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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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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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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性是全部希腊文化的核心理想。通过概览原初希腊贵族阶层的生活——如“荷马时代的”史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补充和说明我们关于德性的已有知识。我们会发现这种概览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得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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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证据来考虑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好像它们是单个诗人的独立作品。实际上，我们确实还在继续谈论“荷马”；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最早把许多其他诗歌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1] 古典时期（其时，历史意识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希腊人首次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其他史诗文集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其他诗歌配不上荷马之名，而将它们抛弃了。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且对我们称之为历史传统的东西也并无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伊利亚特》是一部比《奥德赛》更为古老的作品，《奥德赛》则描述相对较晚阶段的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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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把每部史诗纳入创作它们的世纪就非常重要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考察史诗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有花费在这一考察上的智力劳作都导致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希腊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古老的英雄传奇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观念。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们已经帮助我们确定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时期，因为它们的创作要比作为史诗核心的英雄传奇晚上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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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史诗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们确定其创作日期的主要向导。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一开始就是指向这一目的的。［16］史诗的最后修订完成于相对较晚的时期，毋宁说是受到古代传统的启发——这一传统激发了对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史诗作为无数独立的叙述故事的民歌流传于民间）的想象性重建。[2] 起初，这种分析是在纯粹逻辑和审美的基础上行进的，做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他把这种分析同我们关于原初希腊的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3]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把历史分析局限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考察之中（这等于是放弃了这种考察），还是将这种考察适当延伸，从而不可避免地进行一种假设性尝试，即在史诗内部 区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层次？