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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堂及社会对旧学士子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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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场的吸纳外，推广新式教育急需大量师资，速成师范、改良私塾以及后来兴办法政学堂，均成为可供旧学士子选择的不同出路；清末仿行宪政，试办地方自治，也给旧学士子提供了就业谋职的不同渠道。只是各地具体操作起来存在较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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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级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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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功名的旧学士子转习新学，弥补学堂师资的不足，并成为疏通士子的出路，是壬寅以来倡兴学堂、推广出路的既定策略。早在立停科举之前的1902年8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办直隶师范学堂暨小学堂折》，向清廷报告他准备在省会保定建造师范学堂一所，考选各州、县举、贡、生员作为学生，教材以日本译成西学的普通各书，转译中文，颁发肄习；师资则日本教习和中国教师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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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处急需教习，袁世凯认为学制可采取灵活实用的方法，按学生程度将学堂分设半年至三年毕业的四斋，先期毕业者即可先行派往各处小学堂充当教习一年，再由各斋毕业生依次轮往，各接充教习一年。由于所招生源皆系举、贡、生员，“于中学已略具根柢，故其毕业也虽以半年为限，而其教人也亦可一年为期。此自为急于造就师资起见，俟各处教习敷用，仍概定为三年毕业，以归画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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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办法，基于举贡生员均已经过旧学熏陶和科场磨砺，已具备中学根底，此时若增添新学知识，转而为学堂师资，既有利于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又可解决学务初兴师资不足的困扰，可谓两全其美，对于20—30岁精力充沛的旧学士子，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此举通过学堂实践的摸索与思考，为旧学生员融入学堂教育，解决师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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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张之洞致函张百熙，谈及保留师范速成科的必要性，认为速成科乃外国一种教法，专为需才救急起见。各省各级学堂相继开办，师资缺口较大，完全师范则培养周期过长，有缓不济急之虞，若以30—50岁的旧学士子为主要生源，通过速成师范教育，既可缓解扩展学堂急需的师资，也可减轻这部分士子养家活口的压力，可以两全其美、相得益彰，[90]与袁世凯的主张相呼应，年龄限制则大为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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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底，日本的报刊注意到清政府所做科举善后的安排，最终对不同年龄的旧学士子采取了不同措施，40岁以上为自愿而非强迫入学，而新进秀才及年纪较轻者，则均归学堂接纳。[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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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士子对被学堂接纳重新深造后可为新学师资的出路显然十分重视，简易师范更是青睐那些虽然年龄偏大但旧学根底纯正者。《学部奏派调查山西学务员报告书》提及，1905年山西已招集一年半之简易科师范生190人，“办理认真，冬夏皆不停课”。而晋省学堂招生的优点是“学生无缺额”，“考取学生时，于正取之外必多取进学生一二十人，正额有缺时以备额补之”，认为此法甚善，“各省可以仿行”。[92]而师范传习所的学生则不少是须发皆白甚至已过花甲的塾师。[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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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初，由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提议，经学部同意并奏准，将各地举人并拔贡、优贡共三项，查其经学根底素深者，考选送京，以备到京后由学部复加考试，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94]采用定额加考选的办法，大省六名、中省四名、小省三名，送往学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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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19日，学部颁布《奏检定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及优待教员章程》，主张划一标准，检验合格师资。其章程第八条规定：“举贡生员，能通专门科学，兼明教员原理及教授法者”，亦为具备检定资格的对象。[96]从学部公布的检验科目来看，其中修身、读经讲经及中国文学三门课程，都是旧学士子占优势的科目。凡事利弊相权，在借此解决出路问题时，因学堂师资中旧学士子比例过大，难免带来浓重的旧学痕迹，对新式学堂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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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私塾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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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是以举业为生者谋生的重要凭借。