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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1章 马克思与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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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讲稿发表于1983年由圣马力诺共和国（Republic of San Marino）举办的马克思百年研讨会，后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143期（1984年2月），第3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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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要讨论马克思死后百年，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所产生的主题与问题。这不只是一个仪式性的百年庆典而已，而是另一个起点，提醒我们马克思在历史学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对此，我将分三点说明。第一点是自传性质的。20世纪30年代，我还在剑桥念书，当时最杰出的青年男女有许多都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也是剑桥最辉煌的时代，学生们都受到大师的深刻影响。在年轻的共产党员中，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共产主义的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学派的[1]，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学派的，共产主义的文学家则是利维斯（F.R.Leavis）[2]的门徒。历史学家呢？他们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剑桥或其他大学并没有什么有名的历史学家——而我们的确听过一些大师的名字，如布洛赫——他是唯一能跟马克思并驾齐驱的人，是巨擘也是灵感的来源。第二点说明也有点儿类似。30年后，在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克斯爵士出版了他的《经济史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其中写道：“大部分想要写通史的人还是会选择马克思的理论，或是一些调整的版本，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供运用。《资本论》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失为一本杰出的理论巨著。”[3]第三个说明出自布罗代尔的大作《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书名本身与马克思产生了联系。在这本书中，马克思的名字屡次被提及，次数远高于其他法国学者。在法国这样自信的国家里，能如此赞许马克思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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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历史写作的影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发展。虽然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也都与历史分不开，但马克思却从未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历史。而从这个地方来看，恩格斯反而比较像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许多作品，很多都能称得上是我们图书馆里收藏的“历史”。马克思当然也研读历史，甚至还很博学。他只有一本著作标题是带有“历史”的，这本书是反沙皇文章的结集，即《18世纪秘密外交史》（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而这本书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没价值的一本。我们所谓马克思的历史作品，其内容不外乎是对时政的分析以及新闻评论，再结合一点儿历史背景。他对时政的分析，如《法国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都是非凡之作。他有许多新闻评论（虽然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不乏珍贵的分析——人们会想到评论印度的文章——这些都是马克思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具体历史以及当时具体情境（现在也已成为历史）的最好例证。不过马克思从未像现在的历史学家一样，把过去当成一个主题在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历史解释以及与历史学家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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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历史作品因此被归入他的理论及政治作品当中。其内容所涵盖的历史发展是长期的，往往包括了人类整个发展过程。这些作品因此应该同时与马克思其他针对短期及特殊问题或具体历史事实的作品一起对照阅读。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没有完整地说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而《资本论》更不可以被视为“1867年后资本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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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之所以如此，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所以不止于评论马克思，还做马克思本人不做的事情，其原因有三，两个是次要的，一个是主要的。第一，众所周知，马克思要将他的计划完成是有困难的。第二，马克思一直到他去世前，思想都还一直在发展，但是他的架构却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发展出来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是以次序颠倒的方式来研究历史的，他把资本主义当成起始点。如同要解剖“猿猴”就先要处理“人类”一样，这个程序当然不是反历史。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不能光从过去来看过去：这不只是因为过去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分析并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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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动（labour）这个概念为例，它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之前——还没有劳动这个概念（只能比较质的不同而无法做量的比较）。而如果我们要从全球的、长期的角度，把人类历史看成人类越来越能有效利用自然的过程的话，那么社会劳动的概念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的取向可以再讨论，因为照他的方法来分析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窘境，那就是至今还没有出现另外一种方式来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做比较，如此将造成只存在一种角度来阐释人类历史的局面。虽然我们预期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是不会放弃马克思的概念，但这种现象的确是一个隐忧。我的重点不在质疑马克思，而是指马克思的方法很容易因为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而不知不觉地排除了许多历史学家有兴趣的主题，例如，封建主义是如何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丢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恩格斯倒是挺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他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多所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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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其基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他的理论（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从原始共同体到资本主义；另一个则是他的具体观察，针对过去的问题所提出的特定看法。