[4] 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那种可以证明为正当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主张：即诗歌首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层次并对其加以考察的理想会影响任何关于荷马诗歌价值的讨论；尽管如此——打一个比方——如果《奥德赛》中最合乎考察目的的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创作的话，那么把这部作品作为希腊原初贵族的一种历史描述来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5] 简单的怀疑态度并不能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反驳来解决它，或者就全盘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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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能在本书中对史诗各部分的创作年代作出自己的分析。尽管如此，我相信自己已经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奥德赛》的第一卷（自基尔霍夫以来的批评家们都将其看作是最后插入诗中的一个部分）不仅被梭伦，而且还很可能被梭伦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94年）之前的希腊人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也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前七世纪时就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了。[6] 在维拉莫维茨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著作中，他不得不相信，公元前七和前六世纪的智力大发展运动对《奥德赛》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它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即使是他自己也对后期狂想曲（rhapsodic poetry）的描述无法解释的假设——他认为后来的狂想曲是学究式的且远离生活。[7] 另一方面，《奥德赛》现存形式中很高程度的道德和宗教理性主义必定发源于伊奥尼亚的一个更早时期，因为米利都城邦的自然科学在公元前六世纪开端时已然兴起，这一现象既不能与《奥德赛》中描述的社会情形相一致，也不能与它的地理和政治观念相协调。[8] ［17］本人确信，在赫西俄德之前，《奥德赛》实际上已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这一点：关于史诗的起源，语言学分析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发现，即使我们的逻辑和想象永远无法揭开全部秘密，这些基本的发现也仍然有效。学者总想知道比他能够知道的更多东西，其雄心壮志可以理解，但这经常使他的著作名誉扫地。时至今日，一本关于《伊利亚特》的“早期”层面和“晚期”层面的著作（如维拉莫维茨的这部著作所做的那样），必须要有证明其主张的新论据。我相信自己能提供这样的新论据，尽管我不会在这里把它们摆出来。整体上，《伊利亚特》给人一种比《奥德赛》远为古老的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形成最终版本的时间要比它的姊妹篇早很多。诚然，它是后世史诗据之以布局谋篇的原型；不过，史诗原型自身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且须要很快与其他材料相适应。还要说明一点：那些认为较晚时期的史诗在审美上要比较早时期史诗差的人，是受了浪漫时代产生的一种偏见及其特殊的“民间诗歌”观念之累。他们低估了“编纂时期”（它结束了史诗的发展）的诗歌的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贬低它，而不是努力理解其艺术意旨和方法。这种偏见造成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常识”就用这种不信任来看待学术和学术批评：这种不信任总是把自己建立在不同学者的发现的差异之上。尽管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们现在已经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志存高远了，但在此种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在此，学术研究必须不断地反身而诚，检验自己的假设——决不能由怀疑主义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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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更古老的《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战争的世界：我们必须假定，在希腊民族大迁徙期间，战争是连续不断地发生的。《伊利亚特》讲述的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古代德性的英雄精神统治的时代；它在其每一个英雄身上具体体现了德性的理想。它将古代诗歌中传奇英雄的形象和当时贵族阶层的鲜活传统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当时的贵族阶层（正如诗人对赫克托尔和特洛伊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已经知道了有组织的城邦生活。