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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 [:17017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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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17017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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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17017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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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 [:170172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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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朗读者》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 [:170172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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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罪人日记”的见证 [:170172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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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公共传媒和创伤记忆 [:170172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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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灾难见证和公民运动 [:17017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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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我也会是艾希曼吗？ 电醒世界的社会心理实验 [:170172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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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人性—文化—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170172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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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170172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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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想中的施米特》 [:170172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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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施米特热”和国家主义 [:170172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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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释 [:17017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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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增订版后记 [:170172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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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017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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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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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170171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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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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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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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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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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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170171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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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增订版序言 灾难创伤和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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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布拉特（David W. 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心态。与第一次记忆潮相比，第二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特别关乎人道灾难、受害者、加害者及其责任、集体记忆、记忆和反记忆的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特定制度下的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和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制造消解创伤记忆的光明神话和反记忆。这使得创伤记忆在今天的记忆争夺中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对“记忆伦理”有所思考——人们有责任记住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对这样的记忆应该或不应该做些什么（是去维护还是加以抹杀）？只有记忆的伦理才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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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争论和分歧都会涉及记忆伦理。例如，2012年4月，俄罗斯发生了所谓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阿利特”出版社发行“斯大林笔记本”，在俄国的一些书店热卖。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是斯大林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胸口挂满了勋章，非常英武挺拔。在发行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有了关于这个封面的争议。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记者斯瓦尼泽说，笔记本上斯大林的形象如同英雄，这会误导学生。尽管民间人士不断提醒政府，这个笔记本封面可能对青少年有历史误导的影响，但俄罗斯科技和教育部长弗尔辛科说，他反对把斯大林当作学生笔记本的封面，但他无权禁止这些笔记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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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记忆斯大林统治下的人道灾难是笔记本争议的关键，对许多20世纪的人道灾难，德国对纳粹统治的记忆方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伦理参照。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拉金斯基说，印有希特勒像的学生笔记本不会在德国出售。不仅德国政府不会在这样的事件中采取形似“中立”的不干涉立场，而且德国的公民社会也不会像俄罗斯人对斯大林那样对希特勒有所怀念和好感。这是因为，德国人厌弃的不只是希特勒这个人，而且是他代表的那个极权意识形态及其反人道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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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灾难的制度原因不能得到彻底清算，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与反记忆争夺就会难以避免，也会格外剧烈。俄罗斯之所以仍然有人对斯大林抱有好感，用拉金斯基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并未对极权统治的罪行做出评价。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伴随如何评价极权自然会评价斯大林。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接下来的统治等等，俄罗斯至今没有对这些罪行给出一个法律上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对抗和争夺便成为集体记忆的常态，而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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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制度性原因或因素本身就会成为对抗和争夺的记忆。例如，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制度因素。阶级斗争记忆指的是阶级斗争时期过来人的个人记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但可以做类别区分，如“五类分子”、“黑七类”、“工农兵”、“革命干部”、“红五类”等等。这样的个人记忆是日常生活历史或微观历史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不同于国家叙事或革命叙事的大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的阶级斗争记忆指的不是无数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某一范围内有共同点，因此容易共鸣和分享的类似个人记忆。例如，林贤治先生在他编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里把许多“黑五类”子女的个人回忆汇集到一起，成为一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这种黑五类的灾难记忆与“大院子弟”“军干子弟”或“工农子弟”对阶级斗争的集体记忆必然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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