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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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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金兹伯格无疑是众多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之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位，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更是常常被视为他们的代表。通过简要地介绍和分析他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微观史学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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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酪与蛆虫》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意大利农民，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eale）的偏僻山村，以经营磨坊为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村夫农妇，梅诺乔能读会写，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由此形成了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另一方面，由于其出生于底层社会，背景、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完全形成自个人的经验、想象和理解，因而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除了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传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因此于1583年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经过前后两次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在1599年前后被判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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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几个世纪，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资料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落”(7)。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在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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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兹伯格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乔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在1976年意大利语的初版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于“帝王将相丰功伟业”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先前被历史学家“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8)。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基本上就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展开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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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从特殊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去解读某个特定时代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呢？以梅诺乔的例子而言，他本身便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孤立的个体，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同他周围的普通村民相比也显得格格不入，究竟能有多少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从中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况且微观史学经常聚焦的一些对象，如叛逆、异端、罪犯等，通常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均属于另类，同样不具备普遍性。因此，这是微观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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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迪认为，如同在统计学中可以允许一定的例外存在一样，少量的特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9)。金兹伯格则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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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指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无论是奥地利的贵族还是17世纪英国的下层教士”(10)。一个人，不论他有多么普通或是多么特殊，首先是从属他所属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梅诺乔的与众不同仍然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此外，“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来说，某种形式的触犯权威属于正常的行为，社会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即那些违法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对没有其他调节宣泄方式的人们来说是属于正常的。因此，一些违规者从政府或教会当局制定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异己分子，但却往往是他们自身社会背景的最佳代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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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时盛行的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虽然重新认识到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无声的”统计数据，针对于此，金兹伯格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案用叙述的方式来重现大众文化史，至少能够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片面认识。“甚至是一个有限的例子（梅诺乔即是如此）也具有代表性：消极地讲，因为它有助于说明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理解为‘统计数字的大多数人’；或从积极的角度讲，因为它使得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事情（大众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一些被歪曲的文件才能被了解，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统治者的档案’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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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金兹伯格透过梅诺乔个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由此管窥到了16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大众文化”的些许踪迹。在梅诺乔理解的世界中，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而生，就像牛奶做成的乳酪一样，蛆虫也生于其间，它们就是天使”(13)，而上帝大约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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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读者，抑或是16世纪宗教法庭上的教士们，都禁不住好奇梅诺乔奇怪的宇宙观究竟出自何处。根据宗教法庭抄没以及梅诺乔自己供述的一份长长的书单，他的思想似乎是来自于其个人阅读之后的某种体会，在他看过的书中，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译本、薄伽丘未经删节的原版《十日谈》，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历史、游记类书籍，甚至可能还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奇怪的是，这些文本的真正含义与梅诺乔的诠释之间大相径庭，这主要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文本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和农民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再投射到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之中。金兹伯格认为，“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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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written culture）和口述文化（oral culture）；在《乳酪与蛆虫》一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梅诺乔的案例，通过描述法庭上梅诺乔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从属的文化（subordinate culture）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农民文化）”(15)。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pantheism）的一个变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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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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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波助澜，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创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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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1992年间，在都灵的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Giulio Einaudi）的支持下，由金兹伯格和列维任主编，连续十多年先后出版了一批微观史学研究的著作，形成了一套非常有影响的“微观史学”（Microstorie）系列丛书。