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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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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第一次出版，原为1996年12月3日伦敦的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1]讲座的讲演稿。主要是为了讨论反事实（如果……则……）历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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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要对艾萨克表示敬意，他最有名的作品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史中的经典，也就是托洛茨基（Trotsky）的传记。所以，如果要马上回答我在标题上所提问的问题的话，那么答案明显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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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对更广泛的问题，还是需要响应：我们曾经写过确定的历史吗？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而已，也可能是在1945年——当然也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史。尽管存在着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历史学家也会调查并建立事实与虚构的不同，但我们的回答却是：没有。你当然可以相信希特勒已从前苏联人手中逃脱，并且逃亡到巴拉圭，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每一代都会针对过去问新的问题。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我们也别忘了，在现代史的世界里，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无穷的公文书与私文书的积累。我们没有办法猜测未来的历史学家想找什么或找到什么我们从未想过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档案已经让法国历史学家忙了200年，而且没有减缓的迹象。我们现在才开始要攀登前苏联那高如喜马拉雅山的档案。所以，想要一部确定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学这项严肃的活动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学家对于所谈的一切、所讨论的问题能彼此同意，并且对于可能的答案能予以限缩，使论辩产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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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世纪俄国史的研究上，以上说的似乎很难做到。现在，前苏联的结束改变了历史学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入手，就好像为已逝者立传跟为在世者立传，个中方法不同的道理一样。显而易见，要让这股苏联史研究热潮降温恐怕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如同过去研究宗教改革史的人一样，先是经过一段天主教与新教学者间争斗的苦痛，然后才进入冷静的研究状态，或者是像1688年革命的研究，也是要远离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ess）所在的德里（Derry）[2]与伊恩·佩斯莱牧师（Rev.Ian Paisley）[3]所在的布什米尔斯（Bushmills，有一位偏爱尔兰立场的饮酒人跟我说，此地生产“新教的威士忌”）。在前苏联或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已经脱离了旧体制，但历史研究仍脱不了往日窠臼，只是增添了新材料，其余则了无新意。即便如此，我们这里也因为感情过于投入而带有偏见，无法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冷战（双方从来没真正作战），当成是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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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件事。我们可以对开启前苏联的革命下判断，但还不能对它的终结下判断，因为这样一定会影响历史判断。前苏联的人民陷入了旧制度终结时所带来的灾难，但现在还无法解脱。我认为从旧制度突然而革命性地跳跃到资本主义，对人民所带来的经济伤害，可能要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大于十月革命，而所需的恢复时间，可能要长于20世纪20年代及40年代。我们对于整个前苏联的评估只是一个预估。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可以问：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现在有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能不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和用以建立研究规则与证据的要素上达成共识，并进而避免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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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地方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历史证据，而是在于假设性的问题。虽然有许多前苏联资料我们仍无法接触，仍藏在上锁的档案柜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官方造假的东西，但大部分的事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管我们有多么懂得处理片断的资料以及做猜测的工作，这一大堆资料如今只成了废物。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像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大恐慌》（The Great Terror）本来是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如今既然有了档案资料，也就不需要它了，但是其中有些论证倒还可以用用。康奎斯特是研究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先驱，但他所调查出来的恐怖事实已经太陈旧了。简而言之，他的书现在要当成前苏联这个研究领域的史学史来读，而不能当成前苏联的历史来读。当更好与更完整的数据出现，就会取代比较差而片断的数据。光是如此就足以改变前苏联时代的史学史，不过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特别是前苏联早期还没有全面官僚化的时候，那时前苏联政府及执政党还没有办法清楚掌控它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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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20世纪俄国史最火热的话题并不是什么曾经发生，而是什么可能发生。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沙皇制度可能保存下来吗？