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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 文化史上一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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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从欧洲近世文化史上，得一旁证。就是：十八世纪欧洲文化界崇尚理性的新潮流，实感受中国的影响而来；而中国儒家含藏之反宗教之精神，亦即于此揭出。兹陈其要略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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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理性时代”。——自十三世纪以至十七世纪之间，是欧洲所谓“文艺复兴时代”；而十八世纪则有“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之称。康德Kant曾为下定义云：启蒙就是有自主独立之精神状态，征见于个人有勇气以自由使用其理性。此时反宗教之思想特著，殆将以理性的权威替代上帝的权威，辟出哲学的文化，推翻中世纪宗教的文化。当时的思想家皆泛称哲学家，不必专治哲学而实无所不谈；因亦有“哲学时代”之称。文艺复兴时代，当然以希腊文化为其思想之主潮；理性时代则以中国文化为其主潮。理性时代之欧人（尤其法国德国）狂热于中国文化，正不异于文艺复兴时代彼等之狂热于希腊古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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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思想入欧洲。——中国之物质文明输入欧洲颇早；中国思想入欧，当以十七十八两世纪为主，其间（1645—1742年）天主教徒之争论中国礼仪问题，盖尤其良好机会也。所谓中国礼仪，指中国社会所通行之祭祖祀孔敬天之礼。天主教之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来中国传教，初时对此取宽容妥协态度。以为祭祖不过人子孝思之诚；祀孔则敬其为人师表；不足为异端之信仰。至若敬天，则正与彼教信奉万有真宰之义相合。后来其他派教士反对之，认为祭祖祀孔实即异端之偶像崇拜，敬天则不过苍苍之天，而非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这一切都应当严行禁止。由是引起争论，前后延至百年之久，促动欧洲知识阶级无论是宗教家非宗教家，群集其注意中国文化之研究。而耶稣会教士及其他教士之来中国者，诵习中国书典，接触中国政治，所得亦广亦深，著述出版至为丰富，遂使中国思想传播欧土。更得彼土很多大思想家踊跃为之阐扬，所发生之影响乃至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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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发生之影响。——耶稣教士之介绍中国思想，原意在附会其自己教义；无如中国思想实非宗教的，而其理性之充沛反而给欧洲思想界一大刺激，开导了反宗教潮流，从而形成了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则非当初所及预料矣。如赖赫淮恩（Reich Wein）在其《中国与欧洲》一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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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士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世人不只诵读，还要实行。他们不知其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是他们不独介绍了中国哲学，更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出来；因此欧洲人便对中国文化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亦成为当时动荡欧洲政局之一理想模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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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具体表现，法德两国所受影响甚巨，英国则较差。惟法德两国之表见，亦颇不同。大抵法国偏于以唯物论、无神论、自然主义来接受中国思想，百科全书派为其代表，而影响于政治则法国大革命。德国偏于以泛神论，自然神教来接受中国思想，来勃尼兹及吴尔夫等为其代表，卒产生于欧洲哲学正宗之康德黑格尔一派观念论。同时其影响于政治者，则为腓特烈大帝之开明专制。以下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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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有人说过“法国大革命为哲学之产物”，黑格尔于著作中特加以肯定。[9]克鲁泡特金著《法国大革命史》亦云“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久已攻击当时之政治社会组织。……哲学家当时之宣告‘理智’为至高无上，劝人信仰人的天性之说，实为人类开一新纪元”，[10]此哲学即反宗教之思想，为革命运动所自出；肖若瑟从宗教立场所著《圣教史略》指证之甚明。[11]有名之“百科全书派”，代表反宗教思想阵营，同时即为倾倒于中国文化者，又即为革命之发动者，此派多数为耶稣会出身；——威尔斯说“此一群优秀之士（指百科全书家），大都系耶稣会中富有反叛思想精神之人”。