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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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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流浪、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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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 from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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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世界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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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者”查理(Charles the Wise)左胳膊上的疥疮不再流脓并且开始结痂时,这位法国国王知道他的末日或许已经不远了。许多年前,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被从遥远的布拉格请了过来,为国王治疗神秘的疥疮。这位医生宣布,即使疥疮不再流脓,他也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排后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多年之后,虽然国王一直在为夺回被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占领的领土而顽强作战,他上臂护甲下面那种难熬的疼痛竟然奇迹般地慢慢消失了。然而,正当这位国王觉得自己一生的使命即将完成时,命运的阴霾却不公正地降临了,这很可能是他不得不长期服用砒霜所造成的恶果。这位“智者”并不是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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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国王于1380年9月30日去世并把王国留给他11岁的儿子[像“疯子”查理(Charles the Mad)一样,他几乎失去了他的父亲夺回来的所有领土]之前,他的确做了一件还算聪明的事。大约在1375年,查理向阿拉贡国王“尚礼者”皮雷(Pere the Ceremonious)的宫廷派出了一位使者,指令他向马略卡岛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的犹太人索要一件“世界衣”(mappae mundi),那里的犹太人以擅长这种工艺而名噪一时。这种伟大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十分成熟,因为这张 “加泰罗尼亚海图”注238 曾于1380年11月与其他917件工艺品一起被宫廷图书馆记载于收藏目录中,所以,很可能这位病入膏肓的国王从未见到过这种用6片对开的牛皮制作的工艺品。这张牛皮上绘制了当时全部已知世界的版图——从西面的加纳利群岛[海图上标注为“野狗”(canes),听起来似乎火山群之间回响着野狗的吠叫声],到最东面远至 契丹注239 的深海列岛[据说马可·波罗曾经数过,有多达7000个岛屿]以及特拉帕尼(Trapani)附近的水面(那里的土著仍然吃生鱼、喝海水)。然而,就是这样一张可以折叠的绘有图案的牛皮——上面标有加泰罗尼亚文字和海上季风的方向,泛着或金色或银色、或朱红或暗绿的辉光,并将 黄道十二宫注240 人格化,形象生动,美轮美奂——反而受到这位年少的国王即查理六世那些叔叔、伯伯的追捧。他们想把这件“宝物”献给他,或许这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也很想将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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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出自马略卡岛的海图本来是放在船长舵舱的桌子上,以便使船长根据第一手海情资料精确地确定危险的暗礁和海岸、适合抛锚的避风港和千变万化的海峡的细节。尽管这张“加泰罗尼亚海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件“宝物”)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并且是作为献给王室的礼物绘制的,但它就像我们平日看到的东西一样平常,然而,这位年少的国王以及他上一辈的监护人和宫廷图书馆馆长可以围着它转整整一圈,似乎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一年后的1381年,阿拉贡亲王胡安命令“一位被称为‘世界衣’和罗盘制作大师的犹太人(jueu)”专门制作了另一张这样的海图,作为礼物献给查理六世,以期在阿拉贡和法国之间建立起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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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犹太人名叫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Cresques Abraham)。要制作一张比以前的作品更壮观、信息量更大的海图,他和他的儿子雅弗达(Jafuda)要花几年的时间。从技术上讲,相对于这种工艺的发明者,克莱斯卡斯不能算是海图制作者,他实际上只是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罗盘装配工(brujulero),即制造罗盘并装饰外壳,以便内部固定在软木上的磁针可以自由摆动从而指示方向。