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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6章 来自底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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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本是在1985年为了纪念我已逝的朋友、同志及工作伙伴乔治·鲁德（George Rude）而写。后来收入弗雷德里克·克兰茨（Frederick Krantz）编的《来自底层的历史：人民抗争与人民意识形态研究》（History from Below：Studies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pular Ideology，牛津，1988），第13~28页。本文首次发表是在鲁德任教、位于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演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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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史（grassroots history）、底层史或平民史，鲁德乃是这些领域的先驱，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反省一下这些研究领域内所发生的一些技术问题，与传统史学比较一下，虽然困难但却有趣得多，我们也能获益不少。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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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让我先问个问题，为什么最近才有人开始研究草根史？也就是说，为什么自有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与学者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不曾注意到广大的群众，而非要等到19世纪末？为什么布莱希特（Brecht）[1]的问题“谁建造了底比斯的七门”（Who built Thebes of The Seven Gate）[2]是个典型的20世纪问题？这些问题将会让我们思考政治的本质（最近才成为历史学的主题）以及历史学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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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绝大部分的历史写作都是用来荣耀统治者的（这里面有实用的目的）。现在也还有历史具有这种功能，像最近开始流行起来的长篇新维多利亚式的政治人物传记，就绝对不是要让群众来阅读的。这种作品，除了一些教授，以及为了写论文而不得不看的学生以外，到底有谁会拿来读就不清楚了。然而，在畅销书单上却常有这一类的书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人物（如果他们有一点儿文学功底的话）通常只是随意地翻看这类书籍，这可以理解。不过政治人物并不是一般人，他们专精于政治领域，读这些传记应该可以让他们学到一点儿东西。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3]认为自己仍活在阿斯奎斯（Asquith）[4]时代，正如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5]把索尔兹伯里（Salisbury）[6]或墨尔本（Melbourne）[7]这些人视为与他同时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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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政治操作方式——除了19世纪后半叶，绝大部分的历史都是如此——可以完全不理会作为臣民的广大群众。除了一些特殊状况，如剧烈的社会革命或暴乱，否则他们都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说民众容易满足或是民众的想法并不需要考虑。它只是指把上层与下层的关系安排到某一种程度，让不满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宣泄，以这样的方式，使穷人的活动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秩序。除此之外，这个范围通常都压缩到某种层次之下，好让统治阶级可以从地方这个小范围就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扩展到全国。相反，一般民众则接受了自己的附属地位，并且将斗争局限在与自己有直接接触的压迫者上。在19世纪之前，如果说有一种通则能够说明农民与国王或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安全的，那就是农民认为国王或皇帝乃是正义的化身，如果国王或皇帝知道拥有土地的士绅或贵族的所作所为，他就会要求停止一切对农民的压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国王或皇帝是外在于政治世界的，而政治也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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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例外。我相信中国就是个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即便在它还是王朝（Celestial Empire）的时候——农民暴动并不像地震或黑死病那样是个偶然的怪现象，而是一个能推翻王朝的活动，不过在一般的状况下并不会那么严重。因此，草根史之所以能够在传统史学（主要都是描写重要的政治决策与大事）中出现，往往是因为平民已经成为能够影响决策与事件的要素了。不只是在不寻常的民众动员中出现而已，如革命，而是在平日就予以注意。一般来说，这种历史的出现不会早于18世纪的大革命时代。但是，在实际上，它要发挥影响力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儿。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资产阶级民主最典型的制度——成年男子普选制（妇女投票是更晚的发展）——都还要等到19世纪末才出现。大众消费的经济——至少在欧洲——也是这个世纪才有的现象。而两个用来发现民众意见的技术——取样的市场调查以及后来的民调——从历史学的标准来看，更是新产物，它们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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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史，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它的开展是源自18世纪的大众运动史。