［18］纵观整部史诗，英勇无畏的人是贵族，是有社会地位的男子。战斗和胜利是他的最高殊荣，是生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诚然，史诗的素材迫使《伊利亚特》首先要描述尚武好战类型的生活；《奥德赛》则很少有机会描写英雄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不过，如果有什么关于史诗起源的事实得到确证的话，那就是最古老的英雄诗歌原是对战场厮杀和英雄气概的颂扬，而《伊利亚特》则从此种类型的古老诗歌中得到原料。[9] 《伊利亚特》的故事被贴上了年代久远的标签。史诗中的英雄们不仅仅以他们的尚武好战和对荣誉的渴求证明了他们自己的高贵，而且以他们的崇尚勇力和具有一个贵族显而易见的弱点等通常举止——虽有这些弱点，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贵族气派——证明了自己的高贵。我们无法相信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他们以征战沙场为生。除了战斗，我们只在战斗间隙的短暂休息、吃饭、献祭和会议中瞥见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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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画面。“返乡（Nostos）”，即“英雄之回归”的传奇故事，自然而然地成了特洛伊战争传奇的补充作品；这很容易导致诗人对他们的和平生活的描绘。“回归”传奇非常古老。不过，一个相对较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于英雄生活中人性的一面——对《伊利亚特》的血腥厮杀感到厌恶，希望在古代传奇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中反映自己的生活。当《奥德赛》描写英雄们战后的生活方式，描写他们的冒险之旅和他们在家人亲友间的居家生活时，无疑是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贵族生活的启发，把一种天真的写实主义投射到了一个更原始的世代之中。因此，它是我们关于早期希腊贵族文明性质的主要证据。此种文明属于伊奥尼亚文明（《奥德赛》肯定是在伊奥尼亚创作的），不过，在所有使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它都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希腊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奥德赛》中的那种贵族生活，诗人不是将其作为来源于古代传奇的诗意细节的一种堆砌，而是作为有些是真实事件、有些则来自当代观察的记录的一种融合，来描述的。英雄诗歌传统只能为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提供很少的原型，它们关注英雄及其壮举，却并不在意日常生活的描述。［19］和平生活的新主题，不仅是由返乡故事引起的，而且是与故事本身一起作为一个时代选择的结果——这个时代更喜欢一种沉思、享乐、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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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即居住在他们的土地和庄园中的那个贵族阶层）的文化看作一个活的整体并加以描写，《奥德赛》在对生活及其问题的艺术观察方面，标志着一种决定性的进步。它由一首叙述史诗转变成一部小说。史诗的周边世界，全方位地汇合进英雄传奇和诗人大胆想象的缥缈仙境；但史诗的中心，却被强烈的现实之光所照亮。即使史诗对家居生活的描绘有时包含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因素，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雄伟宫殿和费阿刻斯王（Phaeacian King）的豪华住宅，与奥德赛简朴的乡村庄园形成生硬的对比，而且显然受到伟大的迈锡尼王朝宏伟壮丽传统的启发，也许还受到了当时东方庄严华丽传闻的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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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奥德赛》中的贵族生活画面由于其生动的写实主义，所以还是与《伊利亚特》所描绘的画面不同。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伊利亚特》提供的是一幅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了的贵族生活画面，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描摹——它体现了许多从古老的英雄歌谣中直接提取出来的特征。塑造古代英雄传统的人生观——即对古代英雄的非凡德性的仰慕——支配着《伊利亚特》的创作；而那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在《伊利亚特》中只有少许痕迹，由此透露出一个相对较晚时期的消息——这个时期见证了《伊利亚特》现存形式的创作。忒尔西特斯（Thersites）的插曲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他对贵族们说话时用的那种放肆语气所表明的，他是“一个舌头不羁的人”。