在当时,这种制作工种之间的界限远比最近某些学者所作的划分更模糊,所以这位亲王所安排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由克莱斯卡斯和他的儿子(他甚至被国王皮雷授予“宫廷近臣”的特殊荣誉)完成的,即他们是整个工艺品的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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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构思、绘制和装饰的过程中,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宛如在天上与天使们站在一起。他们占据了整个苍穹——正如托勒密所说,方圆达18万 斯塔底注241(stadium) 即24000英里——他们瞪大了双眼,举起灵巧的双手,俯瞰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的大海,曲折蜿蜒的海岸,荒凉而陡峭的旷野,高高耸立的山峰,甚至能看清爱尔兰的沼泽,一丛丛小草从泥土中绽出新芽。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停止了这项全能的上帝才能做的工作,因为上帝禁止冒犯他无限的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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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从自己的领地上无情地驱逐出去,谁又能像那些不停地流浪并逃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那样占领了整个地球呢?在可汗保护下的契丹,在赤日炎炎的努比亚,在德里国王炫耀自己有几百头大象的印度王国,在马拉巴尔海岸和马格里布地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正是在离菲斯城不远的地方,克莱斯卡斯设计出了六角星形的大卫盾,这在过去的世界地图上从未见过。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那个在一个世纪前的埃布斯多夫(Ebsdorf)和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上,高高地站在地球顶上的耶稣基督彻底消失了。这种替代的确令人震惊,因为在远东地区、在歌革(Gog)和玛各(Magog)邻近地区,有人把这位高高在上的人物想象为天堂中的基督,有人甚至不切实际地认为其是反基督的形象,但他的王冠和大胡子表明,他更像是大卫——手里握着植物枝叶从他即救世主的“茎秆”上伸出,非常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犹太—基督的混合形象。在西奈山上的修道院的原址上,虽然恭敬地雕刻着“圣凯瑟琳”的门匾,但同时也标明这是“摩西授予律法”的地方。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红海的西北海面被一条窄窄的白线一分为二,当地传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子孙”(这是非犹太人不常用的一个词语)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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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海图是为了那些地位显赫的人准备的,所以他们还要尽量让这些人能看得懂。这张海图没有过多地标注地中海和欧洲各国海岸的地形和海面细节,而是加上了许多沿岸管辖着各自领地的国王和王后的形象。其中最令人惊异的是非洲几内亚国王“穆萨·马里”(Mussa Melli),而真正的穆萨的确曾在14世纪早期统治过马里王国,即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之间的狭长领土。由于他的王国位于黄金运输线的要冲,其地位是如此重要,他甚至诱使伊比利亚半岛各个王国的船队沿西海岸面下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位“穆萨·马里”身穿精美的绿色细布长袍,留着大胡子,赤着双脚,头戴金冠,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手里举着用这种宝贵的金属制成的一个大盘子,就好像他手中掌握着金灿灿的太阳。在西北方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面色苍白的 图阿雷格人注242(Tuareg) 正在一片绿洲上的黑色帐篷前把连枷装上骆驼。即使在当时,马略卡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就已经知道,白人和黑人、捕奴者和贩奴者之间在撒哈拉南面的赤道附近自古以来就常年处于敌对状态,因为许多犹太人本身就是从马格里布地区和阿特拉斯山区迁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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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世界衣”记载的是最新的历史和地理信息,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就为贾米·费雷尔(Jaume Ferrer)船长制作了一件,于是他于1346年驾驶一条单桅、横帆的单层帆船(通常用于运送马匹)沿非洲西岸南下,直达传说中的奥尔金河(Rio d’Oro)河口。这个地方被发现后,后来欧洲人纷纷深入“黄金王国”腹地寻找金矿。按照克莱斯卡斯的海图,费雷尔后面的航线应该折向西南,这样可能使他能够满载财富连同或许是真正的塞内加尔河或冈比亚河的信息成功返航。据说,刚刚征服马略卡岛的阿拉贡国王曾企图对加纳利群岛发动圣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完成对穆斯林控制下的本土进行传教和掠夺的双重使命。