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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八章 结论：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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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实施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来创建“生态文明”，但仍有报告指出，“在新的控制措施下，污染状况还在恶化”[1]。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环境意识和继续恶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脱节，让我们回想起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历史。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时的华北平原已经明显出现了砍伐森林、填充湿地沼泽以开垦更多的农田从而导致一些物种日益稀少的状况。于是，各种思想家建议政府限制人们对于自然的开发，保护这些资源以便用于对抗其他国家的战略性用途。同样对于资源枯竭的担忧在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19世纪也曾出现过（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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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似之处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不满，也促使政府颁布和采取了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而且，和过去的环境危机一样，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担心中国资源——特别是水和土地资源——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声音。[2]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环境危机都引起了人们对于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吁，然而，这在现实中并未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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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涉及的数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大体在25%～40%，而今天大约有14亿。[3]无论是就其本身规模还是占世界的比重而言，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来都非常庞大。与陆地面积大体相当的美国相比，这意味着要在美国现有的人口规模上再增加10亿人。由此可能给美国带来的环境挑战，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也能体会得到。而这正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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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执政者需要在提高中国人民生存机会和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与认识和改善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看到的，这两种政策取向在当前均有所体现。而近期发生的两件事则为中国环境史中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以及造成环境变化的人类和自然因素提供了新的注脚。第一件是国际能源署公布，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据该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说，这一变化“标志着能源史上新时代的开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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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超过美国的确是一个大新闻。因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消耗了世界各国出产的大部分能源，对于这一现象的全球性意义，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进行过阐述，既包括美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也包括美国工厂和发电厂释放温室气体的影响。而现在，所有这些都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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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2010年夏天打破历史纪录的特大暴雨，造成汇入长江的水量急剧增长，导致了三峡水库水位的上涨和人们对三峡大坝可能无法抵御华中地区洪水的恐慌。与此同时，国家还对淮河流域下达了防汛准备工作的紧急命令，因为这里的降水也较往年增加了50%。[5]这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它体现的究竟是变化还是连续性？其原因究竟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正如第六章所指出的，虽然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的确会影响到每年季风给中国带来的降雨量，但无论怎么“打破历史纪录”，洪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长时期以来砍伐森林和水文系统对周期性降雨的蓄水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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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drew Jacobs，“As China’s Economy Grows，Pollution Worsens Despite New Efforts to Control It，”TheNewYorkTimes，July 29，201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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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水资源的担忧主要体现在第七章所论述的黄河每年断流和“南水北调”大型水利工程上，关于中国的土地是否不敷使用的问题则主要与外国媒体所报道的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关。罗洛·霍达（Loro Horta）的两篇在线文章引起了这方面的猜测：“Food Security in Africa：China’s New Rice Bowl，”OcnusNet，http：//ocnus.net/artman2/publish/Africa_8/Food_Security；“The Zambezi Valley：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Colony?”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csis.org/print/18426，originally posted June 8，2008。他的观点也得到了《金融时报》（Jamil Anderlini，“China Eyes Overseas Land in Food Push，”May 8，2008）、《卫报》（David Smith，“The Food Rush：Rising Demand in China and West Sparks African Land Grab，”July 3，2009）和合众国际社（“Food and Water Drive African Land Grab，”April 29，2010）相关文章的支持和继承。一方面，这些报道提供了中国可耕地数量下降的看似真实的报告；但另一方面，相关的学术调查却并不支持中国“抢夺非洲土地”的观点，参见Deborah A.Bräutigam and Tang Xiaoyang，“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Down to the Countryside’，”The China Quarterly 199（Sep.2009）：686-706；以及Deborah A.Brä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中译本见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特别是第十章“外国农民：非洲农村的中国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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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中国虽然拥有超过14亿的人口，但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却逐渐下降到了2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也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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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WallStreetJournal，July 20，2010，A1，C10.这一总量数据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能源，但在能源的构成和人均使用量上，结果则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22%的能源来自煤炭，而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则从2000年的57%上升到了2010年的2/3；美国人均每年消费能源当量为7～8吨标准油，而中国仅为1.7吨，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生产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样，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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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WallStreetJournal，July 20，2010，A12.亦可参见Edward Wong，“Water Levels Near Record at Three Gorges Dam in China，”TheNewYorkTimes，July 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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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中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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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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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当下的这些兴趣点，我们还可以把当代中国的发展放到其更长期的环境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毫无疑问，中国的环境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变化都是人类行为所造成的。而且直到最近，这些行为大多数是为了扩大中国的耕地以用于农业耕作。事实上，农业本身首先就是因为将多年生野生稷种和稻种转变为依赖人工繁殖的一年生作物才成为可能的。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以来，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致了土地覆盖的显著变化，也把中国的自然山水生态转变为农业生态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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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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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的气候的确是越来越趋于寒冷和干燥。因此，即使没有人类，那些四千年前生活在华北平原森林里的犀牛、鳄鱼、老虎和大象，现在也不太可能还在原地生存。但在长江流域以南直到广东、广西的这些地区，气候条件是适合它们继续生存的，之所以在这些地区也看不到这些动物，主要是因为人们在为适应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砍伐了华北平原的森林之后，又继续向南部和西部拓展，清除了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森林。这种大量的森林砍伐在世界历史中都可以算是最大规模的人类持续性活动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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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气候变化与人类历史进程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突然性的气候变化，特别是像三千年前商朝终结时遭遇的寒冷时期，或者17世纪的小冰期，都可能会对历史进程产生戏剧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变冷降低了收成，减少了人民和政府可用的资源和能源。如果此时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就像上面提到的两个时期那样，统治者很少能够明智地降低税收来保障他们的臣民拥有更多的粮食供应。结果，饥荒、死亡和毁灭降临到老百姓身上，政权也会随之垮台或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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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类能够也确实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有时候，气候变化的发生会伴随着人们的迁徙，在公元前300年到1300年这漫长的一千多年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汉人为躲避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逃往南方。这些难民适应了新的环境，袭用了当地土著的农业技艺，并在其政权的支持下将这些技艺广泛传播开来。特别是在那些气候变化较为缓慢的时期，中国人还会通过选择性地培育那些能够更好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动植物来让自己适应变化的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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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气候变化是中国环境史上的行动者，但人类也并不只是在简单被动地做出反应。正如威廉·拉迪曼所指出的，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的森林砍伐和水稻种植都可能在六千到八千年前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这又阻止了可能的气温下降，并为末次冰期以来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温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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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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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利的理想也吸引人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大约两千五百年以前黄河最早修筑的水坝，到大运河及其对中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水文状况所造成的改变，再到过去六十余年来中国在除一条以外所有主要河流上修建的8万多个水坝，中国一直在根据各种“治水”的思想而进行着努力。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矛盾的是，几乎所有的治水努力结果都成为某种权宜之计，伴随着这些举措，又会出现新的、更大的挑战。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些举措归结为长时段的“水利周期”，并发现它们往往与王朝的兴衰循环相对应。他们的解释是，新王朝有能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解决水利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洪水或干旱引发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护这些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状况不可避免地会趋于恶化，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洪水和干旱，并进而加剧了王朝的衰落。[3]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有可能与这种洪水和干旱的水利周期发生重合，但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肯定是通过人为的制度因素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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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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