[11] 在荷马的整部著作中，忒尔西特斯是唯一一个心怀恶意的滑稽小丑。但是，一切都表明，当新时代开始对旧政制发动诸如此类的攻击时，贵族的地位仍未动摇。确实，《奥德赛》中不存在类似的政治革新痕迹。伊萨卡岛（Ithaca）的社会共同体，在君王不在其位的情况下，由贵族领导下的公民大会所控制；而费阿刻斯人（Phaeacian）的城邦，则是伊奥尼亚城邦的一个忠实模板，由一位国王统治。[12] 不过，诗人显然觉得，贵族统治是一个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以一种多少有点超然的态度。[13] 因此，诗人能够对贵族阶层作出客观的、完整的描述；尽管他对恬不知耻的贵族也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仍流露出对真正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文化的确然仰慕——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言，［20］这已经使诗人的证词变得如此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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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德赛》中，贵族阶层是一个排他性的社会等级，对自己的特权、居高临下的权威、自己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的优雅高贵，都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我们在较晚的《奥德赛》中所看到的是一大批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而不是《伊利亚特》中的那种崇高的激情、悲剧的命运以及伟岸的形象。《奥德赛》中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某种程度的人情味，多少都有可爱之处。他们的言行举止充满了后世修辞学批评家们称之为风俗习惯 （ethos）的东西。他们在相互交往中表现出极高的优雅礼仪：例如，当奥德修斯因船只失事漂流到费阿刻斯，费阿刻斯王的女儿纳西卡娅（Nausicaa）在看到赤身裸体的奥德修斯请求她保护时；在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与他父亲的门客门特斯（Mentes）交谈时，他在涅斯托尔（Nestor）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宫廷中享受亲切舒适的招待时；在费阿刻斯的阿尔基努斯王（Alcinous）给他闻名遐迩的客人提供心怀敌意的接待时；在奥德修斯与阿尔基努斯及其王后彬彬有礼地分别时；更不用说，当奥德修斯的老猪倌欧迈奥斯（Eumaeus）遇见扮作乞丐的主人时，以及在他对待主人年轻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时所表现出的彬彬有礼。所有这些场景所展现的深厚精神教养，使其他场合得体的礼仪形式更加完美无缺——此种得体（formal correctness），往往是一个崇尚彬彬有礼的谈吐和温文尔雅的举止的社会的特征。即使是冷酷傲慢的求婚者和忒勒马科斯之间的交谈，尽管夹杂着政治团体之间的仇恨，也是以一种无可指摘的文雅和客气来完成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接受了它的一个不变印记，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教养良好和端庄得体的印记。求婚者的无耻行为不断地使他们自身及其所属阶级蒙受耻辱。所有见到他们无耻行为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最后，他们的无耻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叫作“高傲的”求婚者、“杰出的”求婚者、“勇敢的”求婚者，其频率与他们因其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而受的谴责相当：诗人总是想起，他们在社会等级和出生血统上是贵族君子。他们受到的惩罚非常严厉，因为他们的罪行倍加严重。尽管他们的弱点是贵族等级铭牌上的一个黑暗污点，但这个污点为主要人物闪闪发光的礼仪教养所掩盖，史诗用全部能够想象得到的艺术魔力和深广同情来描写其中的主要人物。求婚者并没有减少诗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阶层的仰慕。［21］他热爱他所描绘的男男女女：在每一诗行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诗人对贵族阶层的文化和高贵教养的钦羡。在如此这般赞扬他们的同时，诗人有他自己的教化意图，这是确定无疑的。诗人将贵族英雄们的殷勤好客和彬彬有礼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来展示：不仅是作为生活的一种无关紧要的背景，而且还是其优越性的一种名副其实的要素。对诗人来说，贵族生活的礼仪形式和繁文缛节与他们的行为举止密不可分。彬彬有礼是他们生活的盛开之花，馈赠给他们一种特有的卓尔不凡，他们以显赫高贵的业绩，也以无论幸福与否都同样无可指摘的行止，来确证这种独特的卓尔不凡。根据神的旨意，他们比所有人都更受宠爱；诸神珍爱并保护他们；他们作为终有一死者的价值，在他们的高贵生活中闪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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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明的前提，是某个地方的固定居所，拥有土地，[14] 尊重传统。