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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中苏盟约变迁 [:170677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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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台湾还是韩国 [:170677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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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东溪到长津湖 [:170677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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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全面反美到来 [:170677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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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语 [:170677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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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要参考资料 [:170677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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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索引 [:170677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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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版权信息 [:170677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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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封底 [:170677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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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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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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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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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170676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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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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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21日晨7时半，蒋中正（字介石）的座机降落在埃及开罗机场。[1]这是自有民国以来，他首次以“四大国”领袖之一的身份，走向世界。37年前，年近弱冠的蒋志清首次踏出国门，去的是日本，读的是军校，从此振武强兵成为其终身信条；20年前，已届而立的蒋中正再次踏出国门，去的却是苏俄，考察的是党务，尽管深受革命的洗礼，他日后也慢慢认清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本质；10年前，不惑的蒋委员长与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元首关系火热，他凭借日耳曼重新崛起的军事实力荡涤了赣闽的赤色政权，驱逐他日后的竞争对手们奔走偏远；5年前，蒋总裁的强国之梦终于被他昔年所崇尚的日本军队撕得支离破碎；3年前，他的副总裁、政敌汪兆铭（号精卫）在日军控制下的南京自立了门户；3个月前，蒋主席通过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强化了个人权力，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作为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蒋深切地知道自己万里之外的祖国和脚下埃及的这方土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虽同属文明古国，然因实力羸弱，屡遭外人百般凌辱。今中国历6年抗战，山河破碎，但他竭力争取与“盟邦”地位相称的权利，“大国”的头衔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至上荣耀，毋宁说是巨大讽刺。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军国主义者，他高举孙文（又名中山）的主义和遗教，以军人治国、武力优先，痛恨党徒的自私无能以及国民的愚昧无知。但“领袖即国家”、“本党即国家”，蒋欲以一己之意志为举国之准则，以自我之道德为全民之典范。他秉性多疑而优柔寡断，刚愎自用而患得患失。他敌视任何党外异己的存在，无视自由与人权，封闭了改革之多途。他怀抱19世纪之常识来治理20世纪充满外忧内患之中国，举国命运都要在他的耳顺之年上来一个了断。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多的无奈和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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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好之后，蒋中正分别拜会了陆续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S.Churchill）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由于“日将落”帝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蒋中正对丘吉尔无甚好感，他送了八个字“狭隘浮滑自私顽固”。[2]蒋此行目的原本就在于另一位坐在轮椅上却已让民主党把持白宫长达11年的强人总统。然而，总统此时62岁，身体状况极差。