但是,费雷尔恐怕永远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插在他驾驶的小帆船的圆形船尾上的阿拉贡信号旗最终飘落在深海之中。当时的阿拉贡国王正沉迷于海上扩张,试图建立一个从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直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的跨地中海王国。对法国人来说这不过是在吹牛,一个小小的帝国竟如此贪婪,据说就连海里的鱼也在戏弄阿拉贡人插在船尾的金红色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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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精神世界来说,永远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海图本身需要变化,大地充满了生机,而人是活的,他们可以不受边界的约束,即使是骑着一头慢腾腾的骆驼,或驾驶一条小船穿过波斯湾,他们是自由的。在他们去忽必烈大汗的契丹首都“汗八里”(Chanbaleth)——方圆24英里,四周有坚固的城墙——的路上,马可·波罗的商队穿越高加索高原进入了亚细亚的腹地,他们绕过崇山峻岭,走的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前面是驼队,然后是步兵组成的卫队,最后才是随行的团队,而满脸胡须的波罗就走在他们前面,不时地和一个面无表情的鞑靼人说笑着。一个同伴由于坐在马鞍上打盹儿不小心摔了下来,正如克莱斯卡斯所提醒的那样,他应该是被深夜出来活动的恶灵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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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身影以不同的方式在路上移动着,他们转向东南进入下多瑙河地区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向北进入了波洛尼亚、俄罗斯,以及荒凉而多山的“阿察尼亚”(即奥克尼群岛)——那里一年里有半年黑夜,另半年也只能靠灯照明过夜。在“启明者”灵巧的双手引领下,犹太人继续向南迁移,溯尼罗河(正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的那样,尼罗河在苏丹西部急剧抬升)而上,进入基督徒和“撒拉森人”(海图上标注穆斯林时所用的名称)一直在争战的埃塞俄比亚,然后乘船跨过波斯湾(那里的当地人习惯于光着身子潜水寻找珍珠),继续向东深入内地的荒漠之中。他们发现那里寻找钻石的方式十分奇特,人们把鲜肉撒在山顶上,等着嘴里含着钻石的野禽把鲜肉叼起来,当这些食物从嘴里往下咽时,它们就会大方地把钻石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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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事实、痛苦的传闻和难以抑制的幻想、新的发现和古老的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不断移动的拥挤的人流中相互碰撞,激发出精神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说,“加泰罗尼亚海图”无疑是《塔木德》中“哈嘎嗒”内容一个投影:一种奇特的传播知识、获得智慧的闲聊式对话,只不过没有权威主持人的裁判,而相互打断的声音换成了突然改变的风向和不断晃动的罗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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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罗盘历史上第一次被描画在“世界衣”上:表示风向的玫瑰形图案在西面充满诱惑的海洋边缘绽放开来,条季风线沿着8个主要方向投射,不需要任何磁力作用,仅仅借助好奇和热情这两种精神力量就可以改变世界。耶路撒冷仍然居于世界的中心,各处圣墓的所在地被犹太绘图员小心翼翼地为他们的基督徒赞助人标注出来,因为这里本来应该是另一处教堂所在地,但当时在“撒拉森人”的监管下显然已经无法补救。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事实充分体现了骑士身负圣战使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仍然没有从基督徒的想象中消失,尤其是在西班牙,因为那里除了格拉纳达(Granada)这块飞地,已经再也找不到伊斯兰教的痕迹。然而在其他的海图上,整个黎凡特地区(Levant)都标示着一个个十字架,但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在右端却标示着一个风格特别的图案,有些人或许想象力过于丰富,他们认为这个图案很像是一个七枝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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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象力是全方位的,总会伴随着突然出现的机会向某个方向宣泄出来。对于克莱斯卡斯一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否仅仅靠“心灵之眼”和阅读马可·波罗充满想象力的游记而周游过世界,他们的海图都代表着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精神,因为恰恰在那段时间时,帕尔马的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得不居住在专门为他们划出的街区——“暂住区”(Call)。这个词并不是西班牙语中“大街”(calle)一词的缩略,而是希伯来语中“社区”(kahal)一词的变体。更重要的是,这张海图是绘制者对不同人种的好奇心的一次真实记录,其读者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这一点已经为波罗的旅行生涯和游记所证明)。