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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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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三部分 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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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农业与畜牧不能兼容并存，以及因此造成的人群间资源竞争，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畜牧，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根据。公元前1300——前10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逐步东进打败商人，并以分封诸侯将其势力推广至东方。这时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仍不明显；没有一群人自称华夏，而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畜牧化、武装化的“戎人”。克商之后，周人愈来愈东方化，相对的，在他们眼中那些旧西方盟邦就愈来愈“异族化”了。公元前771年，终于，戎人与周人决裂，周人因此失去渭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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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周王失去实际统领诸侯的力量，但东方诸侯却因共同之忧患意识而团结抵抗戎狄的入侵。这时，统一他们的是“华夏认同”；汉文典籍中开始出现“华夏”这样的自我称号。春秋时代，在中国历史记忆中是个夷戎蛮狄交侵的乱世。事实上，“异族”与“我族”是相对存在的概念。也就是说，因为华夏在这时发现了“自我”，因而发现并强烈感觉到“非我”的夷戎蛮狄的存在。华夏以“内华夏，外夷狄”来强力地维护、争夺其资源领域边缘，并建长城以保护南方资源，如此更迫使长城以北的人群全面游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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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认同形成后，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都以“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春秋战国至汉代是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时华夏边缘的吴、越、楚、秦等国，都因为其上层统治家族假借了华夏祖先而成为华夏之国。东南的吴国王室，自称是周王子太伯的后代；越国王室自称是夏王子少康的后代。西北的秦国与南方楚国，其王室也都自称是帝颛顼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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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华夏称四方“非我族类”为戎、狄、蛮、夷或羌、胡等等。借着这些对异族的称号，华夏也由边缘界定自己。在华夏西部边缘，被称为“戎”或“羌”的人群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便以寻找华夏祖源，并且鄙视、敌视更西方的人，来证明自己是华夏。当这些华夏西方边缘的羌与戎被接受成为华夏时，“羌”与“戎”这种异族称号就被华夏用来指更西方的人群。于是，借着寻找、争辩谁是华夏祖先的后裔（谁是华夏），以及重新定义哪些人是戎、狄、蛮、夷或羌（谁不是华夏），华夏边缘由黄河流域逐渐向东、南、西方扩张。华夏因大量吸收边缘人群而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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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之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组织能存在的环境与人类生态的极限；东至海滨，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朝鲜与南越（粤）等农业地区适合被包含在华夏边缘之内，因此华夏以许多历史记忆来证明这些地区人群的统治家族是华夏之裔。在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本地邦国统治家族或接受华夏祖先，让本地成为华夏之域（如南越），或维护及建构本土祖先起源记忆，以将本地保持在华夏之外（如高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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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七章 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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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族源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一个受人瞩目的主题。首先，它之所以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学者们普遍认为夏、商、周三代民族为早期华夏的主体，那么周人——此族体最西方的一支——之加入其中，自然标志着华夏形成至此已至于完成阶段。至少，追溯周人的族源也就是追溯部分华夏民族的族源。其次，《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人王室在克商前共十六代的世系，以及该族的迁徙过程。而且，在渭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学工作已有相当成绩。学者相信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使周人族源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被古史辨派学者搅乱的中国古史系统，也能由此以及其他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中重获生命。因此许多中外学者纷纷由文献、语言、考古等方面投入这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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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至目前，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是相当丰硕了。现在我们应检讨这种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的民族溯源研究，究竟给了我们什么结论？如果学者们尚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的结论，那么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更精密的考古学断代、陶器形态比对与文化分类资料？或是更深入的研读史料？或是，我们应重新检讨这种民族溯源的方法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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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证据的周人族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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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学者多认为周人之先世活动在泾渭上游的陕西西部地区。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钱穆以古地名的文字训诂结合民间传说，提出周人源于山西的说法。(1)王玉哲同意钱穆的意见，并以姬姓古国在山西者独多、与姬周有密切关系的姜姓之族亦原在山西、周原一地本在山西太原等理由补充其说(2)。这个说法又得到考古学者邹衡的支持，他指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器——分档鬲与联档鬲。联档鬲来自山西地区的光社文化中，分档鬲来自甘肃地区的辛店寺洼文化中；前者代表姬姓黄帝族，后者代表姜姓炎帝族。先周文化的代表人群，便是由此二者，加上以商文化为表征的夏、商各族集团共同组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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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邹衡之说，后来又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许倬云与美国学者林嘉琳（K. Linduff）认为，先周族原先活动在山西、陕西北方高地，吸收光社文化与草原居民的文化。在古公亶父时迁至泾水上游，定居于岐山，在此与姜姓结盟，因而得到寺洼与安国文化（代表羌族）特色。