[3]他信赖的战时内阁成员主要有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73岁）、作战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77岁）、海军部长诺克斯（William Frank Knox，70岁）等，甚至还可以包括参谋总长李海（William D.Leahy，69岁）、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64岁）、海军军令部长金（Ernest J.King，66岁）、陆军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Henry H.Arnold，58岁）。可以说这个年轻的国度也是被一群老人统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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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42年以来，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支撑至今。更早之前，大力援助国民政府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然而经新疆的陆上交通线在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就中断了。随着1942年春天缅甸被日军占领，中国对外的海陆交通几乎断绝。唯一脆弱的补给线，是由美国东海岸将物资装船行驶1.2万海里（当时一艘货轮一年至多往返4次）到达印度半岛西岸的孟买和卡拉奇，通过轨距宽窄各异的铁路系统运至印度东北的阿萨姆，从那里飞跃地球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实施“驼峰”空运，到达云南昆明，再运至各基地。通过这条艰险而低效的补给线，每月仅有4000吨的物资可以成功运入中国；直到1943年底，在蒋中正的一再要求下，每月才增加到1万吨左右。[4]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只占全球开支中很小的比重。中国更一直是供应链条的最末端。[5]此时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已是2300余昼夜。国民政府毫无疑问起着主要的对日牵制作用。年军费开支在1000亿元法币（按黑市1∶200的美元/法币比价，约合5亿美元）以上，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胀严重。[6]河南大灾之后，饿殍遍野，驻守其间的第一战区蒋鼎文、汤恩伯部40万大军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7]甘肃、宁夏、四川和贵州等地复又爆发了抗税冲突。[8]洞庭湖要冲常德在日军猛攻下已是危在旦夕。蒋本人的估计是“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9]罗斯福虽然派来了马歇尔上将的亲信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中将作为美军中缅印战区（CBI）司令，但由于史同时兼任蒋中正的参谋长，两人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租借物资的控制权问题渐生龃龉。而中国战场的形势始终与欧洲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相左：当其他地方盟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国很可能会在第二天即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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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迪威与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之间的矛盾，多有述及。陈纳德是个强悍的得克萨斯军人，他因耳聋于1937年由美国陆军航空队以上尉衔退役，经私人介绍来华被蒋氏夫妇聘为中国航空委员会（国民党空军前身）调查员，于1941年成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创制出对日空军的有效打法，从而以数量有限的P-40战斗机立下赫赫战功，被正式纳入美军第十航空队战斗序列。由此可见，与史迪威以马歇尔为后台的陆军背景相比，陈纳德依靠的只能是看好空军发展前景的中国元首蒋中正。1943年春，陈纳德和史迪威在华盛顿进行了一场陆军和空军之间争夺战略优先权的辩论，罗斯福总统也显然对陈纳德提出的投资少而回报高的空军计划大感兴趣。同时为了安抚蒋，罗斯福破格提拔陈纳德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并陆续增加了“驼峰”空运的吨位以及其中供给“飞虎队”的份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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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迪威和蒋中正之间的过节，众说纷纭。史迪威和马歇尔都是《辛丑条约》之后驻过天津的美军旧人，貌似与中国颇有渊源。史蒋矛盾究其原因，美国人指责蒋独裁、自私、无能，中国人指责史乖戾、阴险、无能。[11]归根结底，两人的矛盾是两国政治和文化的矛盾所引起的。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党执政的白宫迫于四年一届的竞选压力，重视短期目标的达成，而国民党执政的重庆对民训政，尚无选举压力，更注重在抗日之外，彻底消灭国内的武装反对派。再加上美国由于坚持欧洲第一的原则，又往往牺牲掉远东的利益。因此双方一旦共事，冲突在所难免。不幸的是，这一冲突构成了此后国民党与华盛顿关系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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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也曾经谈论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乃至中国人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并非那么重视中国。罗斯福的对华认识基本还停留在19世纪。罗斯福从未到过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他所喜谈论的都是祖父辈的旧事，借以显示自己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并掩饰其东方知识的严重不足。[12]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接触到即将赴华的美国人，就鼓励其向自己直接报告所见所闻。他告诉左派作家斯诺（Edger Snow）说“必须对东方人有信心，他们有自治的能力”；他多次提及不要把蒋中正当作“摩洛哥苏丹”（Sultan of Morocco）或者“蛮族头领”（barbarian chieftain）。然而，这也恰恰暗示他正在努力克服自己的这种倾向。罗斯福凭借对东方的想象力，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国在战后可以同化日本。[13]对美国改造中国这一点，罗斯福有着不甚可靠的自信。这种自信是隐约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实力和白人的优越感之上的。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Davies，Jr.）