俄国能在1913年时建立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政权吗？一旦革命发生，我们还会提出一连串更具爆炸性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问题。如果列宁没回俄国会怎么样？十月革命可以避免吗？如果能避免，俄国会怎么样？更多是有关马克思主义者：在没有实际社会革命蓝图的状况下，是什么让布尔什维克决定要发动革命夺权的？他们该得到政权吗？如果发生欧洲革命的话——也就是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在此投入甚多——会怎么样？布尔什维克可能输掉内战吗？为了打赢内战，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以及苏维埃的政策做了什么样的发展？打赢内战之后，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也可能走回市场经济吗？如果列宁续掌大权的话，事情会怎么发展？问题无穷无尽，我只是举出几个列宁去世前这个时代的反事实问题。我演讲的目的不在于提供解答，而是要把问题提出来，让历史学家们一起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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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不能用证据来回答，因为证据是与实际发生什么事有关，而这些问题却是实际上未曾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1917年秋天人民越来越激进化，布尔什维克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它之所以能打倒临时政府，其实是因为临时政府早已失去民心、失去权力，布尔什维克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十月革命时捡起这唾手可得的权力。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阴谋政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要了解这一点，你只要读一读菲利普斯·普赖斯（Philips Price）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报道，这篇文章写于普赖斯访问伏尔加各省（Volga provinces）几个星期后，十月革命之前。除了他以外，我再没见过更娴熟于俄语，而且曾游历俄国内地，并且还目睹革命的外国人了。他写道：“极左狂热分子仍然想在全欧洲搞社会革命，依我的观察，他们最近已获得了相当广大的支持，但是却散漫而无组织。”这篇文章从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寄出，等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政权了，于是报社便在1917年12月刊出此文，标题为“极左派如何获得权力”，但其实这篇文章早在当年10月前就已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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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设性的问题就不能这样解决——例如，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想夺权，结果将如何？或是，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政党合作，结果将如何？我们怎么知道？普赖斯在电报里面就说，有一股强烈的厌战气氛，这将使“广大的社会群众”走向革命，并创造出一个“拿破仑——和平独裁者……他将结束战争，必要时割让俄国土地并且牺牲政治自由亦不足惜”。我们知道整个事件大致上是这样发展。在1917年的局势下，认为俄国势必会退出战场是合理的。不过他也认为革命会让俄国分崩离析。这并没有发生，不过他的观察已经有很高的预见性了。既然事情没有发生，那么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就是进行臆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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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要如何臆测呢？臆测的意义在哪里？麻烦之处在于至少有三种反事实的方法。一种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在分析上完全没有用。以列宁或斯大林为例，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介入，十月革命将会大不相同。但是有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闲聊，不会对一般人的历史角度产生影响。例如，从1865年以来，美国有7位总统因遭暗杀而死于任上，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史的内容。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人真的对历史有影响，如列宁与斯大林，以及前苏联最后几年的状况。前中央情报局头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中对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教授说：“我相信，如果尤里·安德罗波夫（Andropov）[4]在1982年掌权时，能年轻个15岁，我们现在一定还拥有苏联，虽然经济在走下坡，国家状况越来越不好……但至少是存在的。”[5]我不喜欢中情局首脑，不过他讲得有点儿道理。你可以分析那些个人可以影响全局的历史状况，不管他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像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对希特勒与斯大林做了一番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他们都在提高个人权力上费了一番苦心，但是列宁却一直没有这么做。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个人到底可以抓多少权，而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与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而是大环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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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可以相当合理地认为，前苏联国家计划中所要求的快速工业化，其中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让人可以弹性调整，不过如果前苏联已经决心贯彻这项计划，则不论当政者是不是像斯大林那样无情且残暴，都还是会压迫数百万人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6]或是你也可以像摩西·卢因（Moshe Lewin）一样认为，就算是绝对的权力也无法让斯大林掌握整个渐趋膨胀的官僚体系，这是前苏联日后的写照。只有恐怖，用人性怕死的弱点来威胁权力庞大的公务员，使他们能遵从独裁者，而不致使独裁者陷入庞大的官僚蛛网中。你也可以显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独裁者所做的事其实也是在遵循老规矩。斯大林知道他是专制皇权的继承者，因此就让自己的行事作风依循旧例——其实他也知道臣民也是这样看他的。但是，你说了这些，你还是没有回答关于假设性历史选择的问题。你所说的只是：“如果列宁不能在1918年以前离开瑞士，事情就会大不相同。”或至多只是，“事情会很不同”或“不会很不同”。