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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侯外庐的逻辑，“资本主义、市民、农民的反抗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而“17世纪的后蒙运动这时却受了挫折”，这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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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有丢掉侯外庐的逻辑，这就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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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王夫之、黄梨洲等人的反叛思想，只有在天崩地裂的时候才能产生。对于生活在专制主义下的士大夫来说，只有像亡国这样的事情才是天崩地裂。所以，王夫之等的学说只能产生于明清之交，18世纪既然相对稳定（其实是所谓乾嘉盛世），就必然要流入烦琐。戴震、章学诚等所说很多精辟的东西，但在当时却不“流行于世”就可以窥见当时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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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茁长，所说无据。就令18世纪的工业和矿业比明清之际有所发展，摊丁入地的赋税制度彻底肃清了前代地丁两税并存的残余，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有什么成长。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窒死了，多几张织机，多几万矿工，多几家票号，只会助长专制主义的声势，丝毫也看不出资本主义有什么萌芽。——要知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是同义语，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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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读史的人，读18世纪的中国史和中国思想史而能不喟然兴叹的，也实在太没有时代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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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中国开始接受当时尚不发达的西方文化，17世纪中国就彻底闭关自守了。然而康熙一朝，声势尚盛，而西方势力究竟还只向东方作试探式的进攻。18世纪，印度已分成好几步归并到大英帝国旗帜之下，印尼、缅甸也完蛋了，中国却又缩回到乾嘉盛世的蜗壳中去了。18世纪的中国学术，比起宋明理学来，有了一些近代气味，然而终其极，不过提出了几句差近人意的“六经皆史”，“文辞，训诂，义理”的命题，稍微透露出一点现代化的味道，阴阳、五行、生化、道器、义理的硬壳，到底还是没有打破。而且，这些比较像样的命题，对时代的风气竟然没有产生影响，一直到19世纪理学名家的倭仁之类，还以其思想，以其政治力量左右大局，甚至连洋务运动都要被这些王八蛋窒死！这一百年，中西差距，无限地扩大，从此，中国命定要以风化的木乃伊的身份在世界上出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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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对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挫折，怎么如此无动于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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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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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12000
作者: 托尼·朱特
1707512001
出版: 中信出版社
1707512002
ISBN: 9787508673783
17075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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