其中主要是一些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的研究论著(17)，也包括部分翻译的微观史学经典论著(18)。出版社在宣传这一系列微观史学丛书时宣称：“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交融。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19)这一丛书的问世，奠定了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当代西方史学中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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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创刊的史学刊物《历史笔记》（Quaderni Storici）杂志也在推动意大利微观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是“一个组织上的巩固的根据地”，其地位“颇有似于《年鉴》在法国和《过去与现在》在英国的地位，成为了视野广阔的各种历史研究的一个论坛”(20)。在保守的意大利学术界，《历史笔记》以创新求变而独树一帜，是一个“鼓励试验创新、少数派学术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党派之见”(21)的重要理论阵地。微观历史学家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阵地，第一部分中提到的1977年格伦迪及1979年金兹伯格和波尼的两篇呼吁开辟微观史学研究的文章均发表在《历史笔记》上，以后各类微观史学研究的论文更是频频出现在这本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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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研究现状，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大致分为两类，可以称之为文化微观史（cultural microhistory）和社会微观史（social microhistory）。文化微观史是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主流，它以金兹伯格为代表，主要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及其所谓“深描”的研究方法在文化微观史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异曲同工的是，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在金兹伯格那里，就是通过对审判记录等资料的细致研究，发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关系。文化微观史家们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历史的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它们仅存在于那些接受了具体规则和信仰的特定社会群体和有名有姓的个人的身上，因此必须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语境区别地加以考察，进行微观化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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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微观史则与社会史取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信“社会边缘人群的行为可以用来说明社会权威的本质”(22)。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列维和格伦迪，他们在理论上主要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其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传统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意大利历史学家中，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葛兰西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们日后都或多或少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建立宏观历史学的观念提出了质疑。据列维的说法，“那些投身到微观史学的历史学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都颇有渊源，即一种并非空谈的偏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的世俗主义。尽管事实上这些特点在表现中往往多种多样，但我相信却使这些历史学家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项讲究文字和追求美感的活动”(23)。伊格尔斯也在对意大利微观史学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的比较中，认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向中的三项重要因素，“一是相信社会不平等乃是一切历史社会的核心特色。二是生产和再生产对各个文化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三是他们的这一信念，即历史研究必须立足于严谨的方法与经验分析之上”(24)。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鲜明地将研究的视野投射到了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它们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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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格伦迪在《微观分析与社会史》一文中就把微观分析定义为一种“社会史，即‘人与人群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步骤”(25)。列维1985年出版的《继承权力》（Inheriting Power：The Story of an Exorcist）一书，尽管同样是以一个人物而展开的微观史研究，但不同于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自始至终围绕梅诺乔的心态、命运为中心的做法，“列维笔下的教区牧师乔万·巴蒂斯塔·契耶萨（Giovan Battista Chiesa）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似乎深深地被缠在各种社会结构之网中。列维并不停留在对契耶萨个人的兴趣上，而是企图进而揭示乡村权力关系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关系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因素和政治机构来理解。他认为，要理解农民世界，关键是看两样不可捉摸的和象征性的东西（指权力和威信）是如何维护的和转移的”(26)。同时，“为了确立他的论点，他就诉之于更为传统的社会史所运用的各种资料和方法，即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契耶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背景”(27)。这本书是社会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之作，它也标志了意大利微观史学在文化微观史之后又取得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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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斯在对金兹伯格和列维两人的代表作进行比较时即指出：“这两部书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在他们的概念与叙述的研究路数上又大有不同”，共同之处是“两部书都有着microstoria（微观历史学）的一般特征，即专注于一个给定地点的某个个人，并且力图强调该地方背景与更大范围的不同之点。两部书都精心重建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焦点又都是放在地域性的而非更广阔的跨地区的层次”；不同的是，“列维笔下的魔法师则更其深入得多地被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且那文本也更其分析的”，“列维的关注则更加是在社会科学上，它要检验或纠正已有的各种假说”，“然而金斯堡（金兹伯格）对他的主角梅诺奇奥（梅诺乔）的研究途径要比列维的，更加是解释学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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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微观史学对传统意大利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触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少反对之声。乔万尼·列维在其讨论微观史学理论的论文《论微观史学》中，就引用了老一代的意大利历史家弗朗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的一段批评，文图里认为：“研究一个村庄的编年史是毫无意义的，如今却频频出现。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研究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的思想的起源，而不是写小说。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今天有大量的讨论是关于要求恢复市场的问题。是谁创造了市场？是18世纪的人们。在意大利有谁还在关注于此？是启蒙思想家杰诺维西（Genovesi）和维埃里（Verri）。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研究中心牢牢地放在当代生活的根源问题上。”(29)文图里的批评集中指向了微观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注重局部、细节和强调叙述性，这恰恰是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们力图摆脱和超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局限，并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整个国际史学界尊敬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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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微观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不少微观史学研究在进行微观分析的过程中，剑走偏锋，因而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忽视了宏观的、总体的历史背景，将视野局限在狭小、琐碎的问题上，由于“见木不见林”而使结论流于简单、狭隘。要纠正这一问题，“理想的出路应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结合，个案分析和结构、过程分析的结合”(30)。这是微观史学突破自身局限的途径，也是当代史学发展未来的大势所趋。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今天，梅诺乔的故乡蒙特利勒已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如它的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成就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篇章，其影响更是超出了意大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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