你不能说得更清楚，除非你要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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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反事实方法则比较有趣，不过前提是，它必须要能让俄国十月革命史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让我们以沙皇体制的崩坏为例。1900年以前，多数人都认为沙皇体制不可能撑到20世纪。大家都认为俄国将发生革命。1879年，马克思本人就认为：“俄国很快就要遭受到猛烈的打击：因为它那由上而下的改革，旧的体制根本承受不住，终究会全面坍塌。”[7]而英国的政治人物把这个看法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并认为这种想法“并非无的放矢”。回头来看，不可否认，沙皇在1905年革命之后已是岌岌可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更是名存实亡；有许多人已根本不把沙皇当一回事。有人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布尔什维克，则沙皇体制极有可能过渡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大家可以不用理会这种说法。就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来看，这种说法还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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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不仅深信沙皇倒台以后，俄国必会建立自由与民主的议会政治，他们还认为，列宁的政变扼杀了俄国的自由民主，然而他们没有证据。我只要举个例子，在十月革命之后所举办的大选所选出来的制宪会议成员里，资产阶级自由派只占了5%，孟什维克只占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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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共产党也有“要是怎样就好了”的幻想。我这一代的人，从小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背叛了1918年的德国革命。埃伯特（Ebert）与沙伊德曼（Scheidemann）的人马断送了德国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因此被孤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期望因此落空，意即俄国革命可以在各国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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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想与自由主义式的沙皇体制相比，有一点儿不同。1917年以前，没有人认为沙皇体制撑得下去，光是这一点就可以把自由派的想法戳破，但是在1917到1918年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想法倒是颇有可能。我认为1917到1919年间，德国与俄国革命分子的想法无可厚非，不过，列宁在1920年时就已经看清楚局势了。1918到1919年的数月间，俄国十月革命蔓延到德国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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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革命终究没有发生。我认为，对于此事，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撼了所有涉入其中的人，1917到1918年的革命其实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屠杀所迸发的不满，尤其是输家这一方。而在欧洲，特别是俄国，感受特别深刻：他们发动了革命，反对政治与统治阶级，企图改善穷人的现状。我不认为德国可以作为欧洲的革命发生地，但1913年要在德国发动社会革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然而它的要素不在皇帝，而在战争，因为德国皇帝有能力解决政治问题。不过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战争是个不可预测且不可避免的意外，然而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想要阻止德国革命落入革命社会主义者之手，因为社会民主党既非社会主义者，又非革命分子。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反对皇帝。不过这不是重点。“德国十月革命”根本没有机会上场，因此也就谈不上反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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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列宁在德国革命上花了大钱是个错误，但是我也不认为列宁在1917或1918年时可以看到这一点，反正这件事看起来就不像会成功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回溯与当时人的评估的不同之处。如果我们置身于政治圈并进行决策，就像列宁一样，我们不只是旁观者而且还是参与者，那么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做出跟列宁一样的决定。不过，过去已经发生了，不会再重演，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事实。德国革命并不是一个中止连胜的比赛。俄国革命已经注定了社会主义要在一个落后且完全残破的国家建立，我仍然相信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说的，1918年时，列宁早就放弃了将革命推展到欧洲各地的念头。相反，我怀疑档案所显示的，前苏联的领导者一直想要在不危及苏联的前提下，像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那样地进行国际革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们就像古巴人一样，对国外的状况充满了幻想与无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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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主张，列宁就算已经确定布尔什维克会失败，还是会决定攻打冬宫，这就是爱尔兰人所说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9]原则：即使会像巴黎公社[10]那样失败，但我们所做的能对未来的人有所启发。接管政权并宣布社会主义政纲，只有在布尔什维克以欧洲革命为大前提下看才合理。没有人相信俄国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如此看来，十月革命是不是应该发生呢？如果是，它的目标是什么？这便让我们想到第三种反事实，用来处理在同一个时间中发生另一种状况的可能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该有人接管克伦斯基（Kerensky）的临时政府。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也不在于谁该接管，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而且也是联盟中的主导势力，当然可以接管。问题应该是怎样接管：在即将来临的苏维埃会议（是不是联盟的一部分，还是有其他考虑）之前、期间或之后，会不会有暴动，目标是什么，而此时布尔什维克政府或者任何俄国的中央政府是否能存续下去都还不清楚。