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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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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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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这个中国人最早的自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将华夏的起源追溯到考古上的仰韶或龙山时期，或传说史料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或体质学上的北京人。然而，在本书中我关心的是华夏边缘的形成。也就是，为何有些人是华夏，有些人不是华夏？从何时起有此区分？从何地开始出现这种区分？以及，为何要有此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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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群，各在自己生存的环境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生活着。这时，种植谷类作物早已流行，但是这些农人也靠捕鱼、打猎、捡些可吃的植物野果来补充粮食。虽然通常他们活动的范围不大，但经过间接的沟通，各地区人群之间也有些往来。他们学习外来的制陶技术，或传述由远方传来的神话故事。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个河南老农所使用的陶器，与一位江苏南部居民所拥有的陶器，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就这样学别人如何做陶器及其他事物，以及传述听来的故事，各地区人群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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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这时在考古上是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当时的农民住在河边台地，在黄土上垦地开荒。像这样以相当原始的耕种技术生存的农民，沿着黄土，向北一直分布到鄂尔多斯与河套的北岸，东北到达西辽河流域，向西，他们进入青海省的河湟地区（黄河河谷与湟水河谷）。在河湟、河套以及西辽河这些农业边缘地区，气候比较干冷，但是原始农人们还是生存下来了。只是比起中原龙山文化的农民，他们得多畜养些家畜，或多猎一些野生动物。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过长期农业定居生活，这些原始农民的人口增加得很快，村落与村落间的空地愈来愈少。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全球气候逐渐干旱起来，黄河流域也不例外。现在的情形是，靠土地吃饭的人大量增加，但土地的生产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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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解决这样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办法（或是两三种办法并用）。第一种办法是，设法改进生产技术，以增加粮食生产，或另找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二种办法是，以战争、征服与统治，将部分人变成吃得少、做得多的生产者，以剥削他们来供养少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族群。第三种办法是，以新的族群认同重划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并以武力将其他人群排除在外。后面这两种办法，并没有增加可利用的资源，只是以暴力来进行资源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虽然改进农业技术以增加生产一直在进行之中，但从龙山晚期以来最大的变化，显然是人群间的冲突增加，防卫性的建筑出现，人群间财富与权力的分配愈来愈不平均，政治结构愈来愈大。终于，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间，出现了中央化的夏、商王朝。并在此之后的周王朝时代，华夏与夷戎蛮狄之分的观念形成，华夏成为一个强力维护共同资源的人群。从此以后的3000多年里，一方面，经常吃不饱的中国农民，辛勤地在田中工作，来供养由地方到中央的大小地主与统治阶层。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单于、可汗南下牧马，他们的子弟驻守在遥远的长城边上，或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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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遥远的黄土农业边缘地带，人们在进行另一种改革。利用草食动物，将原来人们不能吃的草本、荆棘植物，变为赖以维生的资源。这种改革——游牧——不但改变了当地人群的生产方式，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造成与中原夏商王朝截然不同的世界，也因此造成华夏边缘的出现。以下我简述这些发生在黄土农业边缘的环境与人类生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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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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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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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这儿是黄河上游河段及其支流湟水流过的地方；山高谷深，气候严寒。华北黄土高原的黄土，一直向西分布到这里。但是，这儿的黄土堆积薄，且呈不连续的块状分布。这些沿着河川的黄土台地，也就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植物生长季节短，降水量不稳定。在这种环境中，人类活动的主要限制是高度。高度使得原始农业活动只能限于谷地。谷地之上，一般粮食作物难以在那么高寒的地方生长。广大的高山自然资源，蕴含在多种的草科、棘科与藓苔类植物之中，但这是原始农人无法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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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的早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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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甘肃地区仰韶文化的人群在黄土地上垦地种植，并制作精美的彩陶。略晚，西方河湟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制作彩陶，并在黄土台地上开垦。