因此他们认为周文化的形成至少涉及光社文化、草原居民、陕西龙山文化、羌或其他民族。(4)日本学者伊藤道治也认为，周人早期的迁徙是由东往西；周早先与殷商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后来在某个时期脱离殷文化圈西进，和以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为代表的陕西龙山文化相结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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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钱穆、邹衡、许倬云、伊藤道治等学者主张周人由东而西进之说，但认为周人早期活动就在泾、渭一带的看法，在史学与考古学界仍占优势。(6)无论如何，邹衡的结论虽不为许多学者接受，但其结合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的做法，却成为后来探讨周人族源问题的主流。也就是说，学者们多认为无法单由历史文献中的古地理考据来谈这问题。对于周人族源的探讨，因此由历史学者渐转入考古学者之手；即使有历史学者研究此问题，也无法忽略考古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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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新发现与周族源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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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至80年代，渭水流域考古有许多重要的新发现（见图八），使得“先周考古”成为中国历史考古学中重要的课题。虽然许多考古学者探讨的是“先周文化”，但因为《史记》中曾记载周人在克商前数百年的活动，而且历史学者在这方面已有许多研究，因此考古学者在研究“先周文化的渊源”时，他们不只是将之视为考古学问题，也将之视为历史学问题。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学者而言，探索先周文化的渊源，即为探索周族早期活动的遗迹。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先周文化的探讨就是周族起源探讨。(7)考古学家既有这样的想法，历史学者就更有理由引用“先周”考古学资料，以解决文献难以解答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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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渭水流域先周时期重要遗址与相关考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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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由渭水流域考古遗存探讨周人族源的学者，首先注意到这一地区最晚的新石器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徐锡台指出，叠压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之上的是周文化，中间没有其他的文化遗存。早期周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分档袋足鬲与瘪档尖足鬲；贺家、下孟村（早期周文化）出现的乳形空心袋足鬲上附把手，或附加锯齿纹的泥条双横耳作风，都由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带把手高足鬲演变而来。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一些陶罐，有肩部磨光和腹部方格纹等特征；早周陶器中也有这些特征。客省庄二期文化与齐家文化，以及豫西晋南龙山文化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在它发展的后期，受了殷商文化影响而形成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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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两个与先周文化有关的遗址发掘资料被发表，周族族源的讨论因此而进入高潮。第一个是陕西扶风县刘家的“姜戎墓葬”遗址。这个遗址的特色是，20座被称为姜戎墓的墓葬中可辨认的（15座）都是偏洞室墓。陶器以高领乳状袋足分档鬲为代表。发掘者指出，刘家晚期的鬲、双耳罐、腹耳罐等器种与辛店文化同类器物形制特征几乎完全一致。由于辛店文化与历史记载中西羌的地理关系，以及刘家文化墓地普遍随葬石头，与文献中羌人崇拜白石的记载一致。又由于死者头部的双联小铜泡可能是发卡，反映了羌人披发的习俗，因此发掘者称之为姜戎（姜姓羌族）墓葬。(9)另一个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县郑家坡的先周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先周时期房基17座，灰坑15个，窖穴3个，陶窑2个。最主要的器物特色是联档鬲（瘪档鬲）。研究者指出，此考古发现“使我们改变了以前将高领乳状袋足分档鬲作为先周文化典型器物的观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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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曾参加上述两遗址发掘的考古学者，尹盛平与任周芳，共同提出一个关于周族族源的综合看法。他们认为，宝鸡地区曾存在两种不同的青铜文化。一种是以联档鬲为代表的先周文化，一种是以高领乳状袋足分档鬲为代表的姜戎文化。它们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属于不同的谱系，不同的部族。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由客省庄文化双庵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刘家文化则是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两种文化相遇于宝鸡一带；代表历史记载上姬、姜二部族的联盟。陕西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村墓地和扶风刘家六期墓葬，所表现的“姬周化”（指分档鬲被联档鬲取代），是周人力贬戎狄之俗在考古遗存上的反映。(11)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他们接受邹衡以分档鬲、联档鬲来分别姜姓族与姬姓族的看法，认为宝鸡一带是姜姓戎狄的大本营。他们又认为，先周时期宝鸡的姜姓族是更大范围“羌族”的一部分；这个“羌族”包括辛店、寺洼文化的先民，汉代的西羌，及近代四川西北崇拜白石的羌族。不同的是，在联档鬲的来源上，他们没有接受邹衡将之溯及山西的看法，而认为郑家坡联档鬲的祖型出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双庵类型的同类器物之中。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姬姓族是渭水流域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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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学者卢连成也注意到扶风刘家墓地的资料，但他称之为“先周墓地”而非姜戎墓。他认为，刘家先周墓与斗鸡台类型先周墓葬有直接承继关系，类似刘家类型的遗存在陇东与陕西长武、彬县一带均有发现。斗鸡台类型先周陶鬲，按大的形态特征可分为高领袋足鬲和瘪档鬲两类。其中高领袋足鬲数量极多，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类之一，不能排在先周文化之外。因此他认为尹盛平等称之为“姜戎式鬲”不妥当。他又指出，先周文化形成的主要源流之一是辛店、寺洼文化；齐家文化则是先周文化更早的祖源。齐家、辛店、寺洼普遍被认为是西方羌人的考古遗存，姜姓族又被认为是羌族的一支。因此，他认为姬周部族原是由姜姓部族分衍出来。他还勾勒了古代民族移徙的轮廓：继齐家文化之后，甘肃洮河流域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大规模向东迁徙，在陇东和陕西西部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先周文化石嘴头、晁峪类型遗存就是他们活动的见证。进入关中后，先形成先周文化刘家类型，再进一步形成先周文化斗鸡台类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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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主张周人源于关中西部的学者是胡谦盈。他最主要的根据是长武碾子坡的发掘资料。碾子坡遗址是近年来先周考古上的重大发现，据称至1987年共发现先周时期的居址、窖穴、灰坑、窑址等100多座，墓葬200多座。此遗址的特色是农具数量少，而畜牧业相当发达。在陶器上，乳状袋足鬲与瘪档鬲共存。根据这些资料，他反驳以乳状袋足鬲代表姜戎族文化、以瘪档鬲代表姬周民族文化的说法。(13)结合文献所载周人进入周原前的戎狄特性，以及周人祖先“不窟”所迁之地的地理位置，他认为周人起源于泾水上游的庆阳、长武一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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