这些都是允许一整套生活方式一代代完整无缺地传承的要素。不过，对他们来说，还必须加上“良好的养育”——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把年轻人按照贵族的理想来培养，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尽管《奥德赛》展现了可以延伸到每个普通人甚至是门口乞丐身上的一种亲切友好的彬彬有礼，尽管它没有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划定鸿沟，尽管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着一种家长式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但是在贵族阶层的上流社会之外，不存在任何有意识的教育和文化的痕迹。贵族，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是以训导（discipline） 为标志的，即通过明智的引导和持久的忠告，深思熟虑地培养人的品格。贵族阶级是唯一可以声称自己生产完美的人的阶级——如果不是按照那种完美的目标来培育人的所有基本品质，这种声称就得不到确证。年轻人仅仅“像一棵树那样安静”地在他们祖先的社会和道德规范之中成长是不够的。优秀的等级和配得上贵族的称号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将其成员在其年轻可塑时按照既定的贵族理想来塑造的责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育 第一次变成了文化 ：也就是说，教育成了这样一种过程，通过教育，整个人格按照一个既定的模型（pattern）得到陶铸。在任何类型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希腊人总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模型的重要性。[15] 实际上，在任何贵族阶级的文明中，［22］无论其理想是否是希腊人的 ［美善］，中世纪骑士的风度 （cortesia），或社交礼仪的优雅，即像十八世纪肖像人物的那种固有微笑，［对贵族之为贵族而言］都是本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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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德赛》中，与在《伊利亚特》中一样，男子气概的最高标准是尚武好战的传统理想。不过，《奥德赛》也颂扬心智和社会美德。其中的英雄永远不会因为要说一句得体的话，或是想出一个巧妙的计划，而感到不知所措。他的主要长处是狡黠多智——他有丰富的实践智慧可以拯救他的生命，可以穿过潜在的危险，打败强劲的敌手，赢得归家之路。希腊人自己，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陆地上的希腊人，并不是毫无争议地接受这种理想，但这种理想也并非任何诗人个人的任意创作，而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的产物——因此，其中常有意见不一之处。[16] 这个足智多谋的、在暴风雨中船只失事的冒险家奥德修斯，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伊奥尼亚的水手们在浩渺和遥远的海上漫游。奥德修斯与特洛伊传奇的关联，首先是他参与摧毁伊利昂（Ilium）一事，这使得赞美他的品格成为必要。[17] 归诸奥德修斯的优雅风度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施加给他的，史诗把他放置在那个社会环境之中。在其他人物身上，诗人强调得更多的也是他们的人性品质，而非英雄气概：他们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品质通常占据着主导地位。比如，诗人经常把忒勒马科斯叫作“审慎的”和“明智的”；墨涅拉奥斯的妻子夸赞他，无论是心智，还是体格，都不乏卓越之处；费阿刻斯的公主纳西卡娅，诗人说她“不缺乏正确的理解力”；而对于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诗人称之为“聪明的”和“审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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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下妇女在这个文明中的教育影响力问题。妇女真正的德性是美——这很自然：男人的价值在于他们的智力和体格的卓越。这个时期的希腊对女性之美的崇拜与各骑士时代的优雅风度相当。不过，妇女不仅是情爱仰慕的目标和理想（如海伦和佩涅洛佩），作为家庭的女主人——稳健持重的品格和操持家务的审慎是她们的美德——她们同样还有一种稳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佩涅洛佩因其智慧、贞洁和善于操持家务而得到高度赞扬。［23］而给特洛伊带来如此灾难的海伦之美，惊鸿一瞥就足以使特洛伊长老们怒气顿消：当他们把目光投向这种稀世之美时，他们就决定将自己的全部不幸只归咎于诸神。[18] 特洛伊陷落之后，海伦跟随她的首任丈夫回到斯巴达；在《奥德赛》中，她是所有杰出女性的榜样，社会优雅风度的典范。她带头与年轻的客人忒勒马科斯交谈——甚至在他出现在她面前之前，她就与墨涅拉奥斯优雅地谈到了他与他父亲奥德修斯的惊人相似，通过她的机敏老练，她显示了自己炉火纯青的社交艺术。