我想，米什莱（Michelet）[8]应该是第一个研究草根史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核心是法国大革命。从他开始，法国大革命史就成了这类历史的试验场，如社会主义重新又带起了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9]而马克思主义则带起了启蒙运动。如果说有一个历史学家已经走在当代这类作品的前头的，那非勒费弗尔莫属，他的《大恐慌》于40年后才译为英文，但仍未过时。概括来说，法国史学传统并不倾向于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而是写法国人民的历史，因此而建立了草根史的主题与方法，如布洛赫与勒费弗尔。不过这个领域真正开始繁盛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事实上，它真正的进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开始对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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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或广泛一点儿，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对草根史的兴趣是从劳工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虽然这的确提供了很强的动机来研究平民史——特别是工人阶级——但却也让社会史学家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们比较喜欢研究的主题并不是平民，而是平民当中那些足堪作为劳工运动祖师爷的人；并不是研究像宪章运动者（Chartists）、工会主义者（trade unionists）、好战的劳工运动者（Labour militants）这些人。他们也认为运动史与组织史可以用来领导工人斗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代表”工人，可以取代研究平民本身的历史。事情绝非如此。1916到1921年的爱尔兰革命史，绝不等同于爱尔兰共和军、公民军、爱尔兰运输工人联盟或新芬党的历史。你只要读肖恩·奥卡西（Sean O’Casey）[10]有关都柏林贫民窟生活的伟大剧作，就能看到什么叫作草根。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派才摆脱这种狭隘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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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开始的艰难如何，草根史现在已经开始发展了。而当我们回头检视一般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赋予他们以往未曾具有的政治意义，并且试着去找出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方面。这让我开始去思考进行这项工作时的种种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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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历史都有它的技术问题，但是大部分的状况都是有现成的原始数据，为了处理这些数据才产生问题。历史学的古典规范，于19世纪由德国人及其他学者发展起来，他们处理数据的方法已经相当合乎科学的实证主义。不过在文学史上，仍然存在这方面的困扰。为了研究但丁（Dante），人们在研究手稿时必须非常细心，检视手稿在誊写的过程中有没有出错，因为但丁的文本仰赖对中世纪手稿的整理。为了研究莎士比亚，他并没有留下手稿，而是留下了一堆讹误的印刷版本，于是学者就要充当福尔摩斯来调查17世纪初的印刷业。不过这两个例子（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主题所会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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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史不同于这些主题，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因为它并没有现成的资料。有时候我们完全要靠运气。近代草根史之所以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一起出现，就在于这个重大事件结合了以往都未曾出现过的两种特质。第一，大革命突然将许多原本只有他的家庭或邻居才会认识他的人搬上台面，受到大众的注意。第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通过官方而被记载成了文献或档案，并收入法国国家档案馆中，以供学者研究之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从勒费弗尔到科布，都曾生动地描述了在法国乡间旅行，寻找18世纪19年代法国人资料的甘苦——不过还是快乐居多，因为他们一到了昂古莱姆（Angouleme）或蒙波利埃（Montpellier）[11]，就找到了一系列的档案，每一份蒙尘的古代文件——字体清晰可读，不像16、17世纪的手抄本那般潦草——都含藏着珍贵的内容。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么幸运，比英国历史学家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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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历史学家大部分来说，只寻找他们想要找的资料，而不是现成的资料。草根史的资料之所以能叫作资料，是因为历史学家问了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处心积虑地来寻找解决的方式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问题解决之前，根本没有所谓的资料。以目前正在发展的历史人口学来说吧，它是根据16世纪教区登记簿所留下来人们出生、结婚与死亡的资料所做的研究。这些资料一直存在着，而且系谱学家（他们是唯一对这些资料有兴趣的人）还会定期重新翻印这些记录。这些资料一旦交给社会史学家来运用，再加上已经发展出来的技术，所造就的成果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17世纪的人如何控制生育，他们如何饱受饥馑与天灾之苦，不同时期的预期寿命有多少，男女要如何再婚，有多早或多晚结婚等等——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是纯属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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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找到了资料的来源，那么为了处理这些资料，也就产生了许多技术问题：资料太多是个问题，但又不能太少。