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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7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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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及下一章是修改过的稿子，原为1980年受邀前往剑桥大学经济学院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的讲稿，之前从未印行出版过。虽然从文章写就至今，经济学以及经济史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只是诺贝尔奖从经济学家手中落到了经济史学家（本文中将对此有所批判）而已——但是我当初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这些文章看起来还有出版的价值。不过，为了回应读者的批评，我也修改了一些观点。后来所添加的部分，我都加上了方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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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拿破仑的士兵每个人的背包里都带了指挥官的令牌，但没有一个士兵会料到自己能有机会用到它。[1]许多年来，我的地位就仿佛是拿破仑大军中的一个小兵，我第一次来聆听马歇尔讲座，是在20世纪50年代，主讲人是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2]，而如今我居然有这份荣幸来担任主讲的角色。当时，我是个跟剑桥大学没什么关联的历史学家，数年之间有两个学院一直拒绝我的应聘，后来便在经济系勉强充当经济史的指导老师。剑桥大学经济学院是当时英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院。因此，当我接到邀请，心中的惊讶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全都要感谢学院的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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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我在心情上颇为愉快，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演讲内容恐怕并不会让大家满意。我不是经济学家，而就经济学者的眼光来看，我甚至连当经济史学家也不够格，不过我要说，这样的条件如果也拿来衡量松巴特（Sombart）[3]、韦伯与托尼的话，恐怕他们三位也会被排除在外。我不是数学家，也不是哲学家，而经济学家如果被真实世界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这两种人，而发表一些与数学及哲学相关的论点。简言之，我是以一个学院外的人的立场来说话的。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里演说，并不是借此使自己能留名于马歇尔讲座，而是有鉴于经济学的发展近况，我觉得经济学家已经到了该听听圈外人意见的时候了，因为他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与当前的世界形势脱节。他们尤其应该听听一个致力于将历史学与经济学整合（更确切地说是再整合）的圈外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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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该说，经济学自认为能独占经济事务的解释权）一直认为它是历史的受害者。有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看起来相当不错，不管是不是善加管理，经济总是很繁荣，历史在此时让经济学颇为自得。恰当的经济学就拥有舞台，不恰当的就被排除掉，或送入过去的世界中让它成为历史，或放在当下让它成为异端，就如同医学中的信仰治疗与针灸治疗一样。即便像凯恩斯（Keynes）[4]这样了不起的学者，也没搞清楚马克思、霍布森（J.A.Hobson）[5]及现在已经没人记得的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6]，三者有什么不同。不过，历史有时在经济学挥洒得尽兴的时候会抓住它，给它提出一些警示。20世纪30年代初就是个例子，而我们现在正经历另外一段不景气。至少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不满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了。历史学家对此就算不能帮忙修正，至少还可以做出澄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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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的这个题目，“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与剑桥大学及其经济学院是有关联的，因为从马歇尔[7]以来，这里的研究向来是将经济学与经济史联系在一起。这两个领域的关系颇为复杂而且问题很多。一方面，马歇尔本身的理论架构是静态的。它很难跟历史变迁与演进相适应。他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附录，本来是篇简介经济史的导论，熊彼特读过之后，做了相当中肯的评论：“像篇琐事的总汇。”[8]马歇尔对经济史的确是博学多闻，然而他所贡献出来的，比较像是充满装饰语的描述，对于理论架构反而着墨不多。不过马歇尔也了解经济学必须植根于历史，不可能在毫无损失之下弃历史于不顾。他知道经济学需要历史，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将历史放入经济的领域中。从这一点来看，他不仅不如马克思，也比不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9]。到目前为止（1980年），剑桥的教学大纲，就像其他经济学院的大纲一样，它们跟马歇尔的文章出入不大。无疑，马歇尔的风格至今未歇，使得经济史的作用一直没有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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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徘徊在两个学科之间，过着双重身份的日子。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经济史又分成两类，“旧的”跟“新的”，也就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及经济学家的经济史。基本上，第二种是往后投射的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理论。我会多花点儿时间在“新”经济史上，或是所谓的“计量史学”（cliometrics）。这个领域吸引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像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他们在历史材料上的探索及运用都相当聪明，可是他们的成果并不能说具有革命性。福格尔教授坦言，即便是对计量史学特别关注的美国经济史，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修正，还不能取代传统的叙述，在农业的增长、制造业的兴起、银行的演进以及贸易的扩张方面尤其如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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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经济史学家（就算他们精通于经济学及统计学）一般来说都不相信当前经济学所说的回溯性的命题证明与否证，并且也不认同新经济史那种精巧但相对来说却较为狭隘的研究。