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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中国历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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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玉文化，是否构筑起了一个“玉器时代”仍存在争论，但有一点则是公认的，那就是史前玉器奠定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玉文化的基础。不仅在夏、商、周三代礼制文化中，可以较多地看到史前玉文化的影子，而且以后各代玉器中所表现出的精工、细致、传神的琢玉技艺，大多可以在史前玉器中找到其源头。在此，我们对进入历史时期的各代玉器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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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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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玉器无论是器形、器类，还是功能、用途，抑或是雕琢技法、技艺，可以说都是直接承继史前玉器而来。当然先秦玉器在继承中也有创新，并逐渐把中国玉雕技艺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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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和地域上与传统说中的夏代与夏人活动区域大体一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墓葬中(34)，出土过一些玉器。有玉琮、玉圭、玉璜、玉刀、玉戈、玉璋、玉钺、玉戚、玉铲以及兽面纹柄形器等，其中玉圭、玉璋、玉戈为此时新出现的器形。有不少器物的器形虽类似实用器，但器体极薄，也无使用痕迹，应是礼仪类用器。如琢有阴线纹饰的七孔玉刀，长65厘米，宽9.6厘米，但厚不过0.1～0.4厘米，显然不堪实用。制造这种长而薄的玉器首先要从大块原生璞玉上锯片开料，此种做工尚不见于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琮之开剥成方柱形玉坯的做法也不相同。较大的柄形玉器，长17.1厘米，宽1.8厘米，通体分为10节，其中两节琢有兽面纹饰，精细光亮，以阳线表现目、口，似有良渚玉器的装饰遗风，又为殷墟兽面纹玉器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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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前期玉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的出土物为代表。同期的郑州铭功路、白家庄，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商代遗址和墓葬中也出土了玉璋、玉戈、玉璜、玉柄形器和小件装饰品。二里岗文化玉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传统，而且这种继承不仅仅是玉器种类的继承，而是一种传统和观念的全面吸收。当然，两者的差别还是有的，如二里头文化的戚、刀、圭、钺等在二里岗文化中基本不见或少见，而二里岗文化发现的各种装饰品却远比二里头文化丰富。这是二里岗文化玉器还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的缘故。这时的玉器在工艺上未产生重大变化，只是有些器形更大，阴线纹饰更精。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长达93厘米的玉戈，是目前所知最长的一件玉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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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玉器以殷墟的出土物为代表。殷墟王陵区的11座大墓均被盗，但仍有一些诸如玉戈、玉戚、玉刀、鸮形玉佩、水牛形玉佩等劫余幸存。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虽然规模不大，但未被盗掘，因此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有玉器755件。目前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已有数千件，主要器形、器类有璧、环、瑗、玦、璜、圭、琮、簋、盘等礼器，有刀、戈、矛、戚、钺等仪仗器，有斧、凿、锯、刀、铲、镰、纺轮等工具（其中大部分无使用痕迹，故也可能用于装饰或随葬），有臼、杵、盘、梳、耳勺、匕、觽等日常用具，有笄、钏、串珠、管、坠以及各种动物形象的佩饰品，还出现了块状或蝉形的玉琀，另有功能不明者如器座形器、拐尺形器、匕首形器、柱状或长条柄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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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的玉器中有多种玉材，其中部分属新疆和田玉，说明和田玉料在此时已较多地进入到中原。殷墟出土的两件玉簋有着较大的内膛。其掏膛工艺与良渚玉琮从两头对钻不同，它只能从上部镟起，逐步磨磋成深腹。因此需要按照同心圆的规律，旋转簋坯，带动蘸水的解玉砂进行琢磨。但也可能是用小管钻多次取心后经琢磨而成。