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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第二部分 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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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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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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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他以前每一位史学家的批判者，在以后的时代中，他也是历史的良知。在研究历史意识问题时，没有人能接近于获得黑格尔那种眼光和深度，即使是气质与兴趣范围与他最相近的哲学家克罗齐也做不到。然而，很少有史学思想家愿意深入他们自己关于历史的成见之中，也不愿深入从其研究中得出的那种知识之中。这些以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整日里忙于写作历史，也没有时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行为的理论基础。黑格尔试图提供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证明理由，看来既没有这个必要，更不必如此罗嗦。正当黑格尔在深思着历史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式所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个问题，并尝试着界定它与艺术、科学、哲学、宗教意识的关系时，历史研究已经职业化了。历史学曾是一个普通的研究领域，它是由业余爱好者、外行以及好古者培育起来的。现在，由一个普通领域转变成一个专业学科，看来它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把历史编纂与“历史哲学”没完没了的思辨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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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柏林大学设立历史教席，巴黎大学（Sorbonne）设立历史教席是在1812年。不久，编辑出版历史档案的团体也建立起来。《德意志史料集成》小组于1819年建立，巴黎文献学院于1821年建立。1830年以后，在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之下，这些团体及时获得了政府提供的补助。到19世纪中叶以后，重要的全国性历史研究杂志创刊了，它们是1859年创办的《历史杂志》，1876年创办的《历史评论》，1884年创办的《意大利杂志》，1886年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历史学这个职业逐渐学术化了。教授职位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它致力于推动和培育一种具有社会责任的历史学；训练、确认行业新人，保持优秀的研究水准，运作专业范围内的联系机构，并且总体上满意于处于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部门之间的特权位置。在这种历史领域的学科化过程中，英国落后于欧陆国家。牛津大学只是到了1866年，才设立钦定历史教授席位，首先由斯塔布斯主讲；剑桥随后于1869年设立该教席。但是，英国大学生直到1875年才能够将历史研究当作一个独立领域作为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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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历史研究在这个时期专业化了，但其学科化的理论基础仍未明了。历史研究由业余行为向职业行为的转变并不像其他领域，如心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转变那样，伴随着那种观念的变革。有关“史学方法”的指导基本上包括一项规定使用最精细的文献学技术来批判历史文献的准则，还有就是一整套言论，用来阐明在其批判的文献基础之上，什么事情是史学家不应该做的。例如，很快便形成一种陈词滥调，认为历史学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分支，把历史知识与它们混在一起正是导致历史意识堕入“历史哲学”这一异类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历史可以看成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可是，“科学”与“艺术”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并不明确。无疑，很明显，史学家理应努力“科学地”研究文献，并且确定过去“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也应该“艺术地”将过去呈现给他的读者。不过，大家通常同意，历史学不是一门像物理和化学那样的“严格的”科学（即运用规律或发现规律的学科）。这就是说，历史学不是一门实证科学，而史学家应该仍然满足于一种培根派的，即经验主义的和归纳优先的科学家的工作观念，这意味着历史编纂应当继续作为一种前牛顿时期的科学。同样，关于历史表现中的“艺术”成分也有说法。尽管历史写作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被视为19世纪初期所称的那种“自由艺术”，即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致力于的那种创造性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要艺术化的史学家除了运用传统上讲故事的那些技巧和策略以外，不妄想运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史学作品便可能是“栩栩如生的”、刺激的，甚至是“有趣的”。正像《英国历史评论》发刊辞中所写的：“我们非但不认为真实的历史是乏味的，而是相信，乏味的历史往往是拙劣的历史。那些能以清晰且引人入胜的形式呈现其研究成果的作者，将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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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观点是，鉴于19世纪前半叶在“严格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与“自由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之间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历史学便有可能合情合理地自称能据有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在此基础之上，“两种文化”可能被整合并重新统一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文明社会的目的。就像《英国历史评论》发刊辞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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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在比目前投身于此的人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大的程度上，历史正是人文研究中的核心，它能够阐明并丰富一切其他人文学科。［斯特恩：《历史的多样性》，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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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实现这种“阐明并丰富”的目的，就必须以一种超越党派利益和忏悔式忠诚的精神来研究历史。这意味着，历史研究与综合必须保持在一种本质上适度之中，在一边是狭隘另一边是暧昧的危险边沿行走。如同《英国历史评论》指出的，19世纪中叶，关于历史的功用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学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评论；另一种认为，它是对人类历史上任何曾经发生的事件所做的评论。《英国历史评论》建议避免这两种极端，其做法是鼓励历史研究的“每一位学有专长的研究者”投稿（第175页），并且首先“谢绝讨论……与目前争议问题相关的稿件”（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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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建议中，《英国历史评论》遵循了法国《历史评论》指示的路线，即“避免当代的论战，以科学所要求的在方法上的严格性和消除党派偏见的方式来对待研究主题，并且，不试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对只是间接涉及到的学说”（第173页）。