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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辨力不足影响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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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健全。笔者就有点奇怪了，新中国成立已经60年了，改革开放也超过30年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为什么制度还是不徤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健全？制度不健全固然有利益集团故意为之的可能，但还有很多决策者是正直的，为什么设计不出好的制度？多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以期徤全制度，包括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改革效果却不如人意。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官方不得不承认医改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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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改来改去总是改不好？笔者现在想明白了，中国的制度不是想健全就能健全的，没有强大的思辨力，就设计不出好的制度，是思维决定了制度的好坏。中国人的思辨力不够，所以设计不出严密高效的制度。黎鸣先生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制度的智慧》，指出了中国人的这个缺点。制度设计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过去的情况和未来的效果，需要设计者有比较强大的思辨力，才能设计出好的制度。设计者需要统筹各方利益，要分析比较各种利弊得失，要以事实为依据，要考虑到施行的成本与可操作性，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各种效果作出准确的推测与分析，这些都需要出色的推理论证能力，即思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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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作用不需多说。中国现在有些制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大大降低了制度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仅是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甚至是一代人的利益，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痛苦，更严重的是阻碍了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中国人不能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就绝无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当前，我们在教育、医疗、住房、反腐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制度都存在缺陷，给群众带来了损害，从长远来看更是给我们国家的前途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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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问题为何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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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中央的态度一直很鲜明，反腐败的力度也逐渐加强，但是效果呢，腐败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涉及金额越来越大。这正是由于中国的反腐制度设计得太不合理，相关法律也是存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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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反腐败的部门是很多的，党内有纪检部门，政府有监察部门、信访部门，检察机关有反贪局，人大有监督权、罢免权，还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在这么多部门的监督下，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仍然对腐败束手无策。这不是因为决策者不努力反腐，而是因为在很多制度方面设计不合理。比如在官员选拔方面，主要是以上级任命为主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或自由竞争，下级为了晋升职位，就可能采取贿赂上级的非法手段;在决策方面，民主不健全，某些主要领导一言堂的现象仍旧存在，对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在监督方面，政务不透明，民众的监督作用无法发挥。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使得官员拥有了太多的腐败机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人监督，想不腐败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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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管县必须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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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有一个制度上的弊端，那就是市管县制度。这个制度已经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大，但并没有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现在虽然有一些省管县的试点，但想要彻底废除市管县，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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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海不是一个城市，你可能会很惊讶，实际上作为直辖市的上海本来就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省级行政区。看看重庆就明白了，重庆的农业人口比城市人口还多，能叫城市吗？重庆市万州区离市区237公里，这还能算是同一个城市吗？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名不副实的，中国的直辖市类似于日本的“都”和“府”，而地级市相当于古代的“州”、“府”，都是行政区划中的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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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实行市管县这种制度，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的独特特色。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特别是要保障上海、北京、天津等工业城市的食品供应问题，所以把周围的一些农业县划给这些市代管，其实就是让郊区农民为城里的人们种地，供应粮食、蔬菜、副食品等。当时工业落后，对仅有的工业基地当然要好生保护。但到了80年代后，市管县成了一窝蜂，席卷全国。市管县制度有四个巨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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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管县造成城市中心城区规模庞大，城市病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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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的结果是很多县、区共同建设一个城市中心。北京、上海就是如此，只有一个城市中心，这个中心城区一圈圈地朝外扩，导致城市建设成了摊大饼，中心城区规模越来越庞大，已经给交通、环境等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在直辖市的郊区设立小城市、卫星城市，并在在中心城区和卫星城区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分流中心城区人口和企业，减轻人口、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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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管县严重制约小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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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市管县的初衷，是希望城市富了之后带动乡村发展，但结果往往却是城市富了之后不管县或是少管县，而只管建设中心城市，因为建设好了中心城市能够较快地显示政绩。市管县是对县财政的剥削，县级财政收入减少，无钱建设县级城市，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直辖市也是如此，上海郊区如嘉定等区，成了一个个四不像的地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不能形成人口合力。90年代初时，嘉定曾是全国财政收入第一的县，比江苏昆山要好得多，但20年过去了，嘉定成了四不像，昆山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城市。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城市建设，几乎在每个方面昆山都比嘉定要发达得多。上海郊县1958年划给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好事，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是坏事，因为这阻碍了部分郊县的发展，也造成了上海中心市区的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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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管县是对农村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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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的实质就是城市管农村。让城市来管农村，结果却是只收钱不做事。城市和农村的地位不平等，城市高高在上，农村只能被管。农业县本来就不发达，就没钱，还要把从农民手中征集来的仅有的一点财力分给市财政，等于雪上加霜。农村建设很难，撝高农民收入更难，农业在现代经济中、在GDP中占的比例很小，农村建设远不如城市建设能够出政绩、树形象。我们能看到，很多地级市发展很快，建设也很漂亮，但是郊县的农民却依然贫困。所以市管县就是不管县，只管建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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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过程中对郊区农村土地的占用更是一种无情的掠夺，农用地很便宜，在上海也不过几十万甚至几万元，转成房产项目用地，则增值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钱都被市里拿去了，同时还产生了很多失地农民。城市管农村使得市区可以侵占郊区的农田，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因为城市是农村的上级，郊区是被管理者，丝毫没办法反抗。如果郊区农村不归城市管，而城市想要农村的土地，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农村就能够以平等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与城市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利益。同时，城市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也会对土地更加珍惜，从而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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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体制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近邻日本的行政区划，不存在城市管农村的问题，它的一个县里，县城称为市，镇子称为町，村就是村，这三者基本是平级的，都归县管，城市管不着农村。这样对农村的掠夺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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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管县制度夸大了城市的人口数，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多的假象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上海、北京的人口并不多，但作为城市它们的市区则非常拥挤。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类似的行政区，其人口密度远大于上海、北京。东京都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5个町、8个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约是上海面积的1/3;人口约1300万。大阪府，包括31个市，13个町、村;面积为1867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1/3;人口882万（2007年）。东京都和大阪府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那么大的面积内，完全可以容纳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只是要在郊区建设卫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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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在统计人口的时候，是把郊区的人口也统计在城市人口之内的，给人感觉城市很大，人口很多，但实际上很多内地城市市区很小，但因为人口统计时包括了郊县，让人感觉人口很多。有很多所谓的市区，虽然叫区，但是跟农村差不多。这种中国城市人口过多的假象用在学术研究上，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根据这个假象来制定政策，则很可能会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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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制度要改革，是一个牵扯面非常大的工作，确实难度是非常大，但却是一项非改不可的制度。市管县制度如果不改，不仅仅是阻碍城市化，而且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晚一天改革，就会多一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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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规设计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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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法规设计不合理，表述不够严密，或者程序繁琐难以执行。正因为法律条文有漏洞，语焉不详，逻辑不清，司法、立法部门只能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来弥补漏洞。但各个部门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释，这些解释之间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相互打架的荒唐问题，大家各说各的、各有各的理，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麻烦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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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的司法解释互相.打架的现象在中国是屡见不鲜。比如在国家赔偿方面到底要不要赔的问题，检察机关认为自己有是否应当对当事人进行赔偿的确认权，他们的根据是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2月下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二者对存疑案件的赔偿设置了审查确认程序，旨在通过确认程序使一部分证据较为充足的不应当给予赔偿的存疑案件，通过不予确认，使之不能进人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审理程序。而法院则认为，存疑刑事案件应当与其他终结追诉的案件一样，只要具备撤案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无罪判决书的，就已经是对错误逮捕的确认，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确认程序。其精神来自于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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