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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5 海明威：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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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人口和国力都在增长，并且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工业强国，然而，美国社会要出现如我所描述的那种知识分子尚需一段较长的时日。这有几个原因：独立的美国从来就不曾有过旧制度，特权的建立与其说是依据占有的惯例，还不如说是以自然形成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不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既定秩序以供新型知识分子去设计方案，不需要用建立在理性和道德基础上的太平盛世的模式来取代。与此相反：美国本身就是对不公正的旧秩序进行革命的产物。美国的宪法以理性的和道德的原则为基础，经过筹划和撰写，再通过和颁布，然后按照早期的实施经验，又由一批知识渊博而又富有哲学旨趣和道德修养的人士加以修改。因而，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之间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此外，正如托克维尔[62]所说的，在美国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阶级，因此也就没有对教权主义的反抗，教权主义正是使那么多欧洲知识分子产生骚动的原因。宗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却处于非宗教人士的控制之下。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教义。宗教是自愿行为，还有多种教派，它所表现的是自由，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最后，美国是一块富足而又充满机遇的土地，这里土地价格便宜，供应充分，不会让任何人陷入贫穷。这里没有任何一眼就可以发现的不公道，而在欧洲，正是这些不义鼓励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人接受那些激进的思想。这里没有什么罪孽迫切需要上天复仇——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忙于赚钱、花钱、开发、巩固，有谁顾得上对他们社会的基本设定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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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国知识分子如华盛顿·欧文，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语调和举止、风度和旨趣都来自欧洲，他们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活遗产。出自本土的、独立的美国知识分子精神，本身就是对欧文这一代人卑躬屈膝的态度的反抗。这一精神最初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倡导者——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他宣称他的目的是要把“欧洲这条寄生虫”从美国的身体和大脑中驱走，“用对美国的热情赶走对欧洲的热情”。他也曾去过欧洲，但带着批评和排斥的态度。他思想中对美国方式的坚定主张同他对自己的社会的设想有着广泛的同一性，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两者更加接近，他的设想也正好与欧洲知识界的看法相对立。1803年，爱默生出生在波士顿，是基督教一位论派牧师的儿子。后来，他也成为一名牧师，不过因为不能全神贯注地主持圣餐仪式而离开了这个职位。他去欧洲旅行时，发现了康德，回国后，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在那里他发起了美国本土的第一个哲学思潮——超验主义。他把主要内容写入他的第一本著作《自然》中，该书出版于1836年，是一部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带有某些反理性成分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也有一点浪漫主义，尤其是朦胧的色彩。爱默生写过许多笔记和日记，其中的一本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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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我来到这个世界，在宇宙之间传递我的自我，从事某种自然不能摒除、我自己也不能弃而不为的善事，然后我将复归于神圣的沉默和永恒，我作为人，也来自其中。上帝是富足的，他的胸怀中包容着远非我一人，维护着他们所有的生命、需求和美。我希望我可以说，沃尔多·爱默生，他的手、他的身体、他的历史，都是不洁而令人厌恶的；但是我，我不会把自我同他、同任何人混而为一，在他的生命之上，在一切生物之上，我永远会把善德之海向人类浇灌。河水不能倒流，人类的罪恶和死亡也不能腐败永恒的能量，它会把自己分发给人们，正如太阳分发给光线，大海分发给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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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或者说，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但在一个崇拜黑格尔主义和早年的卡莱尔[63]的时代，许多美国人为此感到骄傲，感到他们年轻的国家已经产生了一位无疑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人们后来认为，爱默生的吸引力的基础不是“因为人们理解他，而是因为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鼓励”。《自然》出版一年后，爱默生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64]称之为“我们知识分子的独立宣言”。