[97]立停科举与各级各类学堂的发展，对塾师的生存究竟造成怎样的影响，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改造私塾方面，学部并未作统一规定，所以各省在具体实行中做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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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在学堂规模与数量扩张受限于条件的情况下，注意到普及教育不能强求划一，从改良私塾入手，以期逐渐推行新式教育，“召集城乡各塾师至署，考试分两场，头场试以国文，二场试以谈话，凡考列最优等者送师范传习所肄业，列优等及中等者由司发给执照，准其暂充塾师，仍不时派员考查。如果教授合法，当为存记，俟此次师范传习所各生卒业之后，下届招生时准其执照报考；其列下等者应即改业，不得自误误人”。[98]1907年5月《盛京时报》报道，奉天提学司对城乡私塾师进行考试，“择文理尚顺者，发给凭单，准暂充塾师，其文理不通者概予淘汰”。考试不及格者又先后给予两次补试，“格外通融”。后仍有多次考而未取者要求再次续考，提学使以“顽劣之师，误人子弟”为由，不准所请。因其不具备为师者的基本素质，自己多次考试尚不合格，如何有资格教育学生。[99]这对于习惯了科举时代开私塾无须官方检验批准，遇到科考，师徒甚至相率下场考试，而不影响其教读生计的塾师来说，确有几分残酷。由于只有三次考试机会，若不能顺利通过，便意味着难以继续自己赖以为生的熟悉生存方式，只能别图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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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的情况也未尽如人意。1910年初，御史赵炳麟所奏《财政学务亟须整顿折》，指陈“数年以来，各州县只立一两等小学，竭尽一方之力，学生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此外，则诵声几绝。若不改章，恐失教之民遍满全国，大难将有未已”。为防止新旧教育过渡期间造成受教育者比例程度下降，建议学部将高等小学以下按年编定统一课本，颁行天下，穷乡僻壤皆可购书，准在家教授。凡初等小学生三年由地方官吏定期集验，高等小学生四年由提学使定期集验，合格者给予毕业文凭，准其升入高等小学、中学或改他项营业，既省费用，又可以普及教育。政务处议请酌情采纳。[100]随后御史赵熙《奏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妨碍教育片》，要求将检定小学教员章程暂缓通行，或另加附条，声明专指官立小学，私塾不包括在内，以免举贡生监通才不能担任教员。学部议复时申明，检定小学教员，专指两等小学，不仅不包含私塾，连简易小学和简易识字学塾的教员亦不在其列。此项教员，方虑其不敷分布，断不致无地安排。学部由此考虑到，童生中也有中文明通及通晓各项科学且愿充小学教员者，检定小学教员，应放宽至童生，而不仅限于举贡生监。[101]这一补充规定，为科举善后真正被遗忘的童生们提供了些许机会，使之有可能展示才华，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学堂教员。其后，学部的《改良私塾章程》强调主要针对穷乡僻壤“限于财力不能设学者”，以及“虽非穷乡僻壤而设有私塾者”。章程分为总则、调查、劝导、改良办法、认定办法和考试共六章二十二条，试图通过规范改良，使私塾逐步缩小与学堂的差距。[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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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停科举直至清亡，统管全国教育的学部，并未采取极端措施取消所谓私塾，这也是由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立停科举旨在为新式学堂扫清障碍，可是一方面办学堂需要大量款项，而各项新政在在需款，政府财政拮据，民众困苦不堪，学堂短期内难以普及，另一方面，保留私塾对于未能取得科举最低功名，却反复应试的老童生具有现实意义，其适合中国社会需求的灵活有效教学及组织形式，颇受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欢迎。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一般而言，多对学塾组织教学活动予以维护，即使在被视为兴学先进的湖北，1910年省视学员整顿各州县学务的条陈中，还提出“参用老师宿儒”为学堂师资，以求人地相宜，有益教学提高。[103]当然，因清末兴学列为官员考绩要项，不乏贪功冒进者在一些地区对私塾采取过激手段，试图以学堂教育完全取代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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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指称为私塾的旧式学塾依然保留外，因预备立宪普及教育的需要，由官方倡导的简易学塾在各地迅速推广。1910年11月，宪政编查馆奏报筹备立宪情形，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一项，在各地已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现查各省立塾较多者，如四川已设二千六百余所，直隶、湖北已设一千余所，浙江、山东已设七百余所，广西已设六百余所，河南、江西、福建、广东、湖南、陕西、甘肃均设塾在三四百所以上，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山西均设塾在一百余所以上。惟安徽、贵州、新疆等省，成立较少。其学生名额较多之数，如直隶、浙江、湖北已达二万余名，福建、广东、广西已达一万余名，陕西已达七千余名，河南、江西、湖南已达四五千名，奉天、吉林、江苏、山西已达二三千名，浙江核与议案规画全省之数，已逾百所。其余成立较少省分，拟请旨饬下安徽、贵州、新疆等省抚臣，严饬所属认真赶办，以期普及”。[104]简易学塾的学生多以城乡劳动群众为对象，师资大都就地取才，也部分解决了士子的生计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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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人对晚清塾师状况的研究表明：“尽管新式学堂来势凶猛，但直到清廷垮台，私塾相对于学堂，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使在清末新式教育最为发达的直隶，1907年学堂数量尚不敌私塾的十分之一。[105]1910年3月，《申报》还将学堂私塾比重悬殊诧为怪事：停科举后“学堂日多，则私塾日少，此长彼消，自然之理也。乃观近来之情形则异。是各属城厢内外已设之学堂，未尝日少，而私塾日见其多”。