此派领袖人物荷尔巴赫（Baron Holbach）著《自然的体系》，后世视为无神论之唯一文献，唯物论之圣书；其所著《社会的体系》中，乃盛赞中国社会及政治，主张政治与道德结合如中国之例，末后结论公然宣称“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而其在当时革命运动上，则史家说“荷尔巴赫的沙龙（客厅）真正是第三阶级及其和法国旧制度作思想斗争之大本营。……革命首先是诞生于荷尔巴赫的沙龙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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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法国启蒙运动之最大权威，莫不知为福禄特尔（Voltaire）；其浸染于中国思想之深，与倾服中国文化之至，亦无以复加。他之反对宗教，攻击教会，激烈无比；但却不以无神论来理解中国哲学，而宁以有神——或赫克尔（Hoeckel）所说，是一种“有礼的无神论”。他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政治组织”。他几乎是一“全盘中化论”者。他尝叹息：我们不能如中国人一样，真是太不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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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农学派Physiocrats为启蒙运动之见于政治经济学术者；虽响慕于中国之开明专制，而实推动了当时革命，有如马耳来大所称“重农主义盖上一层泥土的薄膜，而蕴含着革命的细菌”。此派思想完全导源中国；其创始者魁斯奈（Quesnay）因有“欧洲的孔子”之称。魁氏所著之《经济学图表》，为学术上一大发明，马克思许其为近世政治经济学之始祖。而其弟子大密拉搏（The elder Mirabeou）则竟指为继承于孔子的。又其所著《中国专制政治论》，谓中国之天理天则即是彼所主张之“自然法”；“自然法”实为中国道德之基础，且为中国政治及社会制度之基础。道德与政治于是乃一致不分，而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的学问。因而中国之文物制度，亦与自然同其悠久不变，永续于数千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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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举此为例，其余如孟德斯鸠等，尚有许多人，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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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反宗教思想虽盛于法国，然其理论之完成必属于德国。所以有人说“法国革命判决了帝王贵族的死刑，而德国哲学却判决了上帝的死刑”。又说“思想界的伟大破坏者康德，在恐怖主义上是远离开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所不及的”。此其成就，可谓一种精神界之革命，此种精神革命表见于哲学文学各方面，而直接间接莫不受中国之影响。兹举其尤著者来勃尼兹与吴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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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勃尼兹（G.W.Leibniz）为德国启蒙哲学元祖，早在青年时受中国哲学影响，至中年更与耶稣会士之履中土者多人为亲密之往还，益助其对中国之研究。在宗教问题上，他有进于高明的神学思想，因此他比耶稣会更进一步而认宋儒所言之“理”即神（耶稣会仅承认先儒所言之“天”即神，而不承认后儒所言之“理”）。对于教士反对中国礼仪批评中国思想者，他替中国辩护不遗余力。他完全崇拜中国文化，尤其在人生实践方面，以为欧洲人是必须自认其不及的。下列几句话，略可看出他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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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人类最大祸害即从人类而来，复归于人类本身。人人相对如狼的谚语，尚不足以形容。由于我们的无限愚昧，加以不幸的自然遭遇，还不够；我们又对于自身不断地创造苦难。要是理性对于这种祸害，还有救药的话，那末中国民族将首先是其良好规范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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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特尔尝以欧人之往中国传教为妄举，而来氏则极力主张中西文化之交流，并寄其希望于俄国，谓其介于中国与欧洲之间也。来氏学问渊博无所不通，尤长于数学、物理、逻辑；因于中国易卦及邵康节之学，发生浓厚兴趣，以为彼此暗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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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尔夫（Wolff）之学上承来勃尼兹，下再传于康德。中国思想遍布于德国大学知识界，乃至广播于欧洲，得力于吴氏至大。初讲学于哈尔大学，以提倡理性哲学，曾受虔诚于宗教之同事们的排挤；卒以一次讲演《中国实践哲学》有赞扬儒教菲薄基督教之嫌，为政府严令逐出大学及普鲁士国境。此一绝大学潮，更为吴氏引致同情而得发舒之机会，旋即被聘于马堡大学。及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即位，素来倾服吴氏，特聘其回哈尔大学，并任宫廷顾问。其所著《中国实践哲学》，分别儒教基督教原理不同；然谓理性与信仰应相调和，儒教与基督教正是相反相成。由于他提出理性而高扬之，卒产生德国观念论的哲学；观念论实即理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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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所受中国影响，更有其见于政治方面者，即开明专制主义之政治改良。