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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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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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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这一研究已到了最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在每个主要阶段结束时都要停下来盘点一番。我们会问自己：“历史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在每个主要部分的结尾都会问这一问题，本书也是以此划分章节的。在最后部分该问题的答案之所以比以前的长，是因为现在每一年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还要多；还因为生活在21世纪前夕，我们正在回顾数千年来人类的正确和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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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跨时很长的审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人类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很早以前，人类的首次登场很可能是在非洲大陆，作为弱小、相对稀少、似乎毫无防御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似乎也因处在高度竞争的出生地而没有希望。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这些动物的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人类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动物，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学会了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使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遗传特点，而不是相反，像其他所有物种那样去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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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1]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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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首要地位似乎非常安全，以致有些科学家期盼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及系统理论专家威利斯·哈曼宣称：“我看到，随着人们创造了可选择的发展、可选择的经济、新型的企业家、新型的社群，在整个地球上发生着各种奇妙的创新事物。新的社会的各个部分正在建成，它们不再威胁着任何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类似的东西。它是十分有机的……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生存的伟大时代之一，我们正在实现一种进化飞跃，人们将只需用一生的时间就可跨越。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充满信心。”[2]同样热情洋溢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的人类已拥有比其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有能力创造一个全世界的人们都过着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世界……我相信，我们能创造一个将使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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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令人愉快的期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国际畅销书令人沮丧的标题，例如《世界的末日》《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不仅局限于书店里。一个国际小组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黎巴嫩和新西兰随意调查了3万名男女，发现这些人严重抑郁的发生频率比其祖父母辈高3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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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时代之谜：人类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而同时又因自我怀疑变得步履蹒跚——害怕不能登至峰顶，而是落到死亡之谷。这种自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哈曼和布朗所设想的潜在乌托邦相对应的是在报纸标题和电视屏幕上明显存在的敌托邦。福坦莫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明确提出了这种潜在性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该报告以人口调查局的有关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中学退学率及所得到的可购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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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有些科学家所期望的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的敌托邦之间会有不断拉大的鸿沟呢？答案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的生存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旨在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存续能力。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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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个体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实质更替或改良。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亘古长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令人舒适的价值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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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历史中一直盛行，结果就是社会在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风暴中停滞不前。这种脱节应对玷污人类历史的大量的长期暴力和血腥屠杀负有责任。现在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并且正在直接、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就像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的标题所不断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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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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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祖先比我们现在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当代的食物采集者，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还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昆人”，通常每周只花15小时到20小时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处理社会关系留下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包括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和享用食物。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盛行的模式，但是，随着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的到来，变化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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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引起了技术突破——冶金、车轮、纺织、陶器、造币——的连锁反应，并在现代引起了18世纪后期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矛盾的是它们也延长了工作日的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播种、耕作、收获和喂养牲畜。同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小时，1935年按法律规定减少到4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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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和其他劳动力替代装置的采用激起了人们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的期望。199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前主席威廉姆·格林断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5]选择已作出，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管都拒绝接受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由此增加的劳动成本将使他们的公司易受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因此，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时代，美国出版了名为《过劳的美国人》的书籍。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创造了名词“过劳死”，意思是指因过度工作而引起的一种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会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先前存在的高血压症状的恶化，最终导致死亡”[6]。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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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9 小而简单的社会的成员——诸如在菲律宾很兴旺的唐巴图族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些人没有极大地影响自然界的技术手段。尽管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比这样的人高级，但事实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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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格林的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已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报告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是“未充分就业”，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甚至还不够支付基本生活所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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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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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历史脱节不仅对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负有责任，而且对全球性供应过剩时代的不公平——全球营养不良——负有责任。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不公平是人类索取和好战的基因所必然导致结果。但是与此相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的本性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是掠夺性的。更确切地说，它有“巨大的潜在性”，可以被盛行的文化塑造成各种形式。[8]因此，游牧民族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然不鼓励获取，因为当时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下一个营地，而积累的个人财产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要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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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和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可行且合乎需要。这一转变在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悬殊。一位社会学家断定，“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的不公正就会越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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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代里形成的逐步升级的不公平所证实。联合国1994年的《人口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国内和在国际上却都是不公平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全球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收入中的占比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所拥有的微薄收入则从2.3%下降到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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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公平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许多社会中都得到了证明，正如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拉里·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特别工作组”1985年的报告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该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以及挨饿者本人。他们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公民在挨饿，也就是说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品，并且定期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医生们说：“在美国，饥饿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病。据判断，在美国，饥饿问题现在比过去10到15年间的任何时候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去过的所有州和城市，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大量的饥饿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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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量“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馑使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罗素判断的正确性为在20世纪里千百万的人无谓死亡所证明。如果我们将自己仅仅看作一个长长生物链中的一环，那么，前景将会更加悲哀。现在在地球上，生存着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因此，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而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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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也提出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问题。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有些物种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冰川纪的到来。这就是人类有别于那99.9％的物种的原因，因为我们优越的智力赋予我们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操控我们的环境，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与其他所有物种所遇到的情况相反。因此，我们，也只有我们是自身命运的创造者而非产物。但是，我们的智力不能保证我们运用智力的方式的明智。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建造出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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