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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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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五章 帝国与环境：帝制晚期中国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公元1300—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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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晚期中国环境变迁的社会背景与之前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口特别是南方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市场交易成为经济活动的支配性方式。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经济的商业化都对环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到1800年时，中国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还未曾被人类接触和开发了。随着中华帝国的版图面积达到其顶点，帝国范围之内的边疆、岛屿和发达边缘区（inner periphery）的环境也都日渐得到了开发和改造。更多的森林遭到了砍伐，而且，如下一章我们将谈到的，一场环境危机也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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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新的历史与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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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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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人类在中国自然环境中的存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在此期间，人类不断地从中获取食物、衣服、燃料和居所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大概是对自然环境影响最小的，这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还比较小，也是因为此时人类的生活还十分有赖于自然环境的持续发展以维持生存。即使是进入刀耕火种或游耕农业阶段以后，人类也还是每隔二三十年才回到原来的耕种地点，烧掉在此期间生长起来的草木。后文我们将会提到，在中国南方、东南和西南的一些山区和丘陵地带，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甚至20世纪。游耕生产方式确实会导致砍伐原生树林并代之以更易于收获的次生树种，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被人工种植的单一种类的杉树，究竟应该算作是一片森林还是另一种类型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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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农业则同时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和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到1000年时，几乎整个华北平原都已经变成了农田，这种农田当然仍旧可以被称作“环境”，但已经不再是“自然环境”了，而是一种类似于城市或城墙的“人造环境”。人类的改造使得环境更适于集中种植可以吸收和转换太阳能的粮食作物，从而增加了可用于支持人类和人类社会运转的能量。因此，早在距今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6 000万左右，并一直持续到1000年前后（参见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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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中国历史人口，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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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寒冷冬季对每年主要收获季节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随着汉族向较温暖的长江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的拓展，水稻种植所需要的稳定灌溉条件得到了满足，一些早熟品种也得以推广，于是在同样的地块上就可以一年种植两季作物，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一年三熟。而且，由于稻田可以不断补充肥料，水稻也可以从水中直接吸收养分，田地也就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定期休耕了。唐宋时期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支撑了汉族人口的增加，到1200年时增至约1.1亿～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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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13世纪里大部分时间才完成的蒙古征服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到1290年时，中国人口下降到了6 500万～8 500万，并一直停留在这一水平，直至1400年。[1]历史学者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曾写道，蒙古军队“用蹂躏乡村孤立大城市的手法，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要遭受严重伤亡和穷困”[2]。他们和几个世纪前的游牧侵略者（参见第三章）一样，对中国北方的被征服地区进行了惩罚性的蹂躏和残害，摧毁城市，“屠戮民众，甚至企图把中国北方变为他们的放牧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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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大军所到之处，城墙和农业设施都被夷为平地。“从高塔到地窖，整个城镇被彻底摧毁，如同发生过一场地震。水坝也不复存在，用于灌溉的水渠被切断，只剩下一片沼泽。粮食种子被付之一炬，果树被齐根锯倒，原来用于抵御风沙或保护农作物的防护林被砍伐在地，几千年以来人工开垦出的耕地又变成了草场，果园失去了保护，任由来自草原或沙漠的风沙侵袭，那些绿洲……现在已经变成了干草原，借着蒙古游牧人的力量，荒凉干燥的草地再次控制了一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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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队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恫吓对手（虽然这也是目的之一），而是因为其对于什么才是土地和环境的正当用途有着不一样的评判标准。正如汉人高度重视定居农业和把他们拓殖来的土地改造用于耕种一样，蒙古人更倾向于“不去耕作土地，而任由其恢复成为草原”[5]，所以，在征服华北平原后的一百年里，蒙古人把他们的牲畜也放牧到了这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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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的中国人口较1200年前后的1.2亿的高峰急剧下降了30%～40%，在此过程中，鼠疫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甚至是否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目前尚无定论。肆虐于1347—1350年间的黑死病导致了“欧洲、中东和北非大约40%～60%人口的死亡”[7]。中国的河北省在1331年也曾发生过瘟疫，一位历史学者称“史书记载1331年后中国人口死亡了三分之二”[8]。