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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带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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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具戏剧性。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相形之下，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战后第一个10年见证了亚洲的解放，第二个10年则见证了非洲的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则在随后若干年中依次摆脱了外来统治。非洲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地区差异。与此相对应，对殖民地革命的考量不应基于非洲大陆，而应分别基于热带非洲、南非和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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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仅在热带非洲内部，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非，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是一个基本因素，它阻挡了大规模的欧洲移民。由于几乎没有坚持与帝国保留联系的欧洲定居者，宗主国政府比较容易同意独立。黄金海岸的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杰出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是克瓦米·恩克鲁玛，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回国后，他组织了人民大会党，这个政党的独特之处在于拥有名副其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它在1951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在黄金海岸的行政机构中使恩克鲁玛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到1957年，该殖民地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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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6 加纳阿克拉市的波纹铁皮棚屋，它们与都市里的现代建筑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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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热带非洲其余地区也就紧跟而上。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于1960年赢得独立，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周围的法属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热的影响，到1960年底，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转变成独立的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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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非，事态的进程则截然不同，这里通常被称为“白人的国家”，因为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很快就占据了最好的耕地，使得失去土地的非洲人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茅茅”。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殖民者们坚决支持政府反对“茅茅”的运动。斗争旷日持久，双方都损失惨重，这时英国人才不得不承认，在西非和解而在东非强硬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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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7 布干达国王穆特萨和他的朝廷。穆特萨以精明狡黠和外交手腕著称，闻名遐迩的还有他独断且常常残暴的行径。他是少数几个能够维持强大而成功的军队和朝廷的非洲统治者之一，能够有效应对埃及和英国对他势力范围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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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人释放了东非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东非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像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成为肯尼亚总理。同一年，内罗毕举行盛大活动欢庆备受珍视的解放，肯尼亚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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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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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这里经历了相同形式的冲突和暴力，并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大量欧洲定居者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在荷兰定居者于1652年登陆好望角时开始成为欧洲殖民地的。荷兰人的目的是收集荷兰船队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漫长航程中所必需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接管了好望角上这一孤立的荷兰前哨。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集体向北迁徙，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随着在这些共和国中发现钻石（1871年）和黄金（1886年），英国人决定出兵吞并它们。结果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布尔人接受英国统治而结束，但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允诺可以自治。1909年，这一允诺兑现，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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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一点世纪之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这些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170万总人口（1984年）的73.8%。相比之下，白人仅占14.8%，阿非利卡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占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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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阿非利卡人之所以能够控制南非，一方面是因为议会代表的安排偏向于阿非利卡人占优势的村域，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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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就会崩溃。他们的劳动，同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劳动一样，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产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不能养活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要求以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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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之所以能在南非长期维持，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正如在大规模屠杀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1976年）的黑人示威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证明是有效的。此后，它便受到了既来自国内、又来自国外的反对之浪的真实冲击，并首次威胁到种族隔离的前景。反对由几种成分构成，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非洲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成分是黑人工会，它们得到了与雇主谈判的权利，但它们却用其组织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反对种族隔离。由此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业领袖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甚至要求会见被取缔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同样，南非的神职领袖——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大主教——也抵制种族隔离，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防范共产主义来为其压制黑人政治热望的行动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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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首次遭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生和工会界的反对。这一运动强硬得足以迫使美国政府于1985年9月对南非采取某些经济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贷款、禁止出售计算机和禁止进口克鲁格金币。这些压力对彼得·W. 博塔总统来说非常大，他于1989年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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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塔的战略是依靠政府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用武力把“重大的”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人，与其相反，博塔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W.德克勒克则宣称，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在非洲人要求的“一人一票”和阿非利卡人答复的“永远不给”之间进行调和。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那戏剧性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在监狱里关押了28年之久的该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未来南非所有成年人都能投票，不过，他补充说，这一选举权的给予必须为“制衡制度”所平衡，以保护包括迄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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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支持种族隔离社会，但通过以普选权为基础的4天自由选举以达到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新南非却被证明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获得了30.4%的选票（占82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得到了5.8%的选票，由前军队领导人、主张白人统治的康斯坦德·维尔客领导的自由阵线得到了2.8%的选票。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曼德拉替代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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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8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从而结束了少数白人的种族隔离政府，该政府关押了他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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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与种族隔离的前南非之间的对比在宪法里十分鲜明；新宪法直截了当地规定：“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在其中，所有的南非人都将被授予在一个主权和民主立宪的国家内共同的南非公民权；在这个国家里，男女和各种族之间一律平等，所有的公民将享有和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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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是阿非利卡人利用美国南部的黑人隔离法作为样板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南非的公民超越了这一种族歧视和隔离的传统，而就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在美国，罗德尼·金则在他被殴打和随即而来的洛杉矶大暴乱之后，提出了极度痛苦的问题：“我们大家能和睦相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