即便是剑桥经济史主席克拉彭，这位由马歇尔钦点的经济学学者，也不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主要科目。经济史并不排斥理论。如果经济史对于新古典理论感到疑虑，那是因为它对新古典理论的反历史以及回溯模式有所保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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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学家跟历史学家要想共存，并不轻松。我觉得这只会让两者都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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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希望能再度整合历史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将历史学改造成一种回溯性的计量经济学。对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两者的再整合，经济学家其实抱有更高的期望，因为经济学是应用性的学科，就好像医学是自然科学的应用学科一样。那些不把治病当成主要职业的生物学家，就不能算是医生，即便他们是从医学院毕业的也一样。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能对抗经济萧条，要是经济学家不关心这件事的话，可能就会被归类为哲学家或是数学家，甚至成为被世俗社会所遗忘的神学家。在此，我不想说明“天意”（Providence）或是市场对人的价值何在。无论如何，经济学这门学科本来就带有提供政策（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目的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经济学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不过，经济学在专业化及学院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与其他学科同样的问题：虽然出现了大量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却不是用来解释世界或改变世界，而只是用来找到工作或挤掉竞争者的。关于经济学在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我们暂且在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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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内容是过去，如果从历史学不能改变既有的过去来看，那么历史学的确不是一门应用学科。我们充其量只能做一些反事实的思考，想想其他一些假设性的状况。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个连续体，历史学家所说的一切也应该具有预测未来的功能。其实我也希望如此。历史学家的技艺并不是完全不能做预测。但是，历史学家却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我们所做的事不外乎是不可变的过去而非理论上可变的未来，或者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从过去的事实推出一个众所皆知的现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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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真的需要把历史学再整合进经济学中吗？首先，有一些经济学家明显需要历史，“希望‘过去’能够提供答案，而这些答案，‘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大愿意给。”[11]有一段时间，马丁尼（Martini）谈话节目的主题一直围绕着英国的经济困境，将问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19世纪，历史在这时候自然成为诊断及医治病症的良方。而最荒谬却又越来越普遍的是，经济史已经变成纯学院的科目，但恶名昭彰的伪学科“管理学”反而蒸蒸日上。长期以来——从美国的经济系来看，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系对历史的兴趣一直在衰退，即便历史题材已经广泛受到重视也一样。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所占比例，已从20世纪前25年的13%，降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的3%。相反，经济增长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现在所占比例则有13%，其博士论文的数量最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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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经济学是一起成长的，因此这种状况有点儿奇怪。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与英国有关联，那并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先驱。另外像荷兰，它在17、18世纪拥有领先地位，但却没有因此产生出杰出的经济理论家。苏格兰思想家之所以杰出，在于他们没有将经济孤立于社会（人参与其中）的历史变迁之外。亚当·斯密发现他们苏格兰人正从“封建体制”（也许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经历这一阶段的人）过渡到另一种社会。他们想要加快这个过程，避免有害的政治决定让这个“财富的自然进展”（Natural Progress of Opulence）停摆，甚至于转为“不自然的退化”（unnatural and retrograde order）。[12]有人可能会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弱肉强食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则会认为封建制度才会造成弱肉强食。因此，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分开是一种错误，而要理解亚当·斯密《国富论》，就不能忽略他的道德哲学。同样，马克思的研究也整合了历史与经济分析，他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后一个大家。德国的经济学在整合的工作上差强人意。让我们回顾一下19世纪末叶，德国可能拥有比英法总和还要多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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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分离并没有让经济学完全独立，一直要等到经济学发展出边际的概念才使其自成一派。19世纪80年代，德国曾有所谓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3]发其端，攻击当时德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即所谓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而在同时，我们也别忘记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的理论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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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之争中，历史经济学派完败，终于消失无踪。