此时玉器上的重要细部多琢刻出阳线或双勾阴线，这大概是由二里头文化时期柄形玉器上的阳线兽面纹发展起来的，它须经勾、彻、挤、压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中有少量玉动物，但其形体均较扁平，不是真正的圆雕。殷墟出土玉器中则有一批立体的玉雕动物，如人物、熊、虎、龙等。此时还出现了巧作玉器。俏色玉器的出现时间可能很早，成功之作应是小屯北帝乙、帝辛时代房子遗址内出土的玉鳖，背甲呈黑色，头颈和腹部均呈灰白色。同出的俏色石鳖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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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玉器有戈、钺、戚、玦、璜、珩以及人、虎、兔、牛、兽面、鸟、鱼等，器型虽简单，但勾勒清晰，在保留商代晚期玉器的遗韵和形迹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出土的玉立人，大头细身，“臣”字眼，几乎完全沿袭了商后期玉人的形式。而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2件玉人，则较商后期玉人多了一点现实气息。西周玉鸟类似殷墟玉鸟，但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一石鸟，与众不同，可作为研究玉鸟形式变化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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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玉器有戈、钺、戚、匕、虎、牛、兔、鹿、龙、兽面、鸟、鱼以及柄形器等。较为重要的一批玉器出自昭穆时期的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共有1300余件，种类有虎、鹿、兔、蚕、蝉、凤鸟、璜、圭、戈、管、玦以及柄形器等。其中不少带穿孔薄片动物玉雕，轮廓简洁、线条洗练、特征鲜明。如薄片状玉蹲虎，以寥寥可数的阴刻线便把老虎的肢体勾勒出来，并突出了它的性格。口、眼、腮以及前后肢上部均用一面坡阴线勾勒，呈隐起效果。口部钻一圆孔，似做张口状，与尾上卷形成的圆孔相配合，在佩带时能使蹲卧之状的玉虎保持平衡。玉虎的眼睛已不再用臣字目，这是西周中期玉禽兽的一种新变化。薄片状玉鹿立雕作回首顾盼状，鹿头顶雕出树枝状大角，使其外貌特征更加明显，除了眼、口用阴线勾出外，口部钻一圆孔，身部肢体用线更少，仅前后肢与腹、蹄的重要部位用阴线勾勒，类似后世的减笔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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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玉器种类有戈、钺、戚、璜、玦、人、牛、龙佩、龙凤佩等，与中期相比变化不大，但在造型、装饰纹样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此时由窃曲纹、勾连夔龙纹、蟠虬或蟠虺等构成的图案逐渐演化成阴线或双勾的细密纹样，如山东蓬莱村里集西周晚期墓出土的玉璜、玉兽面就是这类细密纹饰的新型玉器。河南新郑唐户西周墓出土的以二夔龙交尾和夔凤组合的镂空龙凤珮，分别用椭圆眼和圆眼，周边用单阴线勾勒，呈现出缓缓的曲线韵律和均衡美。这种新型玉器，已开东周玉器变化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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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玉器，有些在器型、图案和做工上仍保留着西周玉器的遗风，如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的玉人首蛇身、玉人头饰、玉龙等。代表春秋玉器典型风格的是隐起或阴线刻的细密装饰型玉器，如同在黄君孟墓中出土的玉鸟兽纹璜、玉鸟纹环、玉虎形饰等。此类风格的玉器已出土不少，山东沂水春秋墓出土的2件玉兽面，一件是粗阴线双勾，另一件是细线双勾的细密装饰；江苏六合程桥镇春秋末期墓出土的玉具剑、青玉剑柄玉饰标首和鞘尾的玉珌，均作减地隐起的羽状纹；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龙形玉饰，也饰以隐起的翼状涡纹。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玉器已由西周时的平面化、简约化向隐起化、繁复化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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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早期的玉器具有由春秋玉向战国玉演进的过渡色彩，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佩等。河南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出土的大玉璜、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青玉带钩及河南洛阳金村东周王室墓出土的玉耳杯、玉桃形杯、金龙凤饰玉卮等，这些都是战国中、晚期玉器的代表作，既体现了战国玉器高超的工艺水平，也展现了战国玉器的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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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玉器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第一，玉质优良。战国时期王侯用玉多使用和田仔玉，玉质细腻温润，光泽晶莹，青白色较多，也有白玉。中小贵族虽用地方玉材，大多也质地精良。第二，琢玉技艺精湛。战国玉器上的线条，包括造型的轮廓线和纹饰的阴阳线，均锋利挺劲，准确流畅。第三，龙的形象占有突出地位。龙居战国玉器神瑞动物图案中的首位，其次是虎，再其次是凤。