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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五章：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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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of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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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认为，由于中文为单音节，因此中文对话应该相当容易；安生认为，中文繁琐不实际；马戛尔尼发现，西方小孩学习中文毫无困难。无论如何，在这个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波罗曾说他懂数种语言，但是从未说明中文是否为其中之一。曼德维尔从未发表意见，只指出和他谈话的君主懂法文。平托则以一贯不经心的口吻用两页篇幅表示他懂中文，但是“不知如何与中国人沟通”。鲁宾逊明确表示，他一向仰赖一个葡萄牙人翻译，此人“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法语流利，还会说一点英文”。[1]自十六世纪末以来，愈来愈多西方学者钻研中文文法及字体，希望能够解读其结构及原理。研究的结果，就是大量经常匪夷所思的学术报告以及一些所谓中文的“关键”，其中最夸张的就是保证数周之内让聪明好学的人学会中文，但是这位自负的发明人从未实际验证过自己的理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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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尝试掌握“关键”，以了解中文，正反映了自笛卡尔及弗兰西斯·培根思想论述发表以来，十七世纪西方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强烈相信系统存在的必要。基于此，只要找到中文中的关键，自然就可以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进而了解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重要系统，就像了解构成自然宇宙的其他系统一样。因此如果想了解中国，一定得以精确词汇深入探索、分析、诠释此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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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伟大催生者应该是莱布尼茨。以他在数学研究上的突出天分以及对宗教和逻辑的热诚，他会走上追索中文系统这条路并不令人意外。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正是梦魇般的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前夕。1670年代，他在巴黎读了几年书，随后回到汉诺威，从事忙碌的文官工作，并进而担任法庭图书馆员。由于这份工作，他开始有时间追求自己在知识上的广泛兴趣，其中包括二进位算术和几何学。同时，莱布尼茨也翻阅了由耶稣会会士介绍的有关六爻卦本质之文章；六爻卦为《易经》（据说由孔子编纂）的主题，该书是中国人卜卦的依据，也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来源。六十四个六爻卦以数学式的精确顺序排列，每一条线上都有一长横或二短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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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爻卦类似二进位算术的演算原则，着迷之余，莱布尼茨开始和居住在中国或是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通信，长期而深入地进行探讨。他同时开始研究一些学者探索中文关键的文章，其中包括约翰·韦伯（John Webb）的论述，他尝试证明中文也许是世界上第一种或“最原始”的语言，随后才出现了其他语言。对于利玛窦首先提出、耶稣会士继而探讨的论调，认为可从中国最早期的古典经文中追溯一神教的观念，为了验证它们，他仔细阅读这些中国典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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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早已订下人生目标，要致力于治愈严重伤害当时社会的邪恶神学及政治冲突。他相信事物的多元性及和谐性，也相信唯有透过他的有系统的哲学，纯理性才有足够力量捕捉至高无上的真理。只有经由这种探索，我们才能看清所有事物事实上都朝着“先定的和谐”靠拢，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5]莱布尼茨认为，在追求宇宙万物的知识时，中国也许该扮演主要角色，因为他自忖在协调极端事物上他的理念与中国思想不谋而合，因此，若欲寻找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兼容并蓄的中间立场，必得大力仰赖中国人的信仰。也只有这种统合，才有可能使世界臻于和平且协调的新世纪。1692年当莱布尼茨听说康熙下令放宽中国对天主教的限制时，他的中国中心论似乎得到了证实：相对于康熙，路易十四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做法，就显出了极大的差异；该法令保护了基督徒在法国的权利，几乎有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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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为其1699年编辑的《中国近情》（Latest News from China）做了一篇序，这篇文章是莱布尼茨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内容最为包罗万象的一份。在这本书里，莱布尼茨提出应对由中国祭拜仪式所造成冲突的最理想的和平解决办法，同时提议开辟一条自俄国通往中国的路线，以及派遣新教传教士到当地和天主教徒一起工作。在稍后一封致彼得大帝的信里，莱布尼茨清楚警告这位统治者，维持与中国的往来非常重要，开放两国信息交流更不可轻忽，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中国对欧洲略知皮毛后便掩上大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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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在该书序言里指称，十七世纪末“最高度教化、最有品味的人”，都集中在“两个大陆上”，亦即欧洲与中国。“这距离遥远而高度文明的土地上的人，只要愿意彼此伸出双手”，以便“泽被中间地带的人”，那么“人间天堂”就有降临的一天。目前的情势是，中国和西方“几乎旗鼓相当，一会儿我们占上风，一会儿又轮到他们”。莱布尼茨认为，双方若达到完全平衡状态，也不尽理想，因为“从实用艺术及现实经验看来，我们与他们几乎等量齐观”，因此，“各民族各自拥有独到知识，才得与他民族交流获利”。