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真正的论点，不只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党派之间，而是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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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记住：如果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现在认为加米涅夫（Kamenev）[11]反对列宁是对的，我们并不是在评判他在1917年10月说服布尔什维克党的机会有多大。我们所说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形势，我们应该会采取加米涅夫的观点。我们谈的是现在或未来的比赛，而不是1917年的比赛，它的分数已经决定了，不能再改。我们回溯地看，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组成一党独大的政府会比较好，我们这么说的意义在哪儿？我们的意思是不是说，联合政府比较能处理俄国当时糟糕的局势，或者是就长期来看——如果能有长期的话？这种说法对我来说实在不可能成立。或者我们说如果二月革命时有戈尔巴乔夫在，往后的发展就会不一样。如果革命后所出现的民主德国能得到较多民众的支持，或许往后发展就会好些。这些都是政治观念的陈述而不是历史。1917年的10月毕竟就是在2月的后面。历史必须从已经发生的作为起始点，其他则都是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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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放下臆测，再回到革命中的俄国的实际情势。从底层爆发的广大群众革命——1917年的俄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革命例证——从某个意义来说，是个“自然现象”。他们就像地震及大洪水，特别是当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制度实际上已经解体的时候——如俄国。他们大部分是无法控制的。我们不能用布尔什维克或任何人的目的或意图、他们的长期策略，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做法的批评，来看俄国大革命。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崩解或被打败？尽管这似乎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一开始，这个新政权完全没有权力——当然也没有实质的武装力量。新苏维埃政府除了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外，唯一的资产就是能说出俄罗斯人民想听的话。列宁的目标完全不实际，但最后他得到党的支持。（他）“没有策略或远景，每天只能在苟延残喘与冒险中度过。面对革命，每天都要下决定，否则革命一失败，什么都完了，哪有时间从长期来规划未来？”[12]没有事情是注定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出差错。一直要到1921年，这个政权才能确定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开始清点国内的一切，才能开始以年来思考而不是以月或以星期。在这个时候，未来或多或少都有限制，而现状则与革命前所预想的相差甚远。正统的苏维埃教条与反共产主义的阴谋理论一致认为革命是由上层来控制及指挥的——是不是这样，列宁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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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如何维持下来的呢？首先——在这里我很同意菲格斯优秀的作品《人民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3]——布尔什维克赢了，因为他们在红旗与苏维埃（其实有点儿误导）之下共同作战。总之，俄国农民与工人比较喜欢红军而不喜欢白军，因为他们认为白军会拿走他们的土地并且找回沙皇、地主以及资产阶级。他们站在革命这一边，这也是俄国人要的。俄国革命是群众造就的，在头10年，它的命运也由俄国群众决定——他们要什么或不支持什么。斯大林主义则结束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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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继续维持，因为他们是沙皇以后唯一有潜在力量能组织全国性政府的团体。1917年如果能有别的选择，则绝不是民主的或独裁的俄国，而是有俄国或没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便于进行有纪律的行动的制度，以及为了建国的实际作为，虽然比沙皇时代更不重视自由，不过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俄国革命的成就之一，连它的敌人都不否认的，就是俄国没有像其他多民族的帝国一样，如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分崩离析。十月革命让俄国维持了一个多民族而跨洲的国家。我们一直忽略了俄国苏维埃在内战期间与之后所诉求的对象，即非政治的，甚至是右翼爱国主义的俄国人：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在五年计划期间，那些少量但影响力大的俄国移民、公民与军人？（有些人后来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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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布尔什维克能够维持是因为他们的诉求不仅针对俄国人。在内战中，外国力量不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常闹内讧的白军，原因很多——至少在大战之后，已没有力量派遣正规军来与由工人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对抗了。再者，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战后可以顺利地收复外高加索，主要是因为土耳其认为他们是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军队。甚至连战败的德国也自认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免疫，而愿意站在前苏联这一边。无论如何，当红军于1920年击败波兰的威胁，挥师指向华沙的时候，德军塞克特将军（General Seeckt）派遣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到苏维矣俄国商议某种协议，相当类似于1939年为瓜分波兰所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treaty）中的秘密条款。后来红军于华沙作战失利，此事便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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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谈十月革命对国际的冲击，作为我的结论。俄国十月革命实际上拥有两个互相交织的历史：对俄国的冲击与对世界的冲击。我们不可以混淆这两者。如果不是第二个历史，则除了专家，不会有人对俄国十月革命有兴趣。美国以外的地区，不会有太多人了解美国南北战争，倒是有不少人看过《飘》（Gone with the Wind）。但南北战争却是1815到1914年间世界最大的战争，也是美国史上最大的战争，甚至可以视为第二次美国革命。它对美国内部的意义重大，却对世界没什么影响，但美国南部的邻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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