龙的形象有两种，一种是由虎豹等猛兽演化而来的，较多地保留了虎的形象与性格上的特征；另一种则头长、身细、尾尖、四足，似从蟒蛇变化而成。第四，玉器使用范围扩大。礼仪用玉、装饰用玉、实用用玉等都有拓展，尤以玉具剑、祭玉最为突出。玉具剑于春秋晚期问世，战国时渐趋普遍，由剑首、剑格以及剑鞘上的多种玉饰件构成。祭玉为祭祀死者的玉器，由玉简、石圭、玉圭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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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魏晋南北时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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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玉器发展迅速。西汉河北满城刘胜墓、陕西咸阳西汉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中山穆王刘畅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出土的玉器，代表了此时玉雕的最高水平。镂空白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龙螭乳丁纹玉璧、鸡心玉佩、玉人以及玉具剑等，玉质莹润，琢制精巧，气韵生动，姿态自如。由于汉代崇尚厚葬，陪葬的玉器还有玉枕、玉衣、玉璜等。东汉时的玉器由西汉富有动势、立体感强的艺术手法逐渐转变为平面、线刻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玉器基本上继承了东汉玉器的风格，但制作更为简单，有的不加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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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玉器以汉代玉器最具特点。汉代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并有所变化和发展。礼仪性的玉器（所谓“瑞玉”）较前减少，组成佩饰的各种佩玉在种类上趋于简化，用于丧葬的玉器显著增加，玉制的日用品和装饰品也有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和镶玉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一些像生类玉器也有了现实感和生命力，形神能巧妙地结合于一体，这些都为先秦玉器所不及。汉代的玉器种类很多，按社会功能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日用玉器、装饰玉器、工艺品、辟邪用玉、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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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用玉器。传世的有奁、洗、卮、灯、耳杯等，但真伪难以判定。出土的器类有高足杯、角形杯、带托高足杯、盒、枕、带钩、印章等。其中高足杯共出2件，一件为素面，另一件杯身饰谷纹和勾连云纹。角形杯、带托高足玉杯和玉盒为西汉南越王墓所出。带托高足玉杯由高足玉杯、杯托和承盘三部分组成，杯身饰谷纹、花瓣纹等，杯托中的玉垫为透雕六瓣形，这是已发现的构造最为精致、复杂的玉杯。玉盒为圆形，饰浅浮雕和线刻花纹，盒盖上有桥纽活环。汉代玉枕有用长方形玉版镶拼而成的，也有用整块玉料雕成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所出的玉枕，用整块青玉雕成，枕面及两侧浅刻阴线变形云纹，重达13.8千克。玉带钩出土不少，工艺水平较高的有南越王墓出土的龙虎并体带钩和龙虎合体带钩。前者透雕，钩首为虎头，钩末为龙首，龙虎双体并列，龙首、虎爪共托一环；后者作龙虎合体形，通体由七截玉料雕琢而成，以铁条贯穿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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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饰玉器。可分为人身玉饰和器物玉饰两大类。人身玉饰主要是佩玉，计有璜、环、琥、珑和玉舞人等，还有商周以来流行的用于解结的玉觽，到汉代也演变为装饰用的佩玉。玉环的纹饰优美多样，在佩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南越王墓出土的透雕龙凤纹玉环，线条流畅，纹样优美，工艺水平很高。玉舞人多数为玉片刻成，以阴线刻画细部，也有个别是圆雕的。此外，束发用的玉笄，有的透雕凤鸟卷云纹，也属随身的装饰品。装饰在器物上的玉饰，以玉剑饰最为重要。汉代的玉具剑更普遍，一些剑首、剑格以及剑鞘上的剑璏和剑珌大多用玉料制成。配套的玉具剑，其雕刻技法和纹饰题材往往是一致的。高浮雕的螭虎纹，是玉剑饰中常见的纹饰之一。此外，铜枕、铜杯、铜卮、铜铺首以及铜瑟枘等，也有镶嵌线刻或浮雕玉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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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艺品。汉代圆雕的工艺美术品数量虽不多，但制作精，代表了汉代玉器造型艺术的水平。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奔马，是一批难得的艺术珍品。其中玉奔马用白玉雕成，作奔腾前进状，马上的羽人双手扶着马颈，全器雕琢精巧，造型生动逼真。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玉雕，有的有小孔，可能作为佩玉用。徐州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小玉饰，雕琢成大鸽喂小鸽的形象，生动可爱。