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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潮与回声 [:170304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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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170304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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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一 [:170304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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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二 [:170304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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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170304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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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一 [:170304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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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二 [:170304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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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三 [:170304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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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版后记 [:170304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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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0304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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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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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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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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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多年，大半都在与晚清士大夫缠磨于古今中西之变的感慨苍凉之中。因此积久而发为论说，其间的一得之见便多以这段历史里的士人与世相为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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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千多年的自成路轨之后，晚清中国因中西交冲而脱出了旧轨。时人称之为“万国梯航成创局”，称之为“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称之为“智勇俱困之秋”，说的都是不能用历史经验来对付的陌生和蹇迫。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蹇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人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19 世纪 60 年代，曾国藩以“师夷智制船造炮”说借法自强，沈葆桢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说借法自强，用意都在取新法以守护旧物。而二十年后王韬议时政，已主张“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他也在回应西潮，但笔下的这一串排比的“宜变”则显然地说明，借来的西法正在化作尺度，并被直接用来规范本自另有一种尺度的中国。至 90 年代康有为、梁启超引“万国行立宪之政”比中国，从西方移入的是“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同时的严复取“天演公理”说物竞天择，其笔锋扫过，摧折的都是儒学义理。他们志在借西法以尊中国，然而由此牵动天下，以取新卫旧为愿想的过程已不能不一变而为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非常明白地显示了同一个社会群类的一变再变。这是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而晚清的士大夫则因之而成了当日变化最剧烈的中国人。与这种剧烈变化相伴随的，同时是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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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新卫旧为愿想，借用西法本与“万不得已之苦心”的那一腔委屈不平相表里。而在除旧布新的旨意里，却是委屈不平正在化为羡慕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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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夏。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这种举“人心风俗政治法度”统括而唾弃之的独断论，正说明了羡慕和向往西法，相对应的一面便不能不是中国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整体破碎。因此樊锥说：“事至今日，欲中国之必不亡”，则须“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更极端一点的，是唐才常说：“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乌有并为人类而无可通种之理。”易鼐说：莫若以郡主县主嫁西国世子，又以亲王贝勒娶列国之公主郡主，并官绅庶民各与泰西互相嫁女娶媳，“此所谓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也”。他们仍然在竭蹶地回应西潮逼来，而脚下的重心却已移到了中国的西化。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士人由夷夏之辨走到了“以化合延贵种”，其间图强的血诚和惶迫中的臆断交相为用，而由此造成的一派天翻地覆则使后人读史常常要百感交集，既惊且诧。当庚子与辛丑过去之后，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已广涉兵制、教育、法律、财政、官制以及地方自治与满汉关系等等。在西法的笼罩之下和比照之下，十年新政一个一个地打破了曾被称作祖宗家法并久经苦心守护的东西，而锤起锤落，主张都出自一时之士议。其中最耐久想的是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与彼时的兴学育才之旨相扞格，而后这种为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制度也被推到了砧上，在士议的重锤之下打得粉碎。士议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止，然则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群类而论，士人也自己消灭了自己。在人类的历史演化里，一个群类消灭另一个群类的事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但像这样同一个社会群类自己消灭自己则显然是一种异态。以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为背景，这是一种逼出来的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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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年，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然而作为七十年间回应西潮的主体，这个过程留给历史的正面和反面又都是以他们为源头的。因此后来人沿波讨源，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被追究者。当举子士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后起的“智识阶级”出自学校，已属另外一类。他们各自从西方取来理想，以此相聚，也以此相分。随后的漫长岁月里，知识人做成的是一种理想的冲突，并以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变迁。与上一代士人相比，已是别成一重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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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的各篇文字都是在这一理路之下写出来的。它们汇积了我对晚清士人以及他们那个世界的思考、理解和解释。而一脉蜿蜒，亦间有论及民国初年者。其中的一部分曾收入《百年嬗蜕》一书。承蒙孙晓林女士的好意和建议，这些原本分散的文字才得以辑集出版，成了一本可供评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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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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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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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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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珅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和珅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1 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时官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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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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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扑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2 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曰：‘家贫，母食番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番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汹汹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3 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番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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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最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即。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4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5 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6 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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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于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鼕鼕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7 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8 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9 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10 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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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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