马克思勉强存活下来，我们可以在新古典理论中看到对于马克思的种种批评，至于马克思本人虽仍被视为经济学家，但却被评价成一个犯了危险错误的经济学家。施莫勒（Schmoller）[14]及其他历史学派学者则被归类成业余经济学者，或被归类成“经济史学家”，剑桥的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15]也遭受相同的命运。我想，坎宁安大概就是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滥觞吧。英国经济学家，特别像马歇尔，不会像奥地利学派那样将历史与经验观察（empirical observation）——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区分得那么清楚。尽管如此，英国经济学还是把基础与视野减缩到一个程度，而导致整合困难，只能做一些琐碎部分的交流，意即将时间动态问题如经济成长与景气波动，与静态的总体经济区别开来。正如希克斯所指出的，马歇尔对于事实的渴望“实质上是短视的……因此他的经济学最多也只能处理厂商或‘产业’，没有能力处理整体经济，甚至也没有办法处理国民经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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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19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方法论之争现在已经没有人感兴趣：它其实就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的争论。不过，我们可以做出三点评述。第一，在当时，所谓的胜利并不像我们现在回溯时所说的那样明确。德国与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因此就完全准备好要追随维也纳、剑桥与洛桑（Lausanne）[17]的领导。第二，赢的一方与现在不同，它不是以经济学的实用价值来作为基础。第三，基于“后见之明”，我们发现经济的成功与否，与经济理论家的思想是否杰出或有没有声望没什么关联，这一点与新古典学者群的评估有出入。说得明白一点儿，经济的命运如何，似乎跟有没有好经济学家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当时，经济学家意见的交流，还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容易与跨国际。德国从杜能（Thunen）[18]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名的经济学家，它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害。1938年之前的奥地利，有许多优秀而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府也常向他们咨询，但奥地利的经济也不见得有多好，到了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经济学不如以往，但它的经济却也没有变差。好的经济理论，实用的价值并不是那么明显。我们无法同意门格尔的模拟（熊彼特晚年也同意他的说法），他认为纯粹的经济理论与应用的经济理论就好比生化学与生理学之于医学的外科与疗法。然而经济学家与医生不同，就算经济学家对于原则有共识，但在疗法上意见却常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如果那些不接受理论的从业人员在实务上仍然能够成功的话，那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两者间的关系就值得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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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已经提过，反对历史学派的新古典学派知道他们的理论与实际有落差，而且最诡异的是，新古典学派虽然反对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身也不绝对导向市场价格。纯粹理论家无法否认，经验研究（即研究过去，历史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经济的内容，不论它是不是合于理论的命题。（的确，我们今天应该可以确定，从实际经济运作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理论模式的有效性并不比实证的经济思想高。）而从政治与经济运作的角度来看，纯理论的角色也是次要的。伯姆-巴维克（Böhm-Bawerk）[19]小心翼翼地将理论排除于方法的争论之外。他认为，“真正有争论的是方法”。“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历史—统计方法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使用纯粹的抽象—演绎立法政策，对我以及他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20]政府都应记得这句话。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中最有学者味但也最实际的人，他说得更明白。“我们的理论没有办法说明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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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熊彼特的措辞是激烈了些，以至于可能动摇了他自身的立场。纯理论的确有助于发展出实用的方面，只是在1914年之前，整个理论的发展却把这个方面去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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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后，经济理论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范围，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两派人马的不同，其实反映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以及主张政府干预的两种立场。美国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22]不满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应该对企业进行社会控制，尤其是大企业，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德国历史学派给予美国制度主义不少灵感，他们相信有一只看得见而不隐藏的手——国家的手。这个意识形态或政治元素，在辩论中显露无遗。这种想法也引导着经济学的异端把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主义当成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鼓吹者，这是个不恰当的观点，即便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但对于米塞斯（Mises）及哈耶克（Hayek）[23]的读者来说却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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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该是，意识形态在争论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纯理论与历史站在逐渐加宽的鸿沟两边彼此敌视，一边忽略实务，另一边则忽略理论，但两方面却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两方（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世而稳定的。