曾如此评价罗斯福的这种天真乐观：“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以中国的戈登、华尔来看待［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码事”。[14]罗斯福与丘吉尔相比，好处在于他反对殖民主义，然而二人又都是强权政治的拥趸。罗斯福积极干涉中国，但派来的人却往往不敷之用，例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居里（Lauchlin Currie）、华莱士（Henry A.Wallace）、赫尔利（Patrick J.Hurley）、纳尔逊（Donald M.Nelson）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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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宫并不相信中国人。尽管战略上，它力图把中国装点成“四大国”之一，但是作为盟军核心决策机构的联合参谋部却拒绝中国人参加。它必须重视苏联，却可以怠慢中国。对蒋中正，它就美英于缅甸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隐瞒，就苏联将对日作战进行了隐瞒，就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进行了隐瞒，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中国人会泄密。[15]更不消说原子弹研发和轰炸这样的机密。斯大林有其强大的谍报系统可以侦知内幕，罗斯福的后继者杜鲁门（Harry S.Truman）在德黑兰也及时通报了新式武器试验成功，唯独蒋对这些情报两眼一抹黑，以致日本突然投降时慌了手脚。这些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详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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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眼前。23日晚7时半，蒋中正应罗斯福的邀请，来到位于开罗西郊的美国大使官邸赴宴，从这里可以远眺著名的胡夫大金字塔。餐后，两人进行了第一次私下长谈。罗斯福的挚友、亲苏的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在侧，当然，由麻省卫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宋美龄充当翻译。没有谈话记录，两位元首留下了各自不同版本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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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中正的叙述来看，他完全被罗斯福的魅力征服而赞不绝口。他很快就发现这位健康状况欠佳的美国总统颇具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彼此对战后安排达成了不少共识，包括日本未来之国体、日本对华赔偿、新疆投资、朝鲜独立、安南（越南）问题等。罗斯福甚至坚持战后盟国对日占领应“由中国为主体”。蒋盛赞美国的对苏政策，罗斯福则表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为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战后可以归还中国。两人“直谈至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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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恰恰相反，罗斯福则对这位国民政府的统帅却印象欠佳。当他的儿子于次日晨询问观感时，罗斯福耸耸肩，随后说道“［蒋］知道他要什么，也知道他不可兼得”。接着，罗斯福说了一句后来为不少人引来证明其对蒋正面印象的话，所谓“一席之对谈，胜于联合参谋团四小时之会议”。可是在儿子的继续追问下，罗斯福道出了其中原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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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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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蒋表现出来的善意只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其他的替代者。罗斯福又谈道：“我已经告诉他，［蒋的政府］并非如观念上理应的那样是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我还跟他说，只要仗还在打，他就不得不与延安的共产党结成联合政府。他同意了。有条件地同意了。”（强调为原文所有）这是国共联合政府的构想第一次被提出，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本人。蒋中正的条件总结起来是两个，一是美国“保证苏联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边界”，二是美国“支持他主张英国和其他国家于香港、上海和广州不再享有帝国特权”。“当听到委员长答应在实行选举之前就邀请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我特别高兴”，罗斯福自信地说道：“事实上，就他来说，他唯一希望我们能够竭诚做到的就是当日本屈膝投降的时候，我们确保英国军舰不会驶进中国的港口。唯独美国的军舰。对此，我已作个人担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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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在开罗与罗斯福进行了六七次会谈，讨论了缅甸两栖作战的必要性。这本是盟军在太平洋地区进入反攻之后的基本共识，也是蒋中正和史迪威难得的共识，即打通缅甸补给线并在中国东南海岸线上会师。1943年初的英美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以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为条件换取了丘吉尔增加对缅甸战场投入的表态。然而，由于英国的不断抵制和食言，第二次缅甸战役一拖再拖，实施规模也不断缩水，到了年末的开罗会议就只局限于缅甸北部。罗斯福一再保证促使英国尽早实行缅甸登陆作战。另外，蒋夫人宋美龄报告说罗斯福基本答应给中国10亿美元的贷款，以解决中国因战争而恶化的通货膨胀问题。蒋中正对罗斯福的态度不但满意而且感激。11月28日，蒋怀着愉悦的心情登机返国，他认为开罗会议是其“革命事业”的“重要成就”，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18]在归国途中，蒋还顺道印度东北蓝伽视察了史迪威训练的X部队——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新一军），并会见时任军长、黄埔一期郑洞国。然而，他的好心情很快就被严峻的国内形势、罗斯福的食言和史迪威的挑衅彻底冲散，变得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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