历史人口学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发展分析技术上面，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只有历史人口学者自己才有兴趣。从开始研究到结果出来，时间可能要非常久。我们必须了解，研究草根史没有办法很快得到结果，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神、时间甚至金钱。它不像在河床上捡钻石，相反，它比较像在挖钻石矿或金矿，需要庞大的投资以及高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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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些草根史资料尚未刺激出足够的方法论出来。口述历史就是个好例子。幸亏有了录音机的问世，解决了不少问题。大部分录下来的回忆都相当有趣，但也带有情感上的诉求。依我的看法，我们对于口述历史还要谨慎一点儿，一直到在这方面的辨识能够发展到跟考证文本的程度相同为止。人类学家以及非洲史学家已经开始这么做，研究世代之间口耳相传的事实传递方式。譬如说，我们已经知道大概在几代以内，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还可以维持在某个精确的范围内，而历史事件的传述总像亲眼所见一般。像1830年发生的工人暴动（Labourers’Rising）[12]，蒂斯伯里（Tisbury）与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人到现在还津津乐道，仿佛1817及1830年的事就发生在昨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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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部分的口述历史都只是个人记忆，里面所说的东西相当不可靠。问题出在，记忆的记录是一种主观的选取，这个选取不仅有限，而且还不断在变。我在剑桥大学念书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跟30岁或45岁时想起来都大不相同。除非我把所有的事巨细靡遗地记载下来，让人厌烦（我们都知道那些把战场上的经验记下来的人都会这样），否则明天回想的一定跟明年不一样。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已经证明是确有其事的证据来核对记忆，让证据来限制记忆。但这显然没有帮上什么忙，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在毫无证据的状况下，还能证明记忆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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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方法论不只是为了检验那些老爷夫人的录音带是否可靠。草根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般人所记得的大事是什么样子，它跟上层的人所记得的，以及历史学家所写出来的，有什么区别；而且就他们把记忆变成神话来看，这个神话是怎么构成的。1940年夏天，英国人民所感受到的是什么？资料部的记录与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不太一样。我们要如何重构原本的感觉或者是神话的形成？我们能把这两者分开吗？这些都是相当有意义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对录音带的内容进行一种回溯的质问法，还要搭配心理学家的协助。这里面可能牵涉到的不只是方法论、假设的问题，可能还需要一点儿独断。为了要绘出自由—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曲线，于是每个月做一次民意调查，如果明天举行大选，你会把票投给谁，这种做法无法说明任何政治行为，因为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投票是政治的重要变量”这个假设上。它不依据人们的政治决定模式，也不调查人们的政治行为，而只是在假设的情境下问大家对于某个政治行为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是回溯性地去研究这些民调结果，那么我们就是在调查他们实际在想什么或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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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从人们发表的意见里也可以推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例如，哈纳克（Hanak）为了分析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感，于是搜集了当时前线官兵与后方的信件，这些信都是奥匈帝国境内各个民族的人写的，当时都要经过检查；另外，波兰的库拉（Kula）将19世纪末移民俄国的波兰人写信回波兰老家的信件搜集起来集结成册出版，这些信件在当时都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拦截下来。但这些还是不够，因为当时识字的人并不多。我们比较常做的是，从行为来推断他的想法。换句话说，我们根据的是列宁的说法，一个人用脚所表达的意见，会比他在投票箱里表达的意见更真实。有时候，我们在意见与行动之间犹豫不决。因此马克·费罗（Marc Ferro）[13]借助二月革命的前几个星期发到彼得格勒的电报与决议，来调查俄国不同团体对战争与革命的态度——在召开大会之前，工人、农民或军人议会早就有了党派的标签与性格了。派发一通决议到首都去是一种政治行动——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发生的频率尤其高。电报的内容则是意见，工人、农民及军人意见的差异，可以显示某种意义。农民“要求”的次数超过请愿的次数。因为他们在战时受到比工人更大的压迫，而工人也不好过。军人并不反对战争，但他们对军官则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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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资料源是那种只是记录行动，就能让人理解当中有什么意见。这些资料的出现，大多是历史学家内心已经对某些问题有了答案，只是还在寻找比较妥当的方式来解答。所以，这些资料多半结果相当确定。例如，假定你想要知道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保皇派的情感影响有多大。布洛赫针对法国与英国两地对于国王有神奇法力的信仰（已经流传了几世纪）进行了调查，他指出，在1774年路易十六加冕的时候，有2400个饱受淋巴结核（scrofula）之苦的病人上前要求国王触摸他们（royal touch）以解除他们的“国王之恶”（king’s evil）。[14]不过，当查理十世于1825年恢复古代加冕仪式，同时也勉为其难地恢复了国王治疗的仪式时，竟然只有120个人出现。