萌芽中的美国新闻界对他的主题颇感兴趣。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曾刊载过来自欧洲的马克思的报道，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家报纸用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把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提升为国家的公共财产，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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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经历说明美国知识分子想要冲破本土习俗是多么的不易。在许多方面，爱默生仍然是他的新英格兰背景的产物，特别是在对待性的问题上，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天真、清教徒式的软弱态度。1833年8月，爱默生在克莱金普道克拜访过卡莱尔夫妇，在简·卡莱尔看来，他有点像“天外来客”般脱离现世，而卡莱尔则注意到他离开时像“一个天使，有着美丽而纯净的灵魂”。1848年，爱默生在约翰·福斯特的住所参加了一次宴会，出席的人还包括狄更斯、卡莱尔等。爱默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这次访问中是如何竭力为美国的道德标准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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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当我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城市的妓女问题是否一向都是那么严重？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国家身上的致命毒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少年可以健康成长。但是我已听说，多年以来，情况既没有变糟也没有变好。卡莱尔和狄更斯答复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男性的贞操实际已不存在了，在英国能够守身的男子屈指可数。卡莱尔显然认为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我向他保证，我们美国并不是这样，大多数有身份、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青年在走上婚床的时候仍是处子之身，新郎如此，新娘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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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亨利·詹姆斯写到爱默生时说：“爱默生对罪恶的浑然不觉……是据我们所知的他最可爱的地方之一。”然而，接着詹姆斯又尖刻地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当良心在寂寞中叹息时，便会寻求感官的刺激，就像那些被捕捞上岸的鱼，鼓动自己的腮。”很明显，爱默生的性冲动并不强烈。他年轻的第一任妻子称他为“爷爷”。爱默生对待自己的母亲十分崇敬，他的第二任妻子不得不与她住在同一屋檐下直至她去世。有时爱默生的这个妻子也会发出怨言，爱默生很天真地把这些都记在日记里：“把我从那些高贵的人们中拯救出来吧！我是一个小小的普通人。”他又写道：“爱没有，从来就没有，阻止可怜的上帝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自私自利总是得势。”爱默生有一首诗《把一切献给爱》被认为写得很大胆，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给了自己很多爱。爱默生与一位妇人保持着超越婚姻的深厚友谊，这是严格柏拉图式，或是新柏拉图式的，不过这并不是那位女士的选择。爱默生小心谨慎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有器官，也享受过愉悦，可是我也有过这种愉悦是陷阱中的诱饵的经验。”他的日记经常会超出他明显的意图，而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日记中记载了他在1840-1841年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爱默生参加了一场关于婚姻的辩论，突然，一只扬声器转向了听众席，“扬声器注满了水，它把水有力地向四周喷去”，人们被驱散开了，喷水口最后对准了爱默生一个人。“当我看着它的时候，喷出的水把我淋了个透。我从梦中醒来，发觉自己身上完全是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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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娶的两任妻子都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因此得到了一笔资金，这笔钱使他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依赖于文学。他的投资合理，这使他与当时飞速发展的企业体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最终，爱默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无人可以匹敌的名望，他被视为一位哲人，一位先知。其实，与其说这是由于他的著作，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巡回演说，这也是企业体制的组成部分。他的旅程的第一站是波士顿，在那里他做了“人类生活”的演说（1838）。然后在纽约，演说的题目是“时代”（1842）。此后，爱默生对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进行了研究，这便有了“代表人物”（1845）的演说。爱默生是以格调高雅而又大众化的演说家的面貌出现的，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区域性的，甚至于全国性报刊都对他的演说进行详尽的报道。1829年乔赛亚·豪布鲁克发起了拉西姆学园[65]运动，以教育这个发展中的民族。爱默生的举动正是和这一运动的发展相一致的。