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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高尚的目标被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加强了：白人劳工担心中国、印度和非洲劳工会拉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那些白人来自少数群体的移民殖民地，对文明的渴望和对强壮体格的恐慌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征服者会集结起来反抗他们。在受帝国直接统治地区里（比如在以前的奴隶殖民地），同样的叛乱威胁不管多么偏远也是极大的恐惧。即使在形式上是文明的，这些政权也是真正的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小部分外来群体控制着堡垒。权力和权威倚仗于（也许甚至来自于）军队的团结。随着英国的统治在印度的扩张，坚持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官员可能被拉入与本地印度人合作的关系网中（其行政代理人“消失”在当地社会是所有“统治帝国”面临的破坏的潜在形式）。但是这种需要也是被对起义的担心和事实所大大强化的，尤其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因此，在印度，没有白人能够摆脱无处不在的提醒，这些提醒通过历史、神话和纪念告诉人们，种族纯净是生存的代价。英国人成为热带非洲的统治者时，这种“印度式的”思想变得十分普遍。它从白人英国官员可能被称为“工会”式的观念中获得了大量的额外力量。他们用微妙的表述方式再三地坚持，皮肤的颜色是政治信任唯一确定的标志。通过屈服于非白人议会或者招募非白人官员来削弱白人权威其实是一条通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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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殖民帝国和统治帝国而言很普遍的种族纯净的观念与经济和军事力量，还有遍布帝国的制度和法律机制一起，构建了帝国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在本土得到了强烈的呼应，但也仅仅是呼应。英国人的观念接受许多不同的帝国主张，尤其是英国人移民到海外的“空”地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主张。但与之对立的是，英国从任何层面上而言都不是帝国的产物。它的构成不是由帝国决定的，这是一种时髦但空洞的说法。这样说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早已是格外强大和文化统一的国家（语言和法律是其最显著的例证），远远早于它冲出欧洲范围占领帝国的时间。帝国习俗进入了英国，不过仅仅（就像喝茶的习惯）是在适当地被英国化之后。当它们在本土遭遇了强烈的偏见，比如反对奴隶制度，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或者向海外异教徒传道的主张，它们想要传播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了。当英国政府决定1960年以后在热带非洲放弃移民少数群体时，种族纯净的呼声证明是它是无法保护自己的。一旦保卫帝国领土看上去成为不能维持的负担，国内帝国主义就会在悲泣中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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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帝国终将衰落，这是历史的常态：至今为止，所有的帝国无一例外。认为帝国衰落是可预期的，这是很容易的。当帝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时，历史学家甚至不难指出衰落开始的时间点。我们所知道的帝国中的大部分若没有军事、物质或道德的改革，就会有命运的预言和灾难的预测，这是当然的。在一个如同英国一样的多元化社会中，总会有很多反对帝国的声音，但对于帝国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有一致的意见。因此那些不喜欢英国在印度进行独裁统治的人会对英国应该终结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关系的观点感到震惊。更常见的是，他们认为把代议政府扩展到印度（之后到非洲）会赢得他们对英国自由的世界帝国的永久忠诚。就算是像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一样极端的反帝国主义者，也会期待看到（在1932年）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英国，这样的英国会与其殖民地“合作”。这样的合作与莫斯科和以前的沙皇帝国的合作大同小异。英国的主流观点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很多调整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很肯定的是，帝国作为以英国为中心的国家联合体会存活下来，它们依赖英国的资金、技术和战略防御，也依赖英国的价值观、制度及观念。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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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首先来源于一种信念，那就是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且无与伦比的。三个关键的特征可以让英国逃脱所有以前的帝国主义的命运。首先，就英国本身来说，帝国的大脑和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政治上也很自由。当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拒绝经济和社会改变，困扰历史上帝国的顽疾在那里将没有任何市场。观念的自由交换、观点的自由表达以及自由的代议机构形成了强大的保证，政府的宗旨会根据新的压力和需求不断地做出调整。的确，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是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信息和新闻都会以无可匹敌的效率传输到伦敦并且在英国内部传播。他们将这种开放性与以前灭亡帝国的封闭的政治世界和1918年以后崩塌的帝国相比较。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英国的社会是唯一进步的社会。其次，英国人同样自信英国的经济是动态的且适应性很强，这是自由贸易带来的回报。美国的经济也许更加庞大，德国工业也许更加高效，但是英国直到1939年都保持着世界最大交易者和世界最大投资者的头衔。当英国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经济萧条带来的负担在英国和英镑集团内并没有像在美国或德国那么严重。最后，大多数（也许是所有）英国领导者都认为只要采取了正确的防范措施，他们的帝国就会继续享有非凡的地缘战略安全。1815年后，这种观点越来越根深蒂固。帝国的海上特点暴露于任何正面进攻的局限性、大多数英国领地远离欧洲战场，这使英国排除了大多数危险，而这些危险是其他大国需要花高额成本来防御的。英国人在战时能封锁敌军，夺取他们的海外资产，并拥有在海上驾驶他们的船舶这一海上力量的特权。英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是他们摆脱欧洲两败俱伤的争执的坚定性消除了与其他大国发生摩擦的可能，并且降低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可能性。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可能消磨了一些这种自信，实际的结果却并不如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所有互相敌对的大国弱点的暴露和分裂。很显然，英国可以在他们中间进行操控，利用他们的分离来抑制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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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地缘战略安全是帝国的最后希望。只要没有外部敌人进入他们的帝国，那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英国人总能压制任何内部的混乱。只要他们的威望和权威没有被失败削弱，他们就能威慑民族主义运动的分裂要求。事实上，只要英国在欧洲和亚洲维持着独立大国的地位，分裂主义（比如与英国的彻底决裂）就只会对处于边缘的极端分子有吸引力：温和且明智的民族主义者只会认为这是徒劳。有了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是天真的，或至少是过于乐观。不过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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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终结的解释充满了不确定性。英国的例子吸引了一批历史专家。他们列出了一系列原因，控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技术、社会和文化的失败。所有这些结论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让这些失败变得代价巨大且越来越致命的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放眼世界历史长河，英国的世界帝国时期只是一个阶段，一个辉煌的瞬间。它的机会是由历史上某些始料未及的局面带来的——欧洲和东亚的情况会同时变得对英国很有利。虚弱且被动的东亚、因各大国相互敌对而处于不牢靠的平衡之中的欧洲，再加上封闭落后的美洲以及混乱的伊斯兰世界都为英国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条件。海上霸权以及丰富的煤矿资源带来的蒸汽动力的崛起使英国能以他们可以承受的代价来抓住这不曾预料的机会。他们安然挺过了19世纪80~90年代帝国竞争的风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活下来，并扩大了领地。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和战争震撼着欧洲和东亚，亚洲的剧变紧跟着欧洲的战略灾难，英国维持世界权力的必要先决条件彻底消失。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秩序诞生了。旧时光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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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舰队街即英国新闻界的代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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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拉布街是那些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也是英国出版业的中心之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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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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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M.迪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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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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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2018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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