[7]接着莱布尼茨尝试谈论他先前规避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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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及知识的深奥及理论的训练，我们显然较为优越。我们除了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对无形事物的知识为我们的专长外，我们对抽象事物的了解也高人一等，数学就是个明显例子。此外，当中国的天文学与我们互作比较后也可以立见高下。由此可知，中国人似乎对心灵探索及论证学一无所知，只要学会连我们一般工匠都懂得的实证几何学，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在军事上也远逊于我们，这点并非他们不能，而是不为。因为他们痛恨任何会促成人类野蛮行为的事物，而且几乎等同于耶稣的宣示（这点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出于焦虑），他们反对战争。他们若在世上独存，必可为智者，不过明摆的事实是，即使好人也必须熟悉战术，以防止恶人占尽上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较为优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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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布尼茨相信，中国人在他所谓“文明生活的规范”上却是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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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哲学上，他们当然超越我们（说出来似乎令人汗颜），这方面包括日常生活的道德及政治规范。相对于其他民族，中国律法促成了大众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以至众人所受的干扰可以降至最低：其律法之完美，简直无法形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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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从1692年以来即获得明证。而此宽容正足以说明其纪律与道德，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当时的皇帝康熙，“他的美德几乎凌驾于所有君王”。莱布尼茨也为刚从中国捎来的一封信中的消息兴奋莫名。明显将继承康熙王位的皇子，也具备了父亲的开放及灵活，“并已经学了一些欧洲语言”。由以上情况推敲，目前西方只知将传教士成群送往中国的做法应该改变。如果西方一成不变，那么，莱布尼茨担心，“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很快都要不如中国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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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该做的事，是向中国开放门户，以吸收足以壮大西方社会的养分。其中包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哲学”，这么一来，西方社会才会免于陷入莱布尼茨眼中的“腐化深渊”。另外则是中国人天生的道德感，这点在儒家思想等价值观中表露无遗，莱布尼茨认为，那已形成“天然的宗教”。基督教似乎无法促使大众过道德化的生活，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才需要中国来的传教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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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梦并未成真。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零星抵达欧洲的中国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不可能如莱布尼茨所期望将他们社会的价值观带到欧洲。[12]在晚期有关中国的作品里，莱布尼茨不再持宏观论点，不过他却更深入地探讨他所谓的“民间祭孔仪式”。他提到这点，以支持耶稣会士有关祭拜仪式的论调。耶稣会士认为，儒家是道德层面而非宗教层面的信仰，因此与教会内的基本信条不相冲突。他承认，当闵明我表示“许多中国人在祭拜时充满迷信”时，这种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是莱布尼茨认为，这些仪式本身“没有错”，而迷信也不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利玛窦的观点则非常正确，只不过诠释时犯了些错误——这点倒很像早期教会的神父，尝试由基督教的角度诠释柏拉图。“就算我们误解了儒家思想，”莱布尼茨表示，“那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对于受到误解的人而言，威胁并不存在，对于以教授知识为职的人而言，冒犯也不存在。”[13]莱布尼茨甚至抱持一个观点，认为像利玛窦这种人，对早期某些中国经典的了解可能还胜过中国学者。因为，“事实证明，较之本国国民，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典故，经常都有较深的洞悉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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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08年之后，莱布尼茨对笔下的中国又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也许能将其哲学技巧传授给中国，特别是协助他们诠释自己的经典：“我相信，无论是历史、评论或哲学，中国人都未充分发展。中国人至今尚未写出一本文学史，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将真实的作品、意义及内涵归功于给每一位作者。我同时担心，古代经典可能都受过篡改。”[15]他不再固执成见，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前往欧洲向西方人诠释西方古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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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1716年去世，那一年他完成了生平最后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在书中他完整地漫谈了所谓“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在比较过欧洲文明的年少与中国的年长后，他得出结论说：“较之他们，我们才在入门阶段，甚至尚未完全脱离野蛮时期。如果只因乍看之下，他们的古老规范不合我们平庸学者的脾胃而加以谴责，那我们也未免太愚蠢，太自以为是了。”[16]他进而对中国人的道德观，提出了一些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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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作人之理性，他们称作天意。我们服从公理，不敢稍加违背，并称其为自足，中国人则视其为（我们也一样）上天赋予的良心。