说者谓十八世纪的欧洲，或则为君主政治的腐败，如法国其代表；或则为贵族政治的弊害，如德国其代表。此时均非有一种变动，以为救济不可。中国思想及其开明专制的政治，适于此时传到欧洲，予以新刺激。然在德国因为来勃尼兹吴尔夫等以影响腓特烈大帝（他算是儒家间接信徒），运用政治手腕消除贵族弊害，遂得完成政治改良。在法国却因受病太深，和民族性的不同，卒不得不走向流血革命一途。前者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较为现实，用以行建设；后者所认识的中国文化较为理想，用以行破坏。两种结果不同，而未尝非出自一种因素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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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以上所陈，均取材于最近朱谦之先生所发表《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巨著。原著搜集丰富，非一日之功，而似取材日本学者后藤末雄、五来欣造之著书为多。当初欧人之感受中国影响，既多由辗转传说及翻译；而我们现在理会其所受影响，又根据其人著述或史家所传或异邦研究，重复翻译过来，一往一返，展转失真之处，自必不少。但除他们感受时不免将中国理想化一点外，其精神气脉交感相通之所在，依然可睹。藉着此历史旁证，使我们觉得中国精神在哪里，益加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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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一 文化史上一种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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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长于温带而非生长于热带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起于肥饶的扬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而起于比较贫瘠的黄河平原。原始的中国人，无论是由西方侵入或由土著部落开化而来，总之有史之初他们所处自然环境，是比较清苦的。这里没有像尼罗河流域那样定期泛滥，亦没有像恒河平原那样丰富的产物。黄河在古代大约已经不断地给予两岸居民，以洪水的灾害。西北方的山脉高度，挡不住沙漠吹来的冷风。人类在洪水期间就只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里去，和毒蛇猛兽争山林之利。黄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较困难，智识变换的机会较少。人们需要终日胼手胝足，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没有余暇以骋身外之思。像埃及和印度那样宏大的宗教组织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发生想像丰富的神话文学，不能产生于中国。中国原始的宗教，大抵是于人事有关的神祇崇拜及巫术之类。这样，使中国老早就养成一种重实际而轻幻想的民族。中国民族老早已经接受了现代世界“人”的观念。中国民族是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未超过现实的地上生活，而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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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夏商的史实，未易详考。但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当时并没有与政权并峙的教权。如埃及式的僧侣，犹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罗门，在中国史上还未发现有与之相等的宗教权力阶级。中国古代的君主都是君而兼师的，他以政治领袖而兼理教务，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当然亦是教权不能凌驾政权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统一天国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已经先建设起来；因此宗教的统治便永远不能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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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族或许是古代唯一最先崇拜大神的人。上帝的观念，自淮水流域的商人带来，加入中国文化系统。然而商民族与其先进的夏民族的关系，正和亚述人与古巴比伦人的关系相似，武力征服之后，文化上建设能力却不充分，免不得沿袭被征服民族文化遗产。因此上帝观念的输入，不过使旧有宗教之上增加一个较大的神，而未能消灭或统治了原有的多神。并且受了原始中国人实际思想的同化，所谓上帝已与天地之“天”的观念合而为一。因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的每一神只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实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后来墨子——他是宗教的商民族之遗裔——想替中国增设一个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终归没有成功，似乎那时间已经太晚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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