[106]左松涛博士的研究亦指出，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国民政府时期，“1933年，江西南昌，小学校数为109所，私塾数高达985处，为学校的9倍，全县塾生多至12315人，为学生的2倍，塾师则有985人，为教师的4倍。……1935年，北平市调查有私塾465处，其中立案者126处，未立案者278处，案证不全者61处，而同时北平的小学校数为203校左右。北平的私塾调查据称还不包括家塾数量。有人感叹说，‘三十年来新教育之结果，私塾并不受多少打击，并且在今日私塾仍为一般传统思想骸骨迷恋者所叹服！’”[107]可见立停科举对私塾固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影响，却并未彻底断绝塾师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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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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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府州县的原有职官设置并无司法分立，刑名即正印官的主要政务之一。自近代西方宪政理论传入后，到预备立宪时期，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理念逐渐被接受，改造原有职官体制势在必行，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激增。旧学士子由于文字功底与理解能力较强，转型也较易，甚至具有某些优势。因此，在酝酿立停科举期间，除加强对原有职官的法律知识培训外，经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请，清廷批准将已有科举功名的士绅纳入培训范围：“各省已办之课吏馆内，添造讲堂，专设仕学速成科。自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凡年在四十以内者，均令入馆肄业；本地绅士，亦准附学听课，课程一切参照大学堂章程内法律学门所列科目及日本现设之法政速成科办理。”[108]与在职官吏不同，绅士的年龄未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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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6、7月，御史乔树枏、吴钫相继奏请饬各直省添设和遍设法政学堂，令举贡一律肄业。[109]学部通咨各省参照执行，积极设置与扩充法政学堂。[110]学部的决定基于推行宪政急需大量法政人才的迫切需求，也出于疏通举贡生员出路的现实考量。举贡生员对于古文经典的理解与扎实的文字训练，确实有助于他们学习司法。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法政学堂的大量开办，实际突破了既有善后出路的安排范围，成为原定计划之外科举善后的重要措施之一。此举不仅缓解了司法独立人才不足的困扰，还为举贡生员提供了一条较为宽松的出路。清末民初的法政热，以科举停罢遗留的大量旧学士子为基础，形成促进司法转型提供人员和延续官场积习的复杂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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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25日，学部再次通行各省次第扩充法政学堂，以为司法改革所需的大量法官储才任用。[111]由于官立和公立法政学堂受限于经费及资源，数量的增长难以满足各方面的急需，1910年11月10日，学部继续奏请进一步推广私立法政学堂，“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112]福建、安徽等省仿照明治日本办法，为在职官员和地方士绅开办夜班简易科，绅班学员多为旧学生员，总数均在500—700人。[113]另有学人也注意到，广东师范、法政学堂，停科举后几年招生的对象，也主要是举贡生员。[114]科举时代，每所府、州县学，每年进学者亦只几十人，而今仅法政一途竟有如此规模，对于疏通士子前途，作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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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20日，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针对筹备宪政过程需要官吏绅民普遍掌握法政知识的要求，提出对既定法政学堂章程进行三部分修改。一是课程必须与时政结合，反映刚刚颁布的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等章程，要求“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二是调整学习年限，根据学习内容的需要，将原来三年毕业的正科改为四年，原仅一年半毕业的讲习科停止，以求学习质量的提升。三是扩展科目，原来正科仅分法律、政治二门，而财政、经济等学科，仅为政治门所兼修，并未专设。根据当时财政亟需整理的情况，将经济科目专立。这成为学制中经济设科的重要开端，对中国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起到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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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办学，学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要求此后京外官立私立法政学堂，凡新开之班，均照此次改订章程办理。考虑到当时中学堂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之正科，也很难匆匆扩容，故予以适当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作为过渡，以应急需，若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行废止别科。由于当时各类法律学堂层出不穷，管理混乱，这一章程将法律学堂所设专业分为法律门及经济门，予以统一规范。[115]根据学部这一章程，近代意义的法律学及经济学科在学制系统内正式分立。这两个学科的出现，不仅吸纳了大量的旧学士子，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也为新行业、新职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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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政各项措施中的旧学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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