虽然后者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极富启发性，不过我在此不打算讨论这一部分。《资本论》的第一册只有三四处提到新教，但是往后整个对于宗教（特别是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却都导源于此。同样，《资本论》只在一个注释里提到笛卡儿的说法（动物是一种机器，真实与玄思对立，哲学是一种主宰自然并让人类生活尽善尽美的工具）顺利让他的观点与“制造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因此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如为什么经济学家特别偏爱霍布斯、培根（Bacon）以及后来的洛克（Locke）。［基于马克思的论点，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也认为笛卡儿的方法“让政治经济学从旧迷信中解放”。］[4]在19世纪90年代，这条注释已经让非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凡创见，而到了今天，光是为了讨论这条注释就至少可以在研究生院开一堂半年的课。不过，我们不需要因此就必须对马克思的知识及兴趣之广感到信服，而倒是应该欣赏马克思从他的历史知识中看出了过去的特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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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历史唯物论，因为现在它不仅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及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与非难，就连马克思主义者对它也不是没有意见。长久以来，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也是其核心。它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日耳曼哲学与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主要是用来反对这样一种信仰，那就是“观念、思想、概念可以产生、决定并支配人类的物质条件及生活”[5]。从1846年以来，这个概念就没有变动过。它可以以一句话表示，但可能说法不止一个：“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It is not consciousness that determines life，but life that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6]《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有更清楚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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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的内涵就在于详细说明真正的生产过程——从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开始——并且要掌握由这种生产模式所产生的以及与这种生产模式有关的各种互动形式，意即，处于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是所有历史的基础；要描述市民社会作为国家时所采取的行动，也要解释从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所有不同的理论产物及意识、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形式；如此，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来描述（也可以从它们彼此的互动中来描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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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顺便提一下，对马克思及恩格斯来说，“真正的生产过程”并不单单是“生活本身的物质生产”而已，而有更广的意义。沃尔夫的说法相当公允，它是“自然、工作、社会劳动及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套复杂而彼此依存的关系”[8]。我们也应该这样说，人类的生产不仅用了双手，还用了脑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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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指引，是一个研究计划。让我们再引用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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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结束的时候，现实的生活开始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实证的科学，来说明人类发展的实际活动与实际过程……一旦能描述这些事实，则那些自以为是的哲学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至于原来哲学所占有的空间，则顶多只能让那些由观察人类历史发展之后所做的抽象而概括的总结来填补。这些抽象的说法本身要是与历史分离了，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用来帮忙编排历史数据，并指出各层次的前后次序。但它们绝对不提供方法或架构来整齐地切出各历史分期，就如同哲学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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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说明要看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我们反对这种说法，我们还算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很明显，这里的说明太简略，还需要更多的解释：马克思所用的词汇太过于含糊，人们不断地争吵着到底“力量”（forces）及生产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是什么意思，而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经济基础”（economic base）及“上层建筑”等等。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一开始，马克思就认定历史唯物论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而不是历史解释本身。历史学并不像生态学：人类决定并思考什么可以发生。允许我们从一般的历史变迁中去找出必然性，这并不一定就是决定论的表现。历史必然性的问题只有从回溯的角度来看才能获得解决，甚至还是多余的：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必然的事，因为已经发生了；去想如果是别的事情发生了会如何，是一种学院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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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想要证明先验，也就是某些历史结果（如共产主义）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很难从科学的历史分析中显现出来。但明显的是，历史唯物论从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所有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都是导源于特定的经济现象，特殊的事件与日期也不是以此决定的。即便是最死硬的历史唯物论拥护者也花费了大量的心神在研究历史上偶然与个别现象所扮演的角色［普列汉诺夫（Plekhanov）］[11]，而不管哲学界怎么批评，恩格斯也把这样的想法清楚地通过信件传递给了布洛赫、施密特（Schmidt）、斯塔肯博格（Starkenburg）及其他人。马克思自己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9世纪50年代的新闻评论中，明确地表示出他的观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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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唯物论上真正重要的论争，与社会存在（social being）与意识（consciousness）两者间所存在的基础关系有关。而其所牵涉的主要不是哲学上的考虑（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或甚至道德哲学的问题（“‘自由意志’与人类有意识的行动，其角色如何？”