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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四 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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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的性质，自从韦伯（Max Weber）第一个提出这个观念以来，一般人都认为须包括下列若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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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员除了有官方的任务外，他对于上官并无其他从属关系；他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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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之间，有其等级；整个系统则是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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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一个职位，都有其特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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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任职位的人，具有一种契约关系；因此原则上任职的人有其自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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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候补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上的”能力，为了检核此点，求职者须经过考试，或其他相似的方式；而任职者必须经过委派或任命，以异于选举出来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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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职者支领薪水，通常是用当时通行的货币或其他代用品支付，以别于“食邑”报酬。任职者也可以有自行请辞的权利，以异于世职及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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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位是专业的，任职者通常不是业余的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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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任职者以其上官的考绩而得到按照一定程序的陟黜，以为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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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职者并不是职位的所有人，职位高低也不能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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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个系统中有一定的监督、指挥与控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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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五 以韦伯“官僚制”的定义考察战国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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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晚季，以至战国，封建解体，列国竞争日烈，政权须应付的问题日烦，于是专材日见重要，管理也日渐严密。古代中国以此由宗族父权式权威转变为君主式的约定权威。在约定权威之下，职务的分配、俸禄的给付、升黜赏罚、职级品秩、督察计核，均逐渐发展；地方政府也渐以中央代理人的地位，取代了半独立的小型中央。这些似乎就是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若干性质。至于人材登庸的制度化、各部分职权的明确划分与制衡、档案与法典的正式化，都有待于秦汉以下各时代的演变，在古代中国，官僚制度不过是一个雏形。韦伯（Max Weber）的“官僚”定义，用中国古代的制度来考验，可以看出其有用的程度。战国的官吏，并不完全是自由的，即使可能比较秦汉以后的官吏多一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自由。官僚的结构，越到战国后期，可能越近于整齐，越有组织。职务的分类也和专长观念相配合，但是特定的资格，却从未成为中国官僚制度的实际要求。战国只有一些较粗浅的分类，殆及汉代以后，中国的官员始终是通才主义大于专才主义。考试，在战国只是考察试验，前者同于汉代的三年以考殿最，后者同于汉代真除以前的试职：都还说不上现在所谓考试二字的意义。战国虽然已有了金属货币，并且在交易行为中普遍使用，很奇怪的，战国官员的俸给，似乎仍以实物—粮食—为主要的给付媒介，也许战国时代列国货币单位的杂乱，影响了币值的稳定，使金属货币不能担任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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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的专业性及职位不归任职者所有，都已是中国古代很明白的观念。可是中国自古以来，除秦始皇一度废除过宗室的贵族外，一直有皇亲国戚、宦官佞倖一类人物，构成了官僚组织外面的一层不合理因素。战国列国，以秦国之组织化，犹有穰侯；其他各国莫不有一些贵戚干政的现象，其故殆是强大的家族观念在作祟？这一点，使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发源甚早，并且一开始即臻于很复杂的地步，却始终不能发展为完全用能力及绩效来考核，完全用功能联系来配合的统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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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以采用考试制度与监察制度的发明见称于世，其渊源则当溯自战国时代法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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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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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六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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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政制的背景，尤其要紧的是“列国的相互关系”、“封建的解体”、“货币经济与商业括动”诸题。此处只需将若干重要的节目点明，而且凡以春秋与战国作对比时，并不意味为两个时期间的制度有一突然转变的转捩点，凡所对比，都毋宁是各种特性最盛时的程度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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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春秋时代世卿制度的变化。本文作者曾经对此有过专题讨论，发现卿大夫的世家，自春秋中叶以后，数量逐渐减少。用数字来说明《左传》中所见强宗大族，由公元前572年至543年的二十三个，逐步跌到公元前542年至513年的十四个，公元前512年至483年的十三个，以至公元前482年至464年的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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