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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尺牍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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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尺牍入门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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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袁行霈“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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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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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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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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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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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尺牍入门 略谈古代书信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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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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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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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把“书信”当作一个复合词来用，而古代“书”和“信”是有区别的，“书”指信件;“信”指使者，即传达信件之人。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刘兰芝请母亲谢绝县令派来的媒人：“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来信，就是来说媒的使者。《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建安十六年：“（马）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这里的“信”，亦指使者。“信”的这一意义，常见于汉魏六朝的文献，不能误解为后起义的“书信”。但在《晋书 ·陆机传》内，“书”和“信”已经结合成词，唐人诗亦多见“书信”，而且有了单单以“信”指函札信件的用法。如王昌龄《寄穆侍御出幽州》：“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贾岛《寄韩潮州愈》：“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元稹《酬乐天叹穷愁见寄》：“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俱以“书信”连言。如果认为此三诗中之“信”仍指送“书”之人，那么下面这首诗里的“信”却无须置疑其为“书”的同义语。元稹《书乐天纸》：“金銮殿里书残纸，乞与荆州元判司。不忍拈将等闲用，半封京信半题诗。”京信加封，显然指物，意思非常明确。可见“信”的函札之义虽系后起，并不很晚。而以“书”指信件的古义，一直沿用至今。写“惠书奉悉”，作为“收到来信”的文言，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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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分“上书”与“书”为两类。“上书”如秦李斯的《上秦始皇书》（即《谏逐客书》）、汉邹阳的《上书吴王》、枚叔 （乘）的《奏书谏吴王濞》等等，为向帝王陈述意见的文字，俱以“臣闻”开头，属于奏议的一种。“书”如汉司马子长 （迁）的《报任少卿书》、杨子幼 （恽）的《报孙会宗书》、三国魏嵇叔夜 （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梁丘希范 （迟）的《与陈伯之书》等等，为私人往来的函札，即今天所说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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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与“书”相近的文体，还有“启”和“牋”（字亦作“笺”），均为奏记一类，略同“上书”和“表”。但不限于对君，亦行于上官尊长及朋友之间。《文心雕龙 · 奏启》云：“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 ’，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如云启闻，奏事之末，或谨密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这段话把“启”的取义和作用说得很清楚。因为汉景帝名刘启，所以两汉避讳，不用“启”称，魏晋时才盛行。如梁任彦升 （昉）的《为卞彬谢修卞忠贞墓启》，开头称“臣彬启”，对君谢恩;《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开头称“昉启”，对上辞官;可见“启”的一般用处。“昉启”之“启”为陈述的意思。《晋书 ·山涛传》谓“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 ‘山公启事’”。启事，也就是“启”。唐韩愈亦有《为分司郎官上郑尚书相公启》《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沿用此体，以示恭敬，实际与“书”的叙事议论并无明显的差异。故后世多以“书启”连言，不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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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牋”在魏晋南北朝，主要为臣下对后妃及太子诸王陈述之用。如三国魏杨德祖 （修）的《答临淄侯牋》、陈孔璋 （琳）的《答东阿王牋》、晋阮嗣宗 （籍）的《为郑冲劝晋王牋》、南齐谢玄晖 （）的《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牋》等，除开头结尾称“死罪，死罪”外，措辞与“书”“启”也没有什么不同。名称体制之繁琐，主要是封建等级观念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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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札”“牍”“简”“帖”之称，最初是各因书写工具而名的。写在木版上的称“札”“牍”，写在竹片上的称“简”，写在布帛上的称“帖”，所以书信又叫“书札”“手札”“尺牍”“简牍”“手简”等等。称“帖”的如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陆机的《平复帖》等，都是书信，后人以“帖”名之，盖兼重其书法。此外因为书信须装入封套，故亦称“函”或“函札”;因为须加缄封，故亦称“缄札”;因为信纸每页八行，自南北朝以来“八行书”即成为书信的通称。名以时异或由指称时各有侧重而不同，实际还是一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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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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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重在实用，以陈述为主，而论事、抒情、写景等等，无所不宜。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悠久的传统。《文心雕龙 ·书记》中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可见写信贵在敞开怀抱，尽所欲言。古代许多流传众口的名篇，如上节提到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直抒己见，发泄愤悒之情，全都酬畅淋漓，毫无掩饰，不愧为显示“心声”之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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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在长期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像上下款的称呼，因人而异;开头结尾的致敬祝颂之辞，有许多习用语；抬头、空格等等，也有通行的行款;为阅读古代的书札和今人所写的文言信件所应该了解，这里略谈相关的常识，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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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大致可以分为给长辈的 （父母、师长、上司等等）、给平辈的 （兄弟、朋友、同学、同事等等）、给晚辈的 （子侄、学生等等）三种。上款写受信人，下款写作书人，中间叙正文，三种书信均同，为明清以来常见的格式。但汉魏六朝的书札，却都先写自己的姓名，后列受书人。《报任少卿书》的开头“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就是这样。太史公，官名；牛马走，为司马迁自谦之语；再拜，表示行礼；足下，为对任少卿的敬词。下面的“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一段活，接着任少卿来信的话头，引起下文;末尾只说“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不再署名。三国魏文帝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开头写“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 （吴质字）无恙”，末尾写“行矣自爱，丕白”;自己署名，前后两见。“白”，是述说的意思。南朝梁丘希范 （迟）的《与陈伯之书》，开头写“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末尾复书“丘迟顿首”;顿首，示敬，亦前后两见。“无恙”，为正文前问候的通用语。这种先署己名的格式，直到近代仍有人沿用，不过不像先写受信人上款的那样普遍；而对人称字 （后来亦称人的别号）不呼名以及在书信的首尾致敬问候的传统，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因时世不同、用语有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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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长辈写信，上款当然不具名，旧时在称呼之下要加“大人”，后面还得有敬词和领起正文的习用语，如对父亲，一般上款都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末尾写“敬请福安”和“男某某叩禀”的下款。“膝下”之称，专用于父母；“禀”泛指下对上陈述事情，领起正文的“敬禀者”，亦可用于老师和其他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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