他们的活动遗迹，就是考古学家所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文化遗存（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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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活在河湟地区的是马家窑文化的人群。这些人，毫无疑问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他们住在小型村落里，房子为半地穴式，屋基与居住面凹入地平面下；以木柱做支架，以草秆和着泥做成屋墙。晚期的房子则完全建在地面上。有些地区屋柱的基础，曾经多道手续加强、防朽腐，以期能长久使用。(1)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以及墓地，考古学家还找到一些碳化的麻、粟种子，以及他们使用过的农业工具如石制的镰、杵、臼、斧、锄等。这些都证明当时人过的是相当定居的农业生活。遗址中也发现一些动物遗骨；这些动物有驯养的猪、狗、牛、羊、鸡，以及野生的鹿、羚羊、野猪等。(2)因此，狩猎与畜养在他们的生计中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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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海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重要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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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00——公元前2000年，在考古文化上，马家窑文化被半山与马厂文化取代。但是河湟地区的人群，在经济生态上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仍以农业生活为主，以畜养与狩猎来添补粮食。在青海民和县一个半山时期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陶器。在这些墓葬中，个别墓主随葬陶器数量多寡相当悬殊；少的只有1个，最多的有50余个，一般都随葬10—20件陶器。(3)由于这些陶器的器形都相当大，数量又多，显示拥有这种陶器的人群，必然是相当定居的人群。另一方面，随葬陶器数量悬殊，也显示在此社会中已有资源不均、贫富分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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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晚的马厂时期，人们过着更倚重农业的生活。他们的农业工具制作得更精致，种类也变多了。显然，为了更有效地运用人力以增加生产，当时的人制作各种石制工具，以应不同的农业生产过程所需。在许多陶罐中都发现他们储存的粮食种子，这也说明他们是主要以务农为生的人。(4)在畜养动物方面，最普遍被畜养的可能是猪；当时人普遍有在墓葬中随葬猪骨的习俗。猪是不适于经常迁移的动物，因此，这也显示当时此地居民不是经常移动的。在有些马厂文化墓葬中，不但发现有大量的陶器、猪骨、狗骨，还发现殉葬的人头骨与骨架。(5)以人为殉，表示某些人或家族有特别的威权，能对他人制度化地行使暴力；这是明显的社会阶层化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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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约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年的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了巅峰，也由此发生一些转折。而且，地域性的人类生态差异逐渐明显。甘肃地区齐家文化的农人，住在半地穴式且地面铺草泥白灰的建筑中，有些人则住在较小的、平地起建的屋子里。他们在田里种粟，用石制的工具翻土、铲除杂树以及收割。考古学家在此发现许多以农业用途为主的石器，以及散落在屋中、窖坑、墓葬中的谷物种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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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生活上，齐家文化东部的人们流行用羊骨占卜。在一个墓葬遗址中间，考古学者发现一些石头排成的圆圈。在石圆圈附近，出土了一些卜骨与牛羊的骨骸；显然在这儿曾进行过一些与丧礼有关的宗教仪式。屋子的形式、石制农具、骨卜的习俗，这一切都与他们的东邻，即陕西地区龙山文化的人群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所养的牲畜，显然较东边龙山文化人群所养的多。许多齐家文化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根据大何庄遗址动物遗骇的分析，这些动物绝大部分是猪与羊；猪约占所有动物的73%，羊占21%。(7)在附近的秦魏家遗址中，也发现大量的随葬动物下颚骨；猪下颚骨有430个，羊下颚骨50个，牛下颚骨38个。(8)这都显示，猪在他们的生计中有绝对的重要性，其次是羊与牛。这些随葬动物下颚骨的墓葬，在形制大小，以及随葬动物及其他物品的多寡上，都相当地悬殊。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葬群中，随葬猪下颚骨少者1块，多者达68块。这显示了农业定居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平均在这时已相当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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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这里齐家文化人群与甘肃齐家文化人群使用相同或相似的陶器，但是在经济生态上，却与后者有相当的差别。当时住在互助总寨的人们，使用两种用途截然不同的石刀（见图二）。一种是长方形带孔石刀；这与从前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人所使用的以及东部齐家文化人群所使用的并无不同。另一种是以坚硬的石材打造的小型长条片状石刀。前者的用途，主要是割断谷类植物的茎纤维；后者，较适于切割动物的皮肉。而且，在总寨遗址没有发现猪骨，相反的，十个墓葬中的四个都随葬羊角。在甘肃齐家文化中，人们的随葬陶器既大且多；在河湟总寨，人们流行以小件的铜饰物随葬，陶器既小又少。(9)另一个河湟地区齐家文化遗址，青海贵德朵马台，当时的人所使用的石器，也是以细石器为主，几乎没有可称为农具的大型石器。随葬品以小件的铜饰物为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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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在齐家文化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使得当地的人减少农业活动；不愿养猪，而养更多的羊；不愿拥有太多、太大的陶器，而偏好小件的随身饰物？在人类生态上，这些考古现象的转变有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养猪与养羊在人类生态上的差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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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细石叶刀与双孔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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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羊取代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