但是，这种对方法论上的严格性和无党派偏见的要求，关于其具体可以由什么构成，却只是一个最笼统的观念。实际上，上述说法的目的，就像德国《历史杂志》发刊辞非常明确地提出来的，是要避免历史研究被激进派和反动分子在政治场合中加以利用，并且通过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服务于大革命时代之后上台的新兴社会秩序与社会阶层的利益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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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志》坚持认为，它将是一份“科学的”杂志，目的是“代表历史研究的真正方法，并指出离经叛道者的错误所在”。进而它还强调，其兴趣并非是要被人看作领域狭隘的博古研究，也不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发刊词说道：“讨论当前政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目标，为某个特殊的政党服务也不是我们的目的。”然而，作为开始历史研究的合理步骤，清除某些观点看来与之并不“矛盾”。这些观点分别代表了“将那些没有生气的要素强加在进步生活之上的封建主义；以主观任意性替代了有机发展的激进主义；令民族精神的演进屈从于外在的教会权威的教皇权力至上主义”（第171——172页）。上述一切都意味着历史研究的职业化的确有着明确的政治含义，另外，其科学化最终依据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社会范围内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者一方面是保守派，另一方面是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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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在法国还是德国，左翼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学术势道也随着激进主义的势道而潮涨潮落。这意味着他们大多处在衰落之中。1818年，克托·库赞[1] 与基佐两人因为教授“观念”而不是“事实”被巴黎大学开除（利亚尔，II，第157——159页）。在德国学术界，费尔巴哈和D.F.施特劳斯[2] 因为他们的“激进”观点而被逐出讲坛。1850年，为了保卫“社会”免于“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法国大学内的教学自由被废除了（第234页）。米什莱、基内[3] 和波兰诗人密兹凯维奇也被开除了，“危险的著作”被禁，史学家也被明确禁止违背他们的材料中显示出的编年顺序。库赞和梯也尔两人原先自己是政治甄别的受害者，此时，他们也支持这种压制行动（第234页）。革命诗人海涅为针对职业史学家和学院式人文主义的耕耘者保留了他最锐利的锋芒，这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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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巴黎期间的作品中，海涅猛烈抨击了那些教授们，说这些人在客观性的面具下，隐藏着支持高压体制的丑陋嘴脸，并且对研究历史毫无兴趣，由此展开了对学院式学术的进攻。继续这种进攻的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代表左派和右派，到19世纪最后十年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反对总体上历史意识承担的重负而掀起了全面的反叛，从而使这种进攻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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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世界已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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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听从德国教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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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怎样把它们重新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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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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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睡帽穿上褴褛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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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将世界框架的漏洞补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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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辛格编，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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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认为，在挫伤“德意志人民追求自由的三分钟狂热”的阴谋中，历史哲学家、自然哲学家、歌德派唯美主义者，以及那些历史学派[5] “自作聪明的人”都不遗余力。史学家尤其是些“趋炎附势和蛊惑人心”（Ranken and Ränken）之人，他们谋划了一种“方便舒心的宿命论”来为政治利害关系充当解毒剂。甚至连浪漫主义诗人都没有免受指责。当史学家使其思想偏向于思考过去时，诗人们则投入到冥想不确定性未来之中，而现在只不过变成了对事情本应该如何或者还应该怎样的一种茫然的空想。但是，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暗示着，现实中的人都不是他们自在的目的，还不如说只是达到一种隐约觉察到的“人道”（Humanität）的手段。海涅说道，无论是“科学的”历史学还是“美学的”诗歌，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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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与我们自身鲜明的生活意义和谐一致。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那些徒劳无益的激励，也不愿因我们在已无用处的过去中拥有的好东西来画地为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活生生的现在有其应有的价值，而不只是充当某种遥遥无期的目的的手段。事实上，我们认为自己比仅仅作为某个目的的手段要重要得多。我们相信，手段与目的只是一种惯常用的概念，是冥想之人曲解自然与历史的概念，而造物主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情境，并且，存在于此的每一种事物，即整个的世界，都有它自己的权利。［尤恩编，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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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最后以一种挑战性的言语来收尾，一方面抨击专业史学家培养的那种消过毒的历史学观念，另一方面抨击浪漫主义诗人的温柔乡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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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既非手段，亦非目的，而是权利。生活希望这种权利发挥其效用，反对僵死的要求，反对过去。为生活辩护就是革命。当我们投身于这项事业之中，史学家和诗人挽歌般的冷漠绝不会麻痹我们的热情。那些允诺我们在未来得到幸福的人，他们的浪漫主义图景也不能引诱我们牺牲现在的利益、时下为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生活本身的权利。［第809——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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