它出人意料地消除了主张圣战者头脑中对于基督教统一王国的幻想,使他们卸下了渴望在“基督再临”时全世界皈依基督教的沉重负担。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每一个地方都有犹太人。尽管许多犹太人是13世纪随着他们的基督徒征服者一起来到马略卡岛的,但严格说来,他们对于主人的最大价值是能够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起着一种中介作用。他们说的和读的都是阿拉伯语,把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带给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与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和埃及各种不同的势力与港口通商做生意。犹太人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的,但是独立的马略卡国王以及后来的阿拉贡统治者命令那些基督徒船主接受从穆斯林土地上发来的货物,并由犹太人用船运送的货物。在马略卡岛的居民中,只有犹太人能够跨越地中海地区不同语言、宗教和习俗的边界自由旅行(尽管不一定是安全的)。港口分布最密、海上信息最多的地中海海岸线上留下了犹太人来来去去的足迹,他们甚至穿过爱琴海,或者更冒险地进入了大西洋中的那些小岛。在几内亚长长的海岸线以西,星罗棋布的岛屿向他们伸出了欢迎的双臂(虽然不知道其确切位置)——马德拉群岛、加纳利群岛,还有一些岛屿的名字不仅标在了海图上,而且其怪异的名字恐怕让人永远无法忘记:卡普拉拉(Caprara),意为“山羊岛”;布拉吉尔(Brazil),意为“火焰岛”;科尔沃(Corvo),意为“乌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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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略卡岛本身或许并不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其实是许多犹太家庭的一个流放地,他们被流放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他们有些人或许在13世纪随着基督徒重新征服的大军从北非地区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来到这里,不光在帕尔马,而且在岛中央的印加(Inca)和锡内乌(Sineu)、东北角的阿尔库迪亚(Alcudia)、西北角的索列尔(Soller)定居下来。5在所有这些地方,像在基督教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通常居住在城堡和教堂附近,其中有些等级较高的教堂可以管辖群山之间的多个马略卡城镇。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管理机构和犹太生活之间完全有可能和睦相处。基督教会和王朝当局(这里曾一度是一个独立的公国,1343年之后才成为阿拉贡王朝的一个行省)都承诺保证犹太人的安全,但同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再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宗教,因为如果他们皈依基督教,就会享受到王朝当局平日提供的种种福利。因为地中海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教会和王室常常会突然需要大笔的金钱,而犹太人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里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马略卡国王统治时期)可怕的暴乱,其后果往往是犹太人的财产甚至当地的会堂被当局没收。但过后不久,时局又会恢复到一种社会互惠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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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贡国王皮雷(佩德罗)四世的统治下,马略卡岛的犹太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仇恨和盲信的风暴,他们只是有时会听到其他地方远远传来排犹的“滚雷声”。当地的王室明确禁止传教的行乞修士进入犹太会堂,不得强迫犹太人听他们布道。通过穿衣戴帽区分人种的屈辱似乎已经与他们无缘。犹太人在安息日和重要节期举行集会不会遭到逮捕,并且在基督教的法庭上作证时,犹太人可以手抚“十诫”发誓。犹太人的大部分事务均由他们的自治机构进行管理和裁判。在马略卡岛,没有人会指控他们传染黑死病。但与此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有900名犹太人在一场疯狂的暴乱中被屠杀;在托莱多(Toledo),1349年也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暴乱。在马略卡岛上,从没有出现过侮蔑他们通过向井水里投毒或传播麻风病的方式毁灭基督徒的传言。恰恰相反,像作为“宫廷近臣”地位显赫的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这样的犹太人还被赋予了到帕尔马最高处的水井中取水的权利。他们甚至被允许修建了一条水道,把高处的井水引下来用于举行犹太洁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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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哈里发的领地内一样,犹太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精湛技艺繁荣起来。迈蒙尼德派和反迈蒙尼德派之间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只不过后者开始用喀巴拉神秘主义而不再用希腊逻辑学的思辨工具来解释上帝的启示。