[19] 没有一个高贵得体的主妇会在没有纺锤的情况下现身：每当海伦在男人的华屋中就座时，侍女就把它放在她面前；不过，海伦用的是银提篮和金纺锤：它们是大家闺秀（the great lady）才有的装饰性标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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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历史上，妇女在荷马式骑士精神的终结期比在其他任何时期都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阿瑞特（Arété），这位费阿刻斯的王后备受敬重，人民视她为神明。她的出现足以平息他们的争议，她的建议可以改变丈夫的深思熟虑。[21] 当奥德修斯需要保护，而且想转道返回自己伊萨卡（Ithaca）的家园时，按照纳西卡娅的建议，他没有向她的父亲国王求助，而是抱住王后的双膝请求；因为只要获得王后的喜悦和欢心，他“就有希望见到自己的亲人，回到建造精美的家宅和故乡的土地”。[22] 佩涅洛佩，这位丈夫未归、孤苦无助的主妇，以完美的信心在喧嚣嘈杂的求婚者中间周旋，她将受到一个妇女应有的所有敬重。[23] 荷马时代的贵族君子对待妇女的彬彬有礼，是那个古老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教育的产物。对妇女的尊敬和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妇女所做的工作有用（如赫西俄德对于农夫的生活所描述的那样[24] ），也不是由于她作为传承家族姓氏的孩子的母亲的法定地位（如后世希腊人的城邦生活所显示的那样），尽管一个为自己的纯正血统而骄傲的贵族，必定也会尊敬那些作为下一代母亲的妇女。[25] 荷马时代的贵族阶层尊敬妇女，视妇女为高尚道德和古老传统的宝库。这才是她真正的精神上的尊严，这种尊重甚至对男人的情爱行为也有影响。在《奥德赛》第一卷中（在道德观念上，这一卷比史诗中较古老的部分有了极大提高），有一个可以说明当时两性道德的细节。当欧律克莱娅（Eurycleia）这位奥德修斯家中值得信任的老仆，举着火炬给忒勒马科斯引路，让他回卧室休息时，诗人以史诗的方式简短地叙说了她的生平故事。［24］他说，拉埃尔特斯（Laertes）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高价[26] 将她买来，在家里尊重她如同尊重他自己的妻子，但从来没有碰过她的卧榻，因为他害怕他妻子生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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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伊利亚特》中的观念远未经过提炼。当阿伽门农俘获了作为战利品的克律塞伊丝（Chryseis）时，他决定把她带回希腊，并在一次军队集会上当众宣告，他很想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他喜欢她甚至胜过他的妻子克利泰涅斯特拉（Clytaemnestra），因为就美貌、身材、智慧和手工而论，她并不比她差到哪里。[28] （古代评论家们曾经评论说，这句诗描述了一个妇女的所有德性。）确实，这一专横的决定可能是阿伽门农个人品格的一部分。不过，阿伽门农的这种睥睨一切的语气——他在这里将所有顾虑都弃置一旁——并非没有在诗歌的其他地方受到清算。菲尼克斯（Phoenix）的父亲阿明托尔（Amyntore）为他的侍妾与儿子争风吃醋，为了侍妾，阿明托尔离开了妻子；妻子恳求儿子去向侍妾示爱，使她与阿明托尔疏远。[29] 请注意，此事发生在和平时期：它并非是被战争激怒的战士的反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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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的道德准则普遍建立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在奥德修斯和纳西卡娅精彩绝伦的对话中，当阅历丰富的男子与纯洁无瑕的少女简明而理智地交谈时，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英雄是以什么样的温和亲切与优雅风度对待一个女性的。[30] 在那里，真正的文化因其本身之故得到了描绘，它就像阿尔基努斯的美丽果园和壮丽王宫那么楚楚动人，或者像卡普吕索（Calypso）的孤岛那样令人伤感。整个场景必不可少的良好教养，是妇女的教育影响力作用于一个严苛好战、充满阳刚之气的社会的结果。最后，英雄与他的神圣伴侣和朋友雅典娜女神的密切关系，是阴柔力量的一种最佳表达——它启示和引导英雄穿越尘世间的种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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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荷马时代的贵族阶级的文化状态时，我们不必完全依赖史诗对优雅风度和高尚道德的偶然描写所提供的证据；史诗还包含了对年轻贵族的教育的生动描述。在此，我们应该尽量把《伊利亚特》的较晚部分与《奥德赛》合在一起；因为，在教育问题上的一种自觉兴趣，如上述提到的对道德提升的强调，［25］被限定在史诗的较新层面。除了忒勒马科斯的教育——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有关这一点的主要证据见于《伊利亚特》第九卷。将年长的菲尼克斯安排在年轻的英雄阿喀琉斯身旁作为他的导师和劝告者的想法，导致了史诗中最美的一幕——尽管此种教育观念本身当然要晚于诗歌的主体部分。归根到底，除了成熟的武士之外，要想象《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们是什么样子是相当困难的。