违反天意就是违反理性，请求上天原谅就是自我改造，在言语及行为上回归原点，向理性表示臣服。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完美无缺，并与自然神学不谋而合。这一切都清晰明白，我相信，之所以有人会妄加批评，完全是因错误诠释及篡改所致。只要能够持续更新我们心中的自然律法——这么做还能增长性灵的灵明及可爱——就是真正的基督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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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美中国人的道德优越性之余，莱布尼茨提到了美中不足的一点。虽然中国人的纪律、服从以及类似孝道这种价值观都得到了高度发展，有些人可能觉得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点奴性”。[18]莱布尼茨驳斥持此观点的西方人“尚未习惯于以理性及规范行事”。但是他确实触及到要点了；此观点日后由笛福在探讨中国人的“缺乏自主性”时作了完整的讨论。在孟德斯鸠的文章里，这个莱布尼茨未加深究的议题，更以世界体系中心点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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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如莱布尼茨所建议，中国学者在十八世纪初期远赴欧洲宣扬中国文化，实在很难想象欧洲文化会受到何种冲击。不过，1722年孟德斯鸠的例子却说明，冲击也许会很暧昧，也可能会用错地方。孟德斯鸠当时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正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同时在巴黎从事一些法律工作。他听说巴黎有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名为黄嘉略（Hoange），于是透过中间人安排了一次会面。黄嘉略由法国天主教教士带到法国，希望他能皈依教会，但是他决定不从事神职，另外找了份编辑中国书目录的工作，并为法院编纂中法字典。由孟德斯鸠的笔记可以得知，他与黄嘉略的多次谈话——他只道出多次，未说几次——说明了，在面对心智活跃的法国贵族及其问题时中国人是怎么应付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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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宗教的本质。黄嘉略回答，中国宗教共可分三派：分别为儒教、道教、佛教。孔子不主张灵魂不灭，但是他认为，人体内有精气，一旦肉体死亡，这精气就会慢慢消逝。因此，社会精英在面对死刑时，都会选择绞刑，而非上断头台，以免精气一分为二。中国学者也祭祖，他们相信，祭祖时体内精气将和前人精气合而为一。他们持无神之论，认为死亡后的灵魂就是天堂。至于社会风俗的执行，妇女完全被排除在外，即使面对婆家的人也一样。在刑罚上则非常残忍，就算针对负责在皇帝面前进谏的大臣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方面，由于相信风水，因此经常不知事情真相，以致误会时起，甚至发生争斗。基于前述种种，孟德斯鸠怀疑道：“有可能完全了解中国人吗？”穿着打扮已不再由法令规定，而依个人意愿决定，家族内则财物共享，若有人犯罪，其他家族成员也会受到牵连，结果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家族凝聚力及家族势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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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和黄嘉略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中国语言的本质。中文的文法简单，而且除了一些特殊音听起来像法国“马夫赶马声音”的“驱（qu）”，其他问题都不大。最困难的应该是数量庞大的生字，总共超过八万个，不过只要大约一万八至二万个字，就足够应付日常之需，欧洲人大约费时三年就能阅读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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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认为，这种文字系统可能起源于很久以前的某种类似他自己时代“秘密政治团体”的神秘宗教社会，因为排斥较简单的象形文字，才采用较抽象的形式。黄嘉略解释说，在康熙大力推广语言革新后，大部分中文字的基本结构即由二至四个部首，最多约三十三个笔画组成。他并以一位字典编纂者力求精准的职业素养，为孟德斯鸠示范了一些字体组合的方法，并背诵了“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又唱了一首歌，以示范声调之不同。黄嘉略和孟德斯鸠并讨论到写作以中国人世界为主题且充满趣味的小说的困难，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必须费尽心思，才能瞥一眼心上人，接下来还得再等个四五年，才有机会互相说说话”。[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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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论或演说时，中国人显得轻声细语、温和有礼，但是实际上，“地位高的人能够殴打地位低的人，后者不敢反抗”。接着，孟德斯鸠和黄嘉略从社会及法律议题自然地转到了中国的文官系统、武官考试以及这两者各自的阶层体系，最后并谈到国家的本质。黄嘉略解释说，政府制度并非一向如目前的状态。很久以前，在基督教纪元开始之前，由于国家经常处于分裂状态，曾经出现三王并立的局面，甚至还出现过共和政府。如今，第二度外族统治“虽然未将中国政府制度完全废除，却也修改得面目全非”，“国家最神圣的律法已受破坏”，而中国人民“依然在暴政下呻吟”。皇帝的权力前所未有地膨胀，由于受到长城、荒凉边疆及沙漠等屏障的保护，国家安全得以无虞。不过，很显然早在外族入侵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积弱不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庞大国家像1644年的中国那样迅速被征服。孟德斯鸠表示，他继续与黄嘉略就中国政府的本质深入探讨后，得到结论：“统治者的权威无可限量，他集天上、人间的权力于一身，因为皇帝是知识界的主宰。因此他治下臣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他手上，任由暴君的喜怒哀乐决定一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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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结束最后对话前，还谈到许多其他话题，包括严厉的司法制度、太监的去势、纳妾的方式、满洲军队的组织、中国科学发展的窘状、祭拜时荒谬的动作、中国人说话时引经据典的习惯、中国绵长而复杂的历史记载。黄嘉略最后透露，满洲人已经放宽原本对妇女的压抑。他表示，如果满汉得以通婚，放宽的速度必可加快，只是当时禁令仍在。[23]黄嘉略前不久才娶了法国妻子，信奉天主教的孟德斯鸠，也即将迎娶基督教妻子，相较于中国大众，他们显然有较多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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