持有不同观点的拉比纷纷赶到马略卡岛,他们并非被迫过来,而是因为他们很愿意来这个地方。像开罗和科尔多瓦一样,他们中间不乏博学多才之人,可以对发源于阿拉伯地区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进行阐释。那些精于测星术的拉比,如列昂·莫斯科尼(Leon Mosconi)、以法莲·格隆迪(Ephraim Gerondi)和以撒·尼弗西(Isaac Nifoci),为宫廷制造钟表和星盘(以及四分仪和六分仪),他们像国王身边的随侍御医一样赢得了特殊的崇高地位。除了其他各种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身带长剑或短刀——这在14世纪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当时,无论犹太医生去哪里,都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知识和治疗能力的人。的确,不仅在马略卡而且在整个基督教王国里,犹太人生活其间的基督徒人群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欢迎犹太人为他们提供贴身服务的人,另一种则对这种服务感到厌恶和害怕,他们认为让犹太人摸一下就等于是把身体交给了凶手,而犹太医生开出的药就是撒旦的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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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社区的这种繁荣起码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犹太人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多样性。局势稳定下来之后,犹太人可以自己选择谋生的方式。在帕尔马东南的圣菲(Santa Fe)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附近,从一个小广场往下走,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大门进入圣殿,这说明犹太人可以随意出入圣殿。当时,“暂住区”还不能算是“隔都”。在马略卡岛上的卡拉特拉瓦镇上——以及他们定居的印加和索列尔这样的小镇上——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不仅有大量的犹太银匠和金匠,而且还有一些种植和出售藏红花的药商以及红酒经销商(像“可食”肉类一样,非犹太人的“可食”红酒生意十分兴隆)。那里有染房和出售丝绸和亚麻的布店,制造肥皂的作坊。并且由于马略卡岛与生意具有浓厚犹太色彩的巴塞罗那联系紧密,一条以造纸、图书装订和销售(尼弗西的另一种生意)为主的特殊产业链越来越红火,销售的产品从账簿到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经典著作和译本一应俱全,尤其是各种装饰精美的手稿日益受到当地人的青睐。马略卡岛虽然算不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在当时谁又能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生存状态,其中周而复始的犹太生活——逾越节家宴、婚礼和葬礼、纷乱的集市开放日和庄严的斋戒日——完全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正常进行。如果像过去那样,帕尔马出现了由某些附近城镇和乡村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活动(如离此不远的印加在1373年就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性暴乱),在皮雷四世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完全可以期望受到官方的保护而不受暴徒的伤害,而这些暴徒通常会受到当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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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把那张伟大的海图呈交给法国国王仅仅过了十年之后,作为海图制作地的马略卡岛上的犹太社会却突然崩塌了。到1435年,岛上的犹太人似乎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只能作为强制皈依的人(chuetas)而偷偷地活着。他们只能在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之夜偷偷地点上蜡烛,在炉子上通宵炖好“ 过夜饭注243”(adafina) ,以便在安息日能品味一下残留在记忆中的食物,而这也是这个犹太社会的后人唯一能够找回他们的祖先的线索。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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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塞法拉德(伊比利亚半岛)的每一个重要犹太社区一样,1391年夏天降临在马略卡岛犹太人头上的连绵不断的灾难是以一声不祥“喊叫”开始的。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吸引力。但不容否认的是,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整个欧洲乡村和城镇掀起的针对已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威的起义浪潮的一个缩影,或许是对其没有能力在死亡率达三分之一的鼠疫大流行期间保护其臣民的一种迟到的反应。