很少有读者会问他们自己，这些人是如何成长的，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远见卓识是如何引导他们从童年走向伟大壮举和英雄本色的。毫无疑问，原初的传奇故事很少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封建制度的精神，通过对伟大英雄们的血统世系的无穷兴趣，创造出了史诗学的一个新分支，同时也设法构造出了青年的成长史和古代伟大人物的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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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们最卓越的导师，是聪明的半人马喀戎（Chiron），他居住在色萨利（Thessaly）的佩利翁山（Mount Pelion）树木茂密的峡谷中。[31] 根据传统的说法，许多著名的英雄曾经是他的学生；被妻子忒提斯（Thetis）遗弃的佩琉斯（Peleus），使喀戎成了他儿子阿喀琉斯的守护者。他的名字在早期被附属于一首以叙事诗形式写的教谕诗《喀戎的忠告》：它是用韵文写就的一系列格言警句，可能来源于贵族阶层的传统。[32] 该教谕诗说教的对象显然是阿喀琉斯本人，它包含了大量众所周知的谚语，古人认为这些谚语属于赫西俄德。保存下来的诗行太少，不足以让我们对其作出任何确定的描述，但品达对其的关注[33] 充分证明了其内容是关于贵族的。品达本人代表了关于教育与天赋能力之关系的一种深刻的新观念：他认为，单纯的教学与英雄德性的形成关系不大。不过，他对英雄传奇传统的虔诚信仰使他承认，古代的伟大人物必定从他们那些对英雄精神满怀敬爱的老师那里受到了教导。他时而承认这一事实，时而又想否定这一事实；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发现了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个传统显然比《伊利亚特》更加古老。尽管《伊利亚特》第九卷的创作者用菲尼克斯代替喀戎作为阿喀琉斯的教导者，但在另一段诗文中，[34] ［受伤的欧律皮洛斯（Eurypylus）吩咐］帕特洛克罗斯给战士的伤口敷上治疗的膏药，帕特洛克罗斯的这一技术是从阿喀琉斯那里学来的，［26］而阿喀琉斯则是受到了最正直的半人马喀戎的指点。喀戎在这里所传授的仅限于医术——他当然是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os）的导师。[35] 不过，在捕猎以及其他所有贵族的高级技艺方面，品达都把他称为阿喀琉斯的老师；显然，这才是古人原初的想法。[36] 派遣使团前往阿喀琉斯处请求和解的诗人，不可能让一个野蛮的半人马与奥德修斯和埃阿斯同行；他肯定认为，只有一个高贵的英雄才配做那些最伟大的英雄们的导师。（诗人在没有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英雄传奇的传统的：因此，他必定根据自身经验的吩咐做出了改变。）他选择菲尼克斯代替喀戎，菲尼克斯是阿喀琉斯之父佩琉斯（Pelus）的下属、多洛普斯（Dolopians）王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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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使团场景中菲尼克斯演说的原创性，实际上也是对菲尼克斯整个人物——他在《伊利亚特》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表示严重质疑。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必定曾经存在一个这一场景的较早形式：在此较早形式中，阿伽门农派往阿喀琉斯的使节只有奥德修斯和埃阿斯两人。不过，仅仅通过删除菲尼克斯的这一伟大的劝告性演说来重建这一幕的较早形式是不可能的——就像绝大多数诸如此类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一样，即使在那些修改和此处一样明显的地方。[38] 在史诗的现存形式中，年长的教师这个人物与两个使节关系密切。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39] 埃阿斯体现了菲尼克斯教育理想的行动要素，而奥德修斯则体现了其中的言辞要素：只有阿喀琉斯把它们统一在了一起：他实现了身体和心智两个方面最高力量的真正和谐。菲尼克斯演说的任何介入都注定要影响其他两个使节的讲话，从而破坏这一幕的整体艺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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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诸如此类的评论的荒谬。关于菲尼克斯的劝告演说是后来插入的通常解释，误解了诗人这一幕的目的。菲尼克斯的演说确实超乎寻常地冗长：洋洋洒洒一百多行，其高潮（而且，对一个粗心大意的读者来说，其主要目的）是墨勒阿格尔（Meleager）的忿怒。因而，评论家们就认定，诗人按照早先墨勒阿格尔的忿怒故事仿制了阿喀琉斯的忿怒，而且在这段诗文中，［27］诗人是在引证其资料来源（以希腊的方式在做一种文学引喻），并从古代叙事诗中提炼一段摘录。[40] 我们可以相信在《伊利亚特》第九卷的创作时期，有一个墨勒阿格尔传奇的诗歌版本存在，我们也可以不相信它的存在，认为诗人只是借用了一个纯粹的口头传统。无论何种情况，菲尼克斯的演说都是老师对学生发表劝告性讲话的典范，而对墨勒阿格尔的忿怒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冗长叙述，则是时常发生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演说中的神话范例之一。