1830年辛辛那提开设了讲演厅，1832年在克利夫兰，1835年在哥伦布，又相继开设。此后，发展中的中西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处都有了这类场所。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个重要的城镇都拥有这样的一处地方。与之相伴随的是，“青年商业图书馆”和各种讲演与讨论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未婚男子，比如银行职员、售货员、簿记员等。在新兴的城镇中，这些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得惊人。其目的是让他们不再游荡街头，走出沙龙，提高他们的商务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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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的观念与这种设想非常一致。他反对文化和知识的精英化，他认为美国的文化必须真正做到民族化、普及化和民主化，其中自我完善是至关重要的。他说第一个在农舍中阅读荷马的美国人，对美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还说如果在西行的列车上看到有人读着一本好书，他就想上去拥抱他。爱默生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哲学与政府的哲学是一致的，就是要推动美国人穿越大陆去完成他们明确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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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唯一可靠的原则是自我调节供需的尺度。不要立法，干预一下你们的节约法，你们就抓住了关键。不要发津贴，而要制定平等的法律，保障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你们就不需要施舍。向有才有德者打开机遇之门，他们就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财富也就不会落入坏人之手。在一个自由而又公正的国家里，财富会迅速地从懒惰者与低能者那里转向勤劳、勇敢而又意志坚强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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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马克思正在发展和宣传他的学说，很难想出有什么理论像爱默生的观点那样同马克思正好相反，在这一方面，爱默生以他的实际经验一再反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去的以及将来必然的运作方式。业主们、经理们对于他这种有启发意义的探索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支持。1851年爱默生来到匹兹堡，当地的公司为了年轻的职员们能够前去听他的演说而提前下班。他的演说并没有很明显地表示出目的是在于强化企业精神，比如“直觉与灵感”“思维与自然的同一”“智力的自然史”等。但是爱默生力图证明知识再加上道德品性将会有助于企业成功。许多人慕名而来，却困惑地发现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所说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常识。《辛辛那提报》说他“没有装模作样……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读他那本《圣经》”。演说中爱默生还有不少题外的话，诸如：“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而且也应该是个生产者。”“宪法规定了人的价值，人应该富有。”“生命就是追求权利。”这些话打动了听众，他们认为它们是真话，经过报纸的简化和挑选，它们也成为美国大众的共同格言。在同一系列的演说中，爱默生经常和P.T.巴纳姆[66]合作，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巴纳姆的主题是“金钱获得的艺术”和“生活中的成功”。听爱默生的演说成为追求文化和高雅趣味的标志：爱默生已成为思考着的人的化身。1871年11月，他在芝加哥做了最后的演说。《芝加哥论坛报》这样报道：“喝彩和掌声……显示了听众的文化修养。”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它以对待金钱那样的热情去追求道德和精神的进步，并认为两者对于创造自身的新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爱默生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导师，就像雨果之于法国或是托尔斯泰之于俄国，爱默生确立了美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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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和精神生活被认为是高度和谐的。如此一来，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欧内斯特·海明威。第一眼看过去，很难将海明威视为知识分子。经过进一步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他不但具有知识分子所有的主要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并以一种特殊的美国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此外，海明威也是一位极具独创性的作家。他改造了同一时代的美国人以及所有英语国家的人民表达自己的方式。他创造了一种新的、个人化风格，这是一种世俗的、极具当代伦理特色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起源是纯美国式的，可是它又非常容易地和其他多种文化融合起来。他把美国人各式各样的美国观念融为一体，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原型的人格化。于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海明威便代表着美国。