然而,正是那种敢于说出或喊出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的真相的声音,才使得强大的权力当局在野兽般的哀嚎中轰然倒地,直至这种哀嚎声把他们从城堡和王座上掀了下来,并进一步将怨恨演变为深重的灾难,而“喊叫”则变成了集体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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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这声“喊叫”是由塞尔维亚西面大约50英里的埃西雅(Ecija)的副主教费伦·马丁内斯(Ferran Martinez)发出的。也许是由于马丁内斯缺乏神学方面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只能用冷酷而简单的语言暴力来补偿。但或许正是马丁内斯这种缺乏经验的力量和怒气难平的狂热,才使他敢于以一种更高权威的名义向王权提出挑战,从而使他在城镇和乡村的普通基督徒民众中间赢得了声誉。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并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如果不是上天的惩罚,就是由犹太人、异端分子和麻风病人共同密谋犯下的罪行,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世界里,人们既没有时间考虑保留犹太人作为基督救苦救难的见证的传统奥古斯丁哲学,也没有耐心一个个地去劝说他们。既然在圣地已经被挫败,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迫切需要一场圣战来发泄,如果目标不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已经被彻底击败),为什么不是魔鬼般的犹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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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丁内斯从1378年开始在卡斯提尔南部的城镇中进行传教活动,发出了号令式的冷酷而简单的“喊叫”:无论何时何地,你的使命就是攻击犹太人。因为按照教会内部的法令,设立犹太会堂——被称为“撒旦的居所”,并且据称信徒们每天在里面诅咒基督和基督徒三次——是非法的,所以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一律摧毁这些会堂,并且要立即付诸行动。至于那些经常到这些地方干坏事的犹太人,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立即皈依基督教或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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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内斯在传教的道路上与各地的王朝政权发生了冲突,当地的国王被他拒绝给予犹太人受其保护的自治和公共正义权利的做法大大地激怒了,并且对他宣称犹太人要由他本人来审判的狂言尤其感到震惊和反感。至少有两个国王和一个摄政王曾命令他收回自己的声明,并停止针对犹太人进行传教活动。凡是在他的煽动下已经被破坏或摧毁的犹太会堂均由他负责恢复原状,但这种声势浩大的命令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各地教堂的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同样也感到恐惧,塞尔维亚的大主教巴洛索(Barroso)甚至把他视为一个异端和反叛者,但其他一些人则在担心行乞修士的势力会因此而变成地下犯罪团伙。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事实上在官方保守势力与基督徒形成的狂热势力之间饱受折磨,因为王室既想追究那些暴徒头目的责任,又对日益严重的破坏稳定的骚乱局面感到不安。因为伦敦有一个加泰罗尼亚犹太商会,所以在瓦特·泰勒(Wat Tyler)和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鼓动下,理查二世差一点就在1381年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班牙,犹太人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由于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基督徒士兵和船员老想寻衅滋事;由于雄性激素过剩,那些怀着新仇旧恨的新兵不停地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旗帜;狂热的行乞修士一直盘算着让犹太人皈依或直接杀死他们,以便让基督尽快地再次降临;而普通的市民和农民则大都认为,犹太人都是放高利贷者和吸血鬼。虽然市政当局发布的命令都是要坚决消除民众的敌对情绪或严厉惩罚犯罪分子,但如果真的实施示范性的惩罚,又往往起不到恢复秩序和稳定的作用。马丁内斯团伙的两个小头目由于煽动市民违反塞尔维亚当局的命令而受到公开鞭打,而贵族古兹曼(Guzman)却侥幸从市民的怒火中逃脱了性命。国王胡安一世于1390年从马上掉下来摔死后,卡斯提尔王国落入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也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手中,于是形成了一段权力的真空期。迫于自治的犹太社区(aljama)领袖们的压力(他们甚至直接到罗马教廷进行上访,要求教皇本人对马丁内斯进行谴责),摄政会议发表了一个象征性的声明,而这位副主教根本就没有理会。马丁内斯俨然从一个地痞无赖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他一次次蔑视王权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他便更加自信地认为,只有他——而不是国王或主教们——在贯彻基督的真正意志。到1391年初,他的疯狂已经无法遏制,竟然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卡斯提尔地区各地的教堂发布命令,要求立即摧毁所有的犹太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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