“如果局势还没成熟，我们如何行动？”），而是比较历史学及社会人类学的经验问题。典型的论证会这么说，我们不可能将社会生产关系与观念和概念区别开来（它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区别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生产关系也是由文化与概念建构出来的，不能说一切都仰赖社会生产关系。另外一种反对意见则主张，一个生产模式往往可以容纳不同的概念，这种现象就很难只从“经济基础”来解释了。因此，我看到有些社会有相同的物质基础，但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特征却大不相同。从某种程度来看，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决定了其社会存在的形式，至少与后者影响前者的力道相仿。至于是什么东西决定人类对世界的看法，说法莫衷一是：像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是由一些数量有限的思想概念做不同组合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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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马克思是否不考虑文化方面这个问题放在一旁。（我自己的看法是，在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里，他非常反对经济简化论。）基本的事实是，马克思认为要分析任何时期的社会都要从分析生产模式入手，也就是说，（一）人类与自然之间技术—经济的“新陈代谢”形式（马克思），人类通过劳动来适应并转变自然，以及（二）通过社会安排来动员、部署及配置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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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完全可以用在今日。如果我们想了解20世纪晚期的英国或意大利，很明显我们必须从20世纪50到60年代生产模式所发生的巨幅转变谈起。在最原始的社会的例子里，宗族组织及观念系统（宗教组织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形式要看其经济模式是粮食采集式的还是粮食生产式的来判断。例如，沃尔夫指出，[12]在粮食采集经济中，资源的取得比较容易，只要想拿就应该能拿得到，但是在粮食生产经济里（农业或放牧），这些资源的取得就有限制。这种状况一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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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决定分析顺序上颇为重要，但历史唯物论仍面临着另外一种严厉的批评。马克思除了主张生产模式是基本，因此上层建筑必须与“人类间的本质关系”（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相一致，还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力有一种必然的进化趋势，因此会与既有的生产关系及无弹性的上层建筑产生矛盾，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必须让步。科恩（G.A.Cohen）[13]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进化过程指的是技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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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这种趋势为什么该存在，从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来看，这种趋势确实存在到今日。应该想到的是，这种趋势其实并不是普世性的。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并没有这种趋势的社会，它们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但这样还不够。从粮食采集到粮食生产，的确是符合这种趋势（从生态学来看，这个过程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却不能适用在现代的科技发展与工业化上，因为这种现象是先由某个区域所独有，才进而推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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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社会物质生产力没有一般化的发展趋势，或是超越某一点的发展趋势的话，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能以这种趋势为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解释就只能用在特例。（顺带一提，如果我们不认为人类是在持续地增加自己对自然的控制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是违背现实，还会把历史搞得更复杂。）另一方面，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趋势并不能用在每个地方，及每个事例上（如中国），这明显与一般化矛盾。这样看来，社会结构的力量与惰性，以及凌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具有阻挠物质基础运动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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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来看，这对于用来解释世界的历史唯物论来说，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马克思本人并不主张线性历史观，他对于某些社会为什么能从上古时代演进到封建社会乃至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其他社会［他把这些社会概括地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却不能，提出了一个解释。然而，这的确使得用来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论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论证的核心，在于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外衣”（capitalist integument）格格不入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不过，若如1859年的序言所论，如果其他社会并没有显示任何物质力量增长的趋势，或者是有增长但却已受到社会组织与上层建筑的控制与拖延而无法产生革命的话，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革命呢？用不那么极端的历史例证来说明资本主义进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做得到的，甚至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我们会因此错失两件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包括我自己）来说相当重要的事：（一）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所有历史进化的逻辑结果；（二）它标示着“史前时期”（prehistory）的结束，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也不会是一个“对抗”（antagonistic）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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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影响“生产方式”（序言将其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形成此社会存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生产模式）概念的价值。不管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不管这些关系在社会中的功能怎样，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结构，决定了生产力增长的形式以及剩余将如何分配，社会将如何能或不能改变它自身的结构，以及在适当的时机生产方式的转变将怎样发生。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范围。简言之，生产方式是我们借以理解不同人类社会及其互动以及历史动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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