[41] 每一种不同的教导性演说的主要特征，都是对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范例的介绍。在年长的菲尼克斯口中，墨勒阿格尔是最合适不过的告诫范例，阿喀琉斯毫不怀疑菲尼克斯无私的忠诚和奉献，菲尼克斯可以说出奥德修斯不敢说的真理。这场从菲尼克斯而来的、试图消除阿喀琉斯顽固意志的持久劝告，有一种更加严肃和深刻的意义：因为它的失败，将悲剧的高潮作为阿喀琉斯自己的忿怒和固执的严酷结果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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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诗文比《伊利亚特》任何其他诗句都更有力地确证了柏拉图对荷马的描述：他是悲剧诗人的祖师爷。[42] 古人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一幕使整部史诗的故事情节发生了一种道德和教育上的转向；墨勒阿格尔这个范例在其中得以表达的形式，突出地强调了惩罚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的基本道德原则。[43] 它迫使读者领会阿喀琉斯的决断的全部意义——希腊军队的命运，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命运，还有他自己的命运，都依赖于这一决断。通过它，诗人引导我们把阿喀琉斯的忿怒作为一个普遍问题来思考。把现存完整形式的《伊利亚特》留给我们的诗人，在这一幕中唤起了强大的蛊惑女神阿忒（Até）的宗教观念，即“毁灭的疯狂（the madness of doom）”：它像一个不祥的幽灵，若隐若现地跟随在祈求女神利泰（Litai）令人信服的道德讽喻后面，在人类冷酷无情的内心深处顽固地升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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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观念在希腊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向我们展示了古代贵族教育的常规模式，也即古代贵族教育的潜在理想。在阿喀琉斯年少懵懂，既不懂恶毒的战争，也不懂使人成名的演说艺术时，他父亲佩琉斯就派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做他的陪护，无论是在王宫中，还是在战场上，都形影不离，按照男子气概的传统模式塑造他。[45] 由于菲尼克斯对阿喀琉斯经年累月地竭尽所能，［28］所以被选来担任这一任务：菲尼克斯忠心耿耿的服务是一种父爱的延续，一种注定只能给予年轻的英雄的父爱。在一段动人的诗文中，他提起阿喀琉斯的童年，那时，阿喀琉斯不愿同别人一起用餐，菲尼克斯把他抱起放在膝头，给他吃饱先切出来的肉，喂他喝酒，“可怜的傻孩子，你常常难受地吐出酒来，打湿我胸前的衣衫”。[46] 实际上，菲尼克斯总把阿喀琉斯看作自己的儿子，是因为由于他父亲的诅咒，众神不允许他有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晚年仍忠心耿耿地照看阿喀琉斯。不过，他不仅仅是阿喀琉斯的师傅和半个父亲似的朋友，在道德自律的这一深层方面，他还是阿喀琉斯的导师。在此类教育中，古代英雄传奇中的不朽人物是活的模范。他们不仅是具有超人的力量和勇气的英雄，也是被新的和日常不断深化的经验之流所激励和鼓舞的人——此种经验之流流经高贵的旧传统，并从中获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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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诗人羡慕崇高型的教育，他把这种类型的教育在菲尼克斯这个人物身上永恒化了。不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发现，阿喀琉斯这个无可指摘（sans reproche）的英雄的命运是一个难题。面对蛊惑女神阿忒巨大的非理性力量，任何教育资源和任何形式的忠告都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将这种观念和高级理性的诉求，人格化成了半神式的人物，她们步履蹒跚地追赶蛊惑女神阿忒飞驰的脚步，修补后者留下的创伤。[47] 她们就是伟大的宙斯的女儿们。当她们到来时，人们必须尊敬并听从她们，而她们对那些听从自己的人友好相待，并帮助他们。不过，如果一个人拒绝这样做，顽固地硬起心肠，她们就会去请求克洛诺斯（Chronos）的儿子宙斯，让阿忒跟随这个人，而这个人则要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48] 诗人生动具体地展现了好神和坏神为赢得人心而进行的不平等竞争，表达了盲目的激情和深刻的洞见之间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是一切教育最真实且最深层次的问题。在此，我们切不可引入自由意志、选择、犯罪等现代观念。古代的观念更加广泛，更具悲剧意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犯罪和责任，如《奥德赛》开头所示的那样。[49] 实际上，我们发现，［29］古代贵族乐观务实的教育理念，甚至在《伊利亚特》中就已经汇入到一种关于一切类型的教育之局限性的严肃意识中（这种严肃意识在《伊利亚特》中首次出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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