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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170731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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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十三章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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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艺术和商人财富 图中这座商住两用的哥特式宫殿建于1430年左右，建造者是一位威尼斯商人。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商人对财富无休止的追逐与其他市民对真理和神圣无穷尽的求索共存，令人心神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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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年至1500年间，西欧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即构成西方遗产的多元要素似乎凝结为一个综合体，呈现出平衡紧凑的模式。后来，新思想、新技术出现，打破了原有平衡，引起人们对该综合体各方面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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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兴阶段中，教会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教会神职人员控制着多数艺术形式、几乎所有的知识，以及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世俗统治者、地主、手工艺同业工会和村庄各自发挥作用，但为中世纪文明打上特殊印记的一直都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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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中世纪综合体”的瓦解意味着教会权力的弱化。比如，在1303年阿纳尼事件中，皇权显然高于教权。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人对神职人员的俗世管理权提出质疑。还有人重新学习古代异教著作，冲击了教会地位。艺术也不再单单为教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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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欧洲的风云变幻中，不单单是教会受到影响。欧洲各国组建步兵，严明军纪，加筑市镇防御工事，骑士制度受到冲击。就连中世纪欧洲经济发展保障——手工艺同业公会和采邑制也发生根本变化。起因是，在欧洲最发达地区的乡村，半耕半工的佃农阶层人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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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疑惑都可在1500年这一年得到清晰解答。虽然，在1500年过后很长时间，西欧才进入繁荣稳定新模式，但这一年仍然不失为一个好年份。从这一年开始，欧洲故事发生转折，并不断演变。这一转折点就是，欧洲船长开辟出地球各大洋经常性通航路径，世界历史新纪元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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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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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年至1275年间，中世纪教会让整个西欧文明变成非同寻常的焦点。基督徒和异教徒、罗马和蛮族遗产汇合一处。虽然这些年，社会各阶层经常发生争执，但市镇居民、神职人员、大地主和普通农民将各自能量有效聚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可谓空前绝后。历史学家常将这一时期称为“中世纪盛期”。除了这一名称外，这一时期还因各种迥然不同的元素能够和谐共存，而得名“中世纪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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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00年时，欧洲黑暗时代的贫穷无知、地方自给自足已经成为过往。市镇兴起，贸易往来改善了通信条件，十字军东征和圣地朝圣活动如火如荼。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人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有了更透彻的观察。地方宗教形式多元化，许多新思想涌现，教会和基督教面临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只做简单的因果推理并不够。神父教士最终成功应对挑战，并在一个多世纪里达至宗教和世俗思想理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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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教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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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世纪文明，就必须清楚认识教会的定义及其影响普通人生活的方式。中世纪神学家认为，教会是“恩典的渠道”，让人类得到上帝的救赎。恩典是对罪恶的宽恕，只有上帝才能施与，渠道是教会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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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有七种。人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的有四种：洗礼，出生后即施行，目的是洗去婴孩的原罪；坚信礼，青年时施与，表明某人自觉认同基督徒身份；婚礼，这一点我们不多做解释；终傅，去世前施行，旨在去掉所有残存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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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断重复的圣事为：构成基督徒崇拜中心环节的圣餐或弥撒圣祭；忏悔或告解。后者与前者相辅相成，目的是消除前次告解后犯下的罪恶。最后一种圣事是授圣职，即授予牧师主持其他圣事的权力，使之有别于普通信徒。如果不领受牧师主持的圣事，人类就会在自然冲动驱使下犯下罪恶。而这种罪恶如果没有得到上帝恩典的宽恕，灵魂会被遣入地狱，永遭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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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 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代表巴黎主教为巴黎圣母院奠定基石。当时，巴黎主教想为自己、为巴黎市建造一座新教堂。建筑师采用新法建造，将屋顶与地板间距离拔高到48米，并层叠安装彩色玻璃窗，让室内沐浴彩光，取得了美轮美奂的建筑效果。但随着审美品位的改变，到了18世纪，这种风格被斥为“哥特式”。进入19世纪，艺术史家对哥特式建筑展现的审美情趣和工程造诣钦慕不已。时至今日，人们仍对这种建筑风格大为赞叹。这张照片里的立面完工于1240年。建筑师原计划在每座塔上都安装尖顶，但未能付诸实施。1240年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工匠在各面修建走廊，雕琢完成其他装饰细节。1200年至1500年间，拉丁基督教世界变得更加富庶，十几个市镇动工兴建巴黎圣母院式的大教堂，抒发地方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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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认真对待教会规定的宗教义务，才有望得到拯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意味着，信徒要顺从牧师，而牧师要遵从为其授予圣职的主教。主教权威直接来源于使徒，而使徒从基督本人获得权威。在主教中，罗马主教即教皇权力最大。教皇权力建立在这一信条上，即罗马主教是使徒之首圣彼得的继承人。基督教旧有传统认为，圣彼得被尼禄皇帝下令处死，在罗马殉难。这一说法很有可能是准确的。为此，教皇宣称自己是圣彼得继承人，拥有基督授予彼得的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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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皇也宣称自己对普通政府的所有世俗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说法部分源自“君士坦丁献土”一文。根据这份文献记载，君士坦丁大帝移都君士坦丁堡时，将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管理权转让给了教皇。早在1450年时，意大利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1407年—1457年）就证明这份文件纯属伪造。但在中世纪，人们对其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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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皇所说的对世俗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不完全源自“君士坦丁献土”。《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说罗马士兵闯进客西马尼园捉拿基督时，圣彼得拔剑护卫，但被基督制止。中世纪评论者据此认为，圣彼得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去世后，罗马教皇继承了这种权力，是人世间最高世俗和宗教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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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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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观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有实际意义，即教皇有能力建设一套政治体系，将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哪怕遇到部分地方统治者反对，依然照行不误。从1076年开始，教会与日耳曼皇帝为此展开激烈争夺。原因很简单。如果皇帝控制了德国、意大利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教皇就不能有效施政。我们已经看到，到1200年时，皇权彻底瓦解，德国、意大利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差不多都听命于教皇。在其他地方，教皇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没有向国王贵胄公开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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