这就好像18世纪50年代伏尔泰代表着法国，或是如19世纪20年代拜伦代表着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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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园，四分之一世纪以前，那儿曾经热烈欢迎过爱默生。海明威的双亲格雷丝·海明威与埃德蒙兹·海明威（埃德）以及海明威，都是一种文化的出色产品，这种文化是爱默生和他的演说以及这些演说所支持的经济动力论所催生的。海明威的父母都是，或者似乎都是健康、勤奋而能干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也非常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很感激他们继承的欧洲文化的遗产，可与此同时，他们也自豪地意识到美国成功地改造了这一遗产。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他们都敬畏上帝，过着充实的生活。海明威的父亲是一位高明的内科医生，他还喜欢打猎、射击、钓鱼、航海、野营、探险。他有着守林人的那种完备的野外生存技能，并都教给了儿子。格雷丝·海明威非常聪明，意志坚强，在许多方面都颇有造诣。她阅读广泛，能够写优美的散文和精巧的诗句，她还绘画、设计和打制家具，她歌唱得很好，还会弹奏不同的乐器，写作和出版过原创歌曲。这对父母不仅将自己接受的一切文化遗产传授给孩子们，而且增加了新的东西。海明威是长子，也最受宠爱。从很多方面来看，海明威的双亲都是模范家长，海明威也发展了自己很高的阅读和文学才能，而且还是一个熟练的体育爱好者和全能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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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父母都是虔诚的宗教徒，都是基督教公理会教友。海明威医生还是一位严格的安息日主义者[67]。他们不仅每个礼拜日都上教堂，饭前做祷告，而且根据海明威的妹妹萨尼的描述：“我们要举行家庭早祷，加上读《圣经》，再唱一两首赞美诗。”父母时刻都在对孩子们强调主流新教的道德准则，任何违背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格雷丝·海明威会用毛刷抽打孩子们的屁股，而海明威医生则是使用磨剃刀的皮带。如果孩子们被发现撒了谎或是骂人，就会被责令用苦涩的肥皂擦洗自己的嘴，体罚后，孩子们还得跪下来请求上帝的饶恕。海明威医生始终都坚定地把基督教精神等同于男性尊严和绅士风度。他曾写信给海明威说：“我希望你表现出男子汉所有的善良、高贵、勇敢和谦恭，敬畏上帝，尊重女士。”母亲则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位传统的新教英雄，不吸烟，不饮酒，婚前没有性行为，忠诚于婚姻，始终尊重并顺从父母，特别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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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童时期，海明威就拒绝接受父母的宗教，他丝毫不想成为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海明威似乎就已下了决心，而且非常坚定，打算随着自己的天赋和所有的爱好去发展。他希望自己既成为一个名人，又得到美满的生活。这是一种浪漫的、文学化的念头，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道德化的，但其中毫无宗教的内容。确实，海明威似乎没有什么宗教思想。17岁时，他私下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当时他遇见了比尔·史密斯与凯蒂·史密斯（凯蒂后来成为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妻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信奉无神论的绅士，他写过一本书，很巧妙地“证明”耶稣基督从未存在。海明威在很早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时期）就停止了宗教活动，那时他为《堪萨斯市星报》工作，并搬进了一处无人管理的公寓。最迟到1918年，海明威快20岁时，他向母亲保证说：“别再为让我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而担心、哭泣和烦恼了。其实，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每晚都做祈祷，信仰仍然坚定。”不过这是海明威的谎话，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避免和家庭发生冲突。海明威不仅不再信仰上帝，而且认为组织化的宗教对人类的幸福构成威胁。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曾说，她只看见海明威跪过两次：一次是在他们的婚礼上，另一次是在他们的儿子洗礼时。为了取悦第二任妻子保利娜，海明威成了罗马天主教徒。不过，改换门庭后的海明威对新信仰的接受程度仅仅如同《旧地重游》中的雷克斯·莫特埃姆。当保利娜试图执行天主教的教律时（比如反对节育），如果使他感到不便，他就会勃然大怒。他出版的小说《一方明净之地》对上帝进行嘲弄和戏拟。《午后之死》对耶稣的十字架受难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在《第五纵队》中，他亵渎对上帝的感恩。他对罗马天主教的认识，就是对它的厌恶。西班牙内战初期，某地几百座教堂被焚毁，圣坛和神职人员被污辱，成千上万的神父、僧侣、修女被屠杀。海明威知道那个地方，还表示过喜欢那个地方。可是此事发生后，海明威却没表示过丝毫的抗议。在海明威离开第二任妻子后，他甚至形式上也不肯装作是个天主教徒了。实际上，自他成年后的全部时间里，他都不是基督徒，他崇拜他自己所确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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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这种对宗教的拒绝是青春期知识分子的特性，更是对父母道德文化的拒绝的一个部分。后来，他又竭力将母亲和父亲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父亲开脱。当父亲自杀时，他企图看成是母亲的责任。尽管原因是清楚的，这位医生知道自己患了一种痛苦又到了晚期的疾病。海明威医生在夫妻关系中是弱者，不过一旦儿子与他们发生争执时，他总是完全支持妻子，所以这种争吵与其说是儿子与母亲一人的，还不如说是与父母两人的。