了，然后让一伙刺客袭击他。李克用的同伴把凉水浇到他的脸上，把他弄醒了，然后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设法让他逃走了。朱温对待自己的士兵就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他在他们的脸上刺上本部的番号，这样，任何逃兵都能轻而易举地被认出来，并就地斩首。他把皇室家族诱入了自己在河南的封地，然后把皇帝给杀了（904年9月22日），后来，他又把受害人的兄弟们聚集到宴会上，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把他们8个人全给杀了（905年）。与此同时，他把最后一位唐室皇子——一个13岁的孩子——扶上了皇位。907年5月12日，他废黜了这个孩子（9个月之后被杀），自己登基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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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华夏世界重新恢复到了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华南被7个地方王朝所瓜分。在皇帝的领土内（已经减少为北方的几个省，以河南为中心），朱温的家族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16年。他们被李克用的家族给赶跑了，但轮到后者的时候，也仅仅统治了17年（923—936），便被另一个突厥血统的家族所取代。到这时，沙陀人在风俗习惯上已经完全变成了汉人。但此时，在北京地区出现了一个依然完全野蛮的部落：这就是契丹，他们声称有权参与对中国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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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134]是一个有着蒙古血统的民族，在北京东北方向、位于辽阳与达来诺尔（呼伦湖）之间的松辽盆地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是由汉人自己提供的。936年，契丹收到一位中原将领石敬瑭的求助，他在叛乱中是反对朝廷的。耶律德光可汗领着5万骑兵，挥师南下，直奔河北，帮助石敬瑭在开封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作为他们介入的价码，契丹人得到了河北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北京——和山西最北边的一部分——包括大同（963年）。这些蛮族人就这样在关内站住了脚跟，包括北方边境，在那里，他们能够控制中原的政治。石敬瑭的叛国，在中原完整的版图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后来被加宽了，那些在12世纪征服华北的游牧部落，以及那些在17世纪征服全中国的满族人，正是通过这个缺口席卷而下。北京地区被耶律德光占领之后，它就从契丹的蒙古游牧部落的手里转到了女真的通古斯人游牧部落的手里，再又从女真人的手里转到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的手里；就这样，从936年至1368年，它一直都在鞑靼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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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占领北京的痛苦结果，很快就被导致这一结果的人感受到了。石敬瑭的继任者渴望摆脱掉契丹人那难以承受的保护，然而他唯一成功的就是激怒了后者进一步的入侵。947年1月25日，契丹可汗耶律德光进入了都城开封。他没有返回北京，直到他认真负责地把开封城洗劫一空，带走了整个中原朝廷的人作为战俘，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契丹人离开之后，一个新的中原朝代在开封城登上了皇位，但他们在那把龙椅上只坐了4年（947—950）。960年2月，皇位传给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宋朝，但中原由于另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汉人王国的创立而更进一步地分裂了，这个王国是在山西建立的，定都太原。正如南方已经分裂成了7个独立王国一样，这一次，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总共产生了8个地方分离主义国家[135]，而不是一个已经大为缩水的中央帝国，这8个国家分别位于今山西、河南、安徽北部、山东与河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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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宋代与改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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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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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没有重演汉唐对亚洲的征服，正相反，它甚至没有把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着的部分中原领土上赶出去，在宋代的后半时期，它甚至被迫放弃了整个北方。然而，中国文人从来都不认为军事力量应该跟文化成就等量齐观。他们的古典气质，或许还有对军人的阶级嫉妒，导致他们系统化地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贬低所有尚武的政策。当他们的反武理论导致入侵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软弱无力的主张和姗姗来迟的爱国主义批评赢得胜利的军队。《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通史，或许是由宋代文人中最合格的代表所编纂的，此书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宋朝凭借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教育、考古和业余艺术爱好的优雅趣味，从而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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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追寻汉唐的辉煌足迹当然不是宋朝创立者的过错。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为前朝效力的将领。前朝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7岁大的孩子作为继承人。同时，一场战争正在发动，对手就是那个令人生畏的契丹，这场战争是由赵匡胤指挥的，结果大获全胜。军队觉得，必须由一位强人来掌权，于是迫使他们的统帅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将士们把赵匡胤的大帐团团围住，他被惊醒了，看到周围自己手下的军官正剑拔弩张，声称要拥戴他做皇帝。还没等他来得及答复，将士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用肩膀扛着他，把他举到了马背上。他们把他带到了军队中间，将士们大声向他欢呼，排成纵队，动身朝都城的方向行进。