尽管环境史学者拉德卡（Joahim Radkau）似乎很确定是瘟疫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则并不确信是流行病导致的死亡，而且即使如此，这一流行病也未必就是黑死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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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事实如何，蒙古的征服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口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在此之前，北方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南方占三分之一，而蒙古的征服则把这一比例颠倒了过来（参见图4-1）。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并没有经历北方所遭受的蒙古军队的烧杀抢掠。1260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之后不久，就在他新选定的国都大都（今天北京的前身）做出决定，发起对整个中国的征服。忽必烈了解南方汉人的经济力量，也希望能够获得这些力量为自己所用，而不是摧毁它们，因此采取了不同于北方的政策，明令在征服南方后，维持当地汉人统治精英和地主的地位不变。不过尽管如此，如上一章所述，当蒙古大军攻入南宋时，还是有大量汉人逃往更南边的地区。到1279年时，最后一支南宋军队被消灭，整个中国成为元帝国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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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对中国北方的征服虽然是野蛮残酷的，但它的统治却在事实上把长期以来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中国重新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0]在忽必烈相对温和的统治时期（至1294年）之后，蒙古诸王对汗位继承权的争执导致了他们对中国关注程度的下降和14世纪中期大量蒙古人退回草原故地。随着元朝统治的崩溃和明朝（1368—1644年）的建立，中华帝国再次回到汉人的统治下，和平得以重建，人口也开始了似乎是不可遏制的增长，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仅有很少的几次被战争短暂打断），从1400年前后的8 500万左右，增加到1600年的约2亿（并因战争等原因而停留在这一水平，直至1700年），1750年的约2.25亿，以及1850年的约4.25亿。人口的增加既是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技术改进、粮食供给状况改善和市场体系发展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而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对中国的环境产生着影响。不过到19世纪时，由于中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市场的高效率，这些人口增长又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危机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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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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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地方市场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晚期和战国时期，村民们在这里交易自己种植或制作的产品，有时使用货币，有时则是以货易货。城市里的市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市民们通过这些市场购买来自乡间的食物、服饰和其他用品。因此，各式各样的市场早已遍布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直至边疆地带。[11]但从唐代晚期开始，市场及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并在宋代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以至于明清两朝或帝制晚期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并具备了很多被历史学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称为“早期近代”（early modern）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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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介绍过去一千多年来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情况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为什么市场对于理解环境变迁的进程那么重要。尽管很多环境变迁是由自然因素（如气候、火山、野火等）引起的，但我们主要考察的还是人为的驱动因素，本书所关注的也是人类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确实是衡量环境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主要体现为人类对食物以及由此引致的对耕地的需求；而市场体系则可以放大和加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因为市场的存在使一些地区的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专注于生产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通过稳定的市场交易来获得食物和其他那些自己不必再去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专业化分工不仅意味着市场体系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会导致某种有时甚至可能是极为严重的单一化，使得原本具有复杂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让位于大面积的单一作物种植，如水稻或小麦等，这样一来，人类就把原来可以支持多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变得只适合于单一作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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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也可以把单个地区人们对某些商品的有限需求汇聚成为规模大得多的消费者群体和市场需求，从而使得从某些很遥远的地区生产和收获这些产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林业产品和木材采伐就尤为如此，人们可以把砍伐的木材顺着江河漂流而下，以满足城市里建筑和取暖的需要。这些城市地区对木材的需求有时候可以被市场传到千里之外的山区，促使当地的人们专业从事于利用山区资源采伐和运输木材，并发明了先进的金融工具，如建筑用木材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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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后面还将详细考察帝制晚期中国市场对环境变迁发生影响的各种途径，现在，我们还是先花点时间了解一下中国市场体系的概况，以及它究竟把多大的空间整合进了自己的体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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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晚期，中国各地的市场都是由政府设立和管制的。自周朝以来，市场交易一直都是“限于城内官设商业区”，或者“根据需要，可经官府之手在交通干线上设市”；即使到了中唐时期，“在州县治之外的场所滥设市则（仍）为法令所禁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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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不但控制市场的设置，而且规定市场开启和关闭的日期、时辰，最重要的是，货物和产品的价格也受到政府的管控，为此，市场管理者和调查官员还要编制和呈报详细的价格簿册。不仅唐都城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是这样，甚至连远离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的边塞市场也是如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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