纯理论家可能会认为实际运用是次要的，因为理论的设定就是什么都不做，如果政府想要有所作为——主要是财政与货币政策——那只会干扰市场机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与企业或政府的关系，比较像影评人或电影理论家与制片人的关系。同时，企业与政府（在不需要使用财政或货币政策的状况下）也不需要理论，他们只需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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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政府需要的，是信息与技术的专才，纯理论家对这方面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提供。德国的管理与行政部门对这方面人才的需要远超过英国。只要德国社会科学界能够充分提供这方面的人才，那么就算德国没有马歇尔、维克塞尔（Wicksell）[24]或瓦尔拉（Walras）这等大师出现也没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也许还不用烦心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或为任何经济问题负责，因为此际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化的现象。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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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是，历史学派以及制度主义的局限，一直要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受到公共部门的支配、管理与计划之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历史学派与制度主义是倾向于政府管制的，但是它们的思想工具却不足以承担这样的大任。我们看到在世界大战期间，管制经济的学说开始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归到1913年“常态”（normalcy）的呼声，让新古典理论暂时不用因应变局，但1929年后经济大萧条却使其不得不改弦易辙。新古典理论开始应用到决策上，此时，学者不得不开始试着以数字来表达，并且验证自己的概念，像计量经济学这个学科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同时，重要的操作工具也出现了，有一些是从边际学派出现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总体经济学导出来的，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列昂季耶夫（Leontiev）[25]的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等于为1925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做了准备，其他则如数学提供了军事操作的研究，如线性规划。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冲击因此延迟了（这当中有着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运用上却也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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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理论在操作上可以这样延伸的话，便证明了1908年熊彼特的想法是错的，纯理论其实是可以与实务结合，而不能说与实务无关。然而，用医学的术语来说——如果这个老式的隐喻能用的话——它所制造的不是生理学家、病理学家或诊断师，而是检查身体的机器。除非我有重大的误认，否则经济理论的作用应该是增加选择的机会，发展了决定、运用及检验政策的技巧，但它本身不会产生积极的决策能力。当然有人会说我的讲法了无新意。经济理论总是能明白地指向某个特定的政策，我们难道不因此而怀疑——除了特殊的例子——答案早就在论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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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新古典理论产生了较其原先所想为佳的政策工具时，它的对手历史学派及制度主义却反而被它们原先所自豪的优点所拖累，意即由国家来做经济干预。此时，它们那旧式的实证主义以及理论的不足，刚好成为致命伤。这就是为什么施莫勒与华格纳（Wagner）[26]以及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27]虽然非常勤勉，但仍不免只成为历史的片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贡献有两点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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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曾经提过，他们要求对经济及社会事实进行严谨而具体的研究，而这正是马歇尔所关注的。在1914年之前，德国人持续而正确地注视着英国人所没有兴趣的部分，即确实的经济数据，以及零散而片断的数据。事实上，当英国人与德国人在处理同样一笔事实数据时，如舒尔策-杰佛尼兹（Schulze Gaevernitz）[28]及悉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29]处理英国制棉工业，德国研究的优越是毋庸置疑的。有时候，英国本土的研究实在不好，甚至于要引用德国对英国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1914年之前英国的经验研究多半是由非主流的经济学者来做的，像牛津大学，但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现在早就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大部分的学者最后都是从事公职［如卢埃林-史密斯（Hubert Llewellyn-Smith）到贸易部，还有贝弗里奇（Beveridge）］；或者是由制度主义色彩强烈的费边成员（Fabians）[30]来做，他们在方法论之争中支持历史学派，而伦敦经济学院的出现也正作为反马歇尔的中心基地。1914年之前，英国在经济研究上真正从事实调查入手的作品，乃是出于参加费边社的公职人员之手，他们在1907年做了英国首次的生产普查（Census of Production）。[31]相反，德国的社会政治学社（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32]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所写的论著甚多，但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美国制度主义者推动成立了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但德国社会政治学社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成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改善了不少，但是在战争间歇期，英国经济学家所在意的并不是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实际经济数据，而是“暗示性的统计”。简言之，他们所争论的并不是克拉彭汇集的那些可见的经济资料，而是一些被忽视的信息，譬如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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