但是，海明威把反抗都集中在母亲格雷丝身上。在我看来，海明威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和文学才能主要都是来自母亲。格雷丝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正如海明威也变成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在一个圈子里，两人不能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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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他们两人的争执达到了顶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海明威加入意大利前线的野战救护队。他得到战争英雄之类的回报，但他不仅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的游手好闲和堕落行为（按照他们的标准）还使父母十分不快。这年7月，格雷丝向儿子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68]，她说，每个母亲的一生就像是一家银行。“当她所生的每一个孩子来到人世的时候，都带着一本有着巨额存款的银行账户，似乎是取之不尽的。孩子总是从中一次一次取款。”“在他整个少年时期，账户上没有任何进项。”然后孩子长成青年，“银行的账户一直是透支状态”“只有几个便士的进项，这就是孩子自愿给母亲的一些帮助、一些关心以及‘谢谢你’这样的话”。到孩子成人，银行仍在支出爱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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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账户上需要一些存款，需要大笔的存款，这就是感谢和理解，对母亲的思想和事务表示关切；还要给家庭带来稍许的慰藉；有意地去支持母亲的一些特别的偏爱；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的思想。把鲜花、水果、糖果或是一些可爱的穿戴带回家中给母亲，再加上一个吻和一次拥抱……这是一种悄悄支付账单的方式，把它们从母亲心头除去……存入的款项将会使账户得到好名声。据我所知许多母亲都在接受这些东西，以及更多的有价值的礼品和回报，这都来自她们的儿子，而我的儿子比他们能干。欧内斯特，我的儿子，除非你清醒过来，停止你这种游手好闲、寻欢作乐的生活……不再用你那张漂亮的脸蛋去做交易……不再忽视你对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督应尽的职责……否则，你前面只有破产并无其他，你已经透支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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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丝对这个文件思考了3天，精心润色，正如海明威对待他的获奖作品，然后，亲自交给了海明威。可以看到，从那时起，海明威就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受辱感，加之对自己的正当感。这对于他的小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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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对此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伴随着长期以来逐渐积累的怒气，从此他就把母亲当作敌人般仇恨。多斯·帕索斯说海明威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唯一一个真正仇恨自己母亲的。另一个老相识拉纳姆将军证实：“从我与海明威最初交往开始，每当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总是称之为‘那条母狗’。恐怕，他对我至少说过一千遍，他是多么恨她，又是怎样恨她。”这种仇恨反复地以种种方式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仇恨甚至相应地蔓延到了他姐姐身上，“我的姐姐母狗马塞利娜”“一个名副其实的婊子”。仇恨又逐渐扩展到对整个家庭，在一些不相干的地方也常流露出来，比如在其自传《流动的圣节》中谈到那些拙劣的画家时（他的母亲也作画）说：“他们不会像家里人那样做出可怕的事来使亲人受到创伤，对于那些糟糕的画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不去理睬他们。可是，对于家里的人，即便你已经学会不去看他们，不去听他们，不去回复他们的信，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危险。”海明威对母亲的怨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毒害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因为他内心总是留存着负疚感，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他，也使他的仇恨永不消退。1949年格雷丝已近80岁高龄，可海明威依旧恨她，他从古巴的住处写信给出版商说：“我不想见到她，而且她也知道，她永远不可能来这里。”海明威对其母亲的强烈反感超过了对纯粹功利主义的厌恶。对于海明威来说，对母亲的仇恨已经上升到了哲学体系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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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破裂将海明威赶到了《多伦多星报》，此后，他又作为驻外记者和小说家去了欧洲。他不仅否定了父母的宗教，也否定了母亲在其有力而又传统的散文中表达出来的对基督教文化的乐观主义见解，而这正是海明威所厌恶的。促使海明威追求文学完美——这成为他的一个显著特色——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要同母亲写得不一样。他母亲在写作中总是使用那种陈旧的、传统的、过分雕琢的文学修辞。