在革命前最后一个国王一直到1825年，在法国已经没有人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一个君王是有神圣呵护的”（there’s some divinity doth hedge a king）[15]了。这样的发现，相信没有人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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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对遗嘱还有墓志铭的分析上，我们也同样发现传统的宗教信仰正在衰微，而世俗的宗教正在兴起。虽然约翰逊博士曾说，在墓碑上刻字，并不表示一切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至少会比这个人在其他时候所说的话要来得真实，并且也反映了他的宗教观。除此之外，伏维尔已经相当清楚地说明了18世纪普罗旺斯（Provence）[16]地区信仰的衰退。这种现象表现在，原本阶级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在葬礼时颂祷《圣经》经文的次数在减少，也就是说，已经比较少“根据死者的阶级与其他条件来决定葬礼的方式”了。宗教气息衰退的过程原本是渐进的，但到了世纪之交则突然加快。至于消失最迅速的则莫过于普罗旺斯遗嘱上屡次提及的圣母马利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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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洗礼这个仪式来看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态度有何变化。在天主教国家，人们根据圣徒的名字来取教名。其实，他们也只有从反宗教改革时代开始才这么做，所以，名字的索引可以告诉我们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代的平民信教与不信教的现象。纯粹的世俗名字开始普及要到19世纪，而且多半是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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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佛罗伦萨的同事跟他的孩子，研究了托斯卡纳的电话簿，看看人们的名字世俗性［譬如来自意大利歌剧或文学，斯巴塔克（Spartaco）就是一例］的比例有多高。结果跟当地之前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比社会主义强得多）颇为相符。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无政府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运动，并且还造成了主动的转化，因而完全改变了成员们的生活方式。在英国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查每个人的名字（不包括那些定期登录姓名的名流）的方式来了解社会史与意识形态史，不过我自己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在英国也还没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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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花一点儿脑筋，也能从诗人所说的穷人年鉴（记载了出生、婚姻与死亡）中挖出不少宝贵的资料。而大家也可以玩玩这种历史学家的把戏，去听听塞壬海妖（sirens）[17]唱的是什么［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8]］，也许可以从歌里面找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许多草根史就像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犁，我们可以从这个遗物来猜测几百年前人们用它来耕田的方式。但是每个空中摄影师都知道，在某种光线下，从某个角度，我们却可以看出长久以来被隐没的田埂及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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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光是靠天分还是不够。为了让不清楚的思想看起来合理或是为了要证明或否证我们的假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幅前后一致的图像，或者是模型。因为我们的问题重点并不在于发现好资料。即使有最好的资料——人口学资料提供了出生、婚姻与死亡——也只能说明人们一部分的生活。我们要做的是，将各种片断的资料整合起来：就像在玩拼图游戏一样，我们要找出什么东西可以凑在一起。我之前就说过，草根历史学家不是实证主义者。他必须先想好要找什么，然后再确认他所找到的符不符合他的假设，如果不合，再做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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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建立模型呢？这当中牵涉到知识、经验，还有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主题有没有足够广泛和具体的理解。这可以让我们预先去除那些明显没用的假说。举一个愚蠢的例子以兹说明。有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曾经回答一个有关在兰开夏的工业革命问题，他说制棉工业之所以从兰开夏发展起来是因为兰开夏非常适合种棉。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觉得这个答案有点儿蠢，不过，在卡拉巴尔（Calabar）[19]可不是这样想。不过，还有许多同样愚蠢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其实只要基本的知识就能避免。例如，如果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时，“手工业者”（artisan）这个词在英国指的是拥有技术的领薪工人，以及“农民”（peasant）这个词指的是“农田劳工”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英国于19世纪的社会结构就会了解错误。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欧陆的译者一直将“完成学徒阶段的人”（journeyman）翻成“按日计酬的工人”（day-labourer）——而熟悉17世纪社会的人则会惊讶于我们对于“仆役”（servant）与“侍从”（yeoman）[20]的分辨不清。过去有很多事是基本常识，但许多社会学家都不知道，因此成了蹩脚的历史学家；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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