另外，河北定县东汉墓所在的一件小玉屏，由4块玉片组成，透雕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人物、鸟兽等纹饰，应是陈设用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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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辟邪用玉。汉代用于避邪的玉制品主要有刚卯，不过除见于著录的传世品外，发掘出土的刚卯为数不多。安徽亳县凤凰台东汉墓出土两件玉刚卯，所刻文辞和文献记载基本相同。另在上海浦东明代墓中曾出土玉刚卯三件，其中一件铭文笔画字形和亳县刚卯相似，有人认为是汉代遗物，另两件则是后世仿制的。满城汉墓所出的一件玉人，作王公凭几而坐状，底部阴刻铭文“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10个字。从铭文内容考察，这件玉雕像也应是厌胜辟邪之物。一些用于佩带的动物形玉雕，可能也有此类玉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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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礼仪用玉。汉代用于礼仪的玉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考察，和先秦时期有所不同。《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用于“礼天地四方”的璧、琮、圭、璋、琥、璜的“六器”，都属礼仪用玉。但到汉代只有璧和圭仍然作为礼仪上使用的玉器。玉璧在汉墓中出土很多，玉圭则从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汉代玉璧的花纹，除了传统的蒲纹和谷纹外，还流行着在蒲纹或谷纹的外面加饰一周兽纹或鸟纹。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玉璧，直径达33.4厘米，在谷纹的内外各有一周线刻兽纹带。此外，还有一些玉璧，在周缘之外另加一组或几组透雕动物纹，如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谷纹璧，外缘有透雕双龙卷云纹附饰，纹样优美生动，是汉代玉璧中的珍品。东汉时期的这类玉璧，有的在透雕动物纹附饰中还出现“长乐”、“宜子孙”等透雕字样。这种外缘附加透雕纹饰的玉璧，除作为礼仪用玉外，还能起着装饰的作用，其中镂刻吉祥语的小型玉璧，还可能用作佩玉。这说明汉代玉璧，在造型、纹饰和功用等方面较先秦时期有了较大的变化。“六器”中的琥和璜，汉代虽然还存在，但已是作为装饰用的佩玉了。璋和琮，在汉代可能已不再制造和使用。汉墓中偶然出土的玉琮，已是利用旧玉改制成具有其他用途的玉器了，如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琮，已被改作九窍塞之一的生殖器罩盒。江苏省涟水汉墓出土的玉琮，上有鎏金的银盖，下有由四只展翅银鹰托着的鎏金银底座，也已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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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丧葬用玉。汉代人认为玉石能使尸骨不朽，所以用于丧葬的玉器在汉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和握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完整的玉衣由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由许多小玉片编成。根据等级的不同，用于编缀玉片的分别为金缕、银缕或铜缕，个别还有用鎏金铜缕或丝缕编联的。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汉代玉衣。金缕玉衣体积大，结构复杂，经过精心设计制成，是汉代治玉工艺高度发展的产物。九窍玉塞是作为填塞或遮盖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等九窍用的，这些玉制品皆为素面。玉琀一般作蝉形，置于死者口中。至于死者手中的握玉，在西汉中期以前多作璜形，系用玉璧改制而成，到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流行为玉猪。死者手握玉猪的习俗，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都很流行。玉蝉和玉猪的造型简洁，前后变化不大，刻纹也都比较简单。此外，葬以玉衣的死者，其胸背往往铺垫许多玉璧。这些玉璧也应属于丧葬用玉。满城汉墓所出的漆棺，棺的外壁镶嵌26块玉璧，内壁镶满玉版。这种内外镶玉的漆棺虽然很少发现，但也足以说明玉在汉代丧葬习俗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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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五代和宋辽金时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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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隋唐与秦汉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经春秋战国玉器大发展之后统一的，后者则是经魏晋南北朝玉器大衰落之后统一的。从衰败中复苏的隋唐五代时期玉器，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即使名称仍如前期，但形式已有较大变化，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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