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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分的设想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摆脱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限制，但对冰期后的历史显然也有另一种解释：工业化只是将这些限制向外推了推。它推动力度的确很大，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长了一个数量级，也使数十亿人脱了贫；但对指数的这种解读仍然要提出，工业社会也将面对内在的“硬天花板”，就像曾限制了农业社会发展的“硬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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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和宋朝等农业帝国在社会发展分数超过了40分以后，便开始动摇和衰退，现代社会在1 000~5 000分的某处，也许也会遇到新的“硬天花板”。假如一个拥有100亿人口的世界发展停滞了，或者出现了难以预料的气候变化，或者发生了核扩散，再或者出现了机器人战争、电子战争和纳米战争等分布不平衡的发展，其后果会比农业时代的发展停滞还要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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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暗示接下来的50年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一方面，假如19世纪和20世纪能量增长带来的好运只是一锤子买卖，那么21世纪就将注定成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方面，假如工业革命被证明只是一个更长时期的能量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么当前这个世纪将肯定会使人类变得面目全非。到21世纪60年代时，也许我们将看清世界走向什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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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指数当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它可能是确定其中一些问题的宝贵工具。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开头推断：“假如有更高级的生物从太空造访地球，为了估量我们的文明水平，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他们发现进化论了没有？’”假如这样的事情当真发生了，我想他们问的既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社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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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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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与我此前所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姊妹篇，但是一本截然不同的书。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试图讲述最近15 000年来社会发展的故事；而在本书中，我想介绍我在建构那些故事背后的社会发展指数时所使用的论据和论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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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书一样，本书也是持续多年的讨论的产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有人向我介绍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自那以后，我就不时思考并与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的人情，特别想感谢以下各位：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弗兰切斯卡·约翰·谢里（Francesca John Cherry）、埃里克·齐恩斯基（Eric Chinski）、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斯特凡·德·施皮格利埃（Stephan de Spiegeliere）、贾雷德·戴蒙德、阿尔·迪安、汤姆·加伦特（Tom Gallant）、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班宁·加特（Banning Garret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约翰·霍尔顿、保罗·霍尔斯特德（Paul Halstead）、伊恩·霍德（Ian Hodder）、徐心眉（Agnes Hsu）、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卡拉·克尔凯郭尔（Karla Kierkegaard）、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迈克尔·莱西希（Michael Lässig）、鲁威仪、安东尼·林（Anthony Ling）、刘莉、安格斯·麦迪森、阿莱西奥·马格纳瓦卡（Alessio Magnavacca）、保罗·马拉尼马、乔·曼宁（Joe Manning）、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汤姆·麦克莱伦（Tom McLellan）、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雷维尔·内茨（Reviel Netz）、道格·诺思（Doug North）、乔希·奥伯（Josh Ober）、艾萨克·奥珀、安妮·波特（Anne Porter）、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库马尔·罗摩克里希纳（Kumar Ramakrishna）、安娜·拉泽托（Anna Razeto）、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格伦·施瓦茨（Glenn Schwartz）、雨果·斯科特－加尔（Hugo Scott-Gall）、史蒂夫·香农（Steve Shennan）、丹·斯梅尔（Dan Smail）、瓦茨拉夫·斯米尔、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彼得·特明（Peter Temin）、尼克·托马斯（Nick Thomas）、彼得·图尔钦、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托德·怀特洛（Todd Whitelaw）、詹姆斯·惠特利（James Whitley）、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和诺姆·约菲（Norm Yoffee）。他们都曾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希望他们能同意我很好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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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下面这些人，我也根本完不成这本书。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的鼓励；感谢Profile Books图书公司的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是他看出原本只被我视作一个数据库的东西可以扩展为一本书；感谢桑迪·戴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和阿拉贝拉·斯坦（Arabella Stein）的指教，是他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感谢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我父亲诺埃尔·莫里斯（Noel Morris）给我树立的榜样和早年对我的教育，事实证明，他教我的数学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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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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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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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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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909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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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一、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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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二、家庭史（Family History）与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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