（海明威特别憎恶母亲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认为这句话可以体现她的写作风格，“你是以我所认识的两个最优秀、最高贵的绅士来取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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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起，海明威过上了驻外记者的生活，他将巴黎作为基地。他报道中东战事和国际会议，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流亡于塞纳河左岸的那些文人身上。海明威写诗，也试图写一些散文，同时也拼命阅读。他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许多习惯之一就是随身携带书籍，他把书塞在口袋里。这样，只要有空闲，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书掏出来看。海明威什么书都读，而且一生都喜欢买书。以至于无论他住在哪里，家中总有整堆整堆的书倚墙放着。海明威打算在古巴的寓所里建造一个藏书7400册的工作图书馆，这些书可以使他专门研究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关文学的，这些书他都反复阅读过。当海明威来到巴黎时，他几乎阅读了所有的英文经典著作，但他决心还要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海明威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他并不因此耿耿于怀，但他感到遗憾，并竭力想填补由此留下的任何缺陷。于是他专心致志阅读了斯丹达尔、福楼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左拉；还有俄国的重要小说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美国作家，如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和斯蒂芬·克莱恩。对于现代作家，他也有兴趣，例如：康拉德、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D.H.劳伦斯、麦克斯韦·安德森以及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的阅读如此广泛，也是受一种日益强烈的写作冲动的驱使。从15岁开始，他就很崇拜吉卜林，而且一生始终在研究吉卜林。这时，海明威又密切注意康拉德，以及乔伊斯那本出色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像所有真正优秀的作家那样，海明威不仅大量阅读，而且还进行分析和学习那些二流作家，如马里亚特[69]、休·沃尔浦尔[70]、乔治·穆尔[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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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海明威来到巴黎后，结识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72]，进入巴黎知识界的中心地带。福特非常善于挖掘文学天才，他曾推出过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温德姆·刘易斯、亚瑟·兰塞姆以及其他许多作家。1923年福特出版了《大西洋两岸评论》，根据埃兹拉·庞德的推荐，他雇用海明威做他的兼职助手。海明威很佩服福特经营文学的才干，但对他也有颇多怨言：他忽视了多数青年作家；他对新风格和新的文学形式没有太多的兴趣；他的趣味与那些主流刊物过于接近，尤其是他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来自法国和英国，他特别轻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正在迅速提高的美国文学。海明威视自己为美国先锋派文学的主持者。他曾埋怨道：“福特把一切全他妈的搞得一团糟。”海明威住在圣路易岛上小小的办公室里，下面是三山出版社。从那时起，海明威就冒着风险使《评论》向美国文学倾斜。《评论》发表的作品中英国人的有60篇，法国人的有40篇，美国人的有90篇，其中有格特鲁德·斯泰因、朱纳·巴恩斯、林肯·斯蒂芬斯、纳塔利·巴纳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内森·阿施。在福特离开巴黎去美国旅行期间，海明威毫不留情地改造了7月号和8月号两期，把它们变成美国青年文学人才的成就展览。当福特返回后，觉得不得不表示歉意的是：“有异常之多的美国青年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坚持美国人发表作品的权利——却从未如此有效地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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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明威对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影响有着强烈的追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他还是更注意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关心左岸文化界中的派别阴谋和纷争，庞德把海明威介绍给福特时说：“他的诗写得很好，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散文文体家。”这一评价很有眼光，因为1922年说这话时，海明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成熟的写作方法。但是，他正在努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笔记本上极多的涂擦和修改得到证明。很可能还从来没有一个小说家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和花费如此长久的时间来形成自己个人的写作风格，以适应他所想写的那种作品。这些年来对海明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作家应该如何获得他自己的专业技巧。在目标的崇高和努力的持久方面，可与他媲美的是易卜生，为了成为一位剧作家，易卜生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于文学技巧，他们同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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