然而，在马背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便下令停止前进，对将士们说：“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纷纷下马，大声喊道：“愿受命！”赵匡胤说：“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136]所有人全都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继续秩序井然地向前行进。第二天，他们进入都城开封（汴州），在那里，赵匡胤悉心确保了儿皇帝和太后的安全，而且确保让他们过得舒适安宁。这之后，他正式登上皇位（96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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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统治与这一开端是一致的。他是个仁慈而能干的管理者，头脑冷静，作风稳健。他治愈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内战所留下的创伤，几乎重新统一了全中国。在他统治时期的15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地方王国（971年打下广州，975年平定南京）。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征服尽管也牵涉到战争，但并没有伴随着针对平民百姓的暴行。宋军的将领们下令，一旦城市被攻克，就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因此被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地方诸侯，赵匡胤不仅不为难他们，反而给他们发放津贴，让他们入朝陪侍。对那位抵抗时间最长的、南京的前统治者，太祖皇帝还不乏幽默地封他为“违命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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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朝衰亡以来所有王朝的创立者一样，赵匡胤也是凭借军威登上皇位的。但一旦掌权，他就决心要结束这样的惯例。他把所有的军队首领——他从前的战友——召集起来，举行了一场友好的宴会，仅仅凭借说服而没有威胁恐吓就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们纷纷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将正式放弃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皇帝赏赐给他们土地和财富。就这样，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中国精疲力竭的经常性军事政变的规律，一个“民事帝国”终于重新建立起来。赵匡胤一直到最后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他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太年轻，不足以担负治国的重任，他叫来自己的弟弟，取下挂在床边的战斧，交给他作为权力的象征，告诫他要做个好皇帝。然后，他死了（97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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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收复了最后的地方王国（在陕西境内），尽管有契丹人的介入，但还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拿下了它的都城太原（979年6月），就这样完成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接下来，他尝试从契丹人手里夺回他们在关内占据的领土——大同和北京地区。979年7月，他挥师北京，包围了这座城市，但在城市的西北方被契丹人击败，不得不匆忙撤退。986年，他又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甚至连北京的边都没摸着。他的大军在北京与保定之间被击溃了，乘胜追击的契丹人顺势而下，进入了河北南部。在他的儿子真宗皇帝的统治时期（998—1022），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到达了黄河岸边，与皇城开封隔河相对。朝臣们惊慌失措，建议真宗撤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或四川，但被皇帝拒绝了。在北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国小城澶州（澶渊）在抵挡着敌军，它的抵抗阻挡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真宗皇帝勇敢地亲自前往，坐镇澶州；他坚定的姿态使守城将士军心大振，也让契丹人大为震惊。在澶州，真宗皇帝跟契丹人签订了和议，契丹同意撤出他们最近在河北南部占领的地盘，满足于像过去一样只占据北京和大同（1004年）。其间，在跟契丹人争逐的同时，帝国的困境被吐蕃的一个民族——唐古特（党项）人——给利用了，这些唐古特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成了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的主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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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两次企图从契丹人手里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再加上唐古特人在西北边陲建立了这个新的蛮族王国，这一切让宋王朝开始反感好战的政策。他们开始满足于仅仅阻止契丹人的袭击，听天由命地把北京和大同的边境留给契丹人，而把鄂尔多斯和甘肃交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一牺牲远没有我们今天看上去的那么重大。至于它的偏远位置就更不消说了，在那个年头，它仅仅是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市，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边陲之地。它的重要地位是从契丹人定都于此的时候开始的。从11世纪汉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放弃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牺牲。除了这三个偏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拥有整个历史意义上的中原。一百多年来，他们沉湎于文学、艺术和智力论争；最重要的是，宋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讨论的时期，最重要的论战发生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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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一场智力娱乐。那些导致唐朝崩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卖地，成了佃户或大地主庄园里的雇工。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苏洵（1009—1066）描述了这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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