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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是真懂张爱玲的人，故所说切中要害。中国好的作家，对张爱玲各有心得，贾平凹所云，乃透彻者的内心独白。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没有今天的套路，可以自行于生命之途。我们于中可知得失，能鉴古今，会悟曲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民国的文学的基本精神丧失殆尽，几无生气。只是到了80年代，旧的精神才得以焕发。重返鲁迅，发现沈从文与张爱玲，都打破了文坛的平衡，真的文学家，渐渐有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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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好的作家，是没有思想的界限的。他们常常突破惯性表达的底线。劳伦斯、卡尔维诺、大江健三郎都是如此，而争议也就来了。张爱玲《色·戒》，就是道德上的尴尬，但一面也显示了人性的丰富。《秧歌》、《赤地之恋》乃意识形态的文本，至今也有批评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的不合时宜。张爱玲谈政治的文字都不高明，她后来不去台湾定居，也证明了其内心的复杂的考虑。在党争的时代，她不过一叶脆弱的芦苇，摇曳的身姿很美，但断折也是随时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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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个战乱的年代，兵匪互动，党派恶斗，民不聊生。但唯有文人，在独立思考里，自抒胸臆，写了无数感人的文章。张爱玲的作品乃民国文人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我们看了那些文字，知道一些新旧之间的文人，并不都买革命文学的账，他们于冷色里看到的人生，总要比那些狂热者要多几许深思。他们不是改革社会的先进分子，却以看客的眼光，说出人间的冷暖。文学有时候是个体的自言自语，那声音里，自然有民众的合唱所没有的真切的调子。而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谁没有类似的感受呢？只是这些自我的内觉，渐渐为户外嘈杂之声所掩，没有细细审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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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修订版）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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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于十年前，最早连载于《十月》的一个专栏。那时候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涂抹文字不过是打发光阴，聊以填补自己的寂寞。现在重新编排，阅读旧作却无兴奋的感觉，倒觉得已没有了当年的心境。本次修订增加了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余者变动较少。先前谈民国，受知识结构影响，遗漏了许多存在，现在也无法弥补了。这不过是自己熟悉的专业的另一种表达，诗与史都说不上。我自己对于民国有一种好奇心，那些人与事，刺激了我对人生的理解。但无意中也带来遁迹书斋的自恋，遗民的心大概就是这样吧。人类总要面对难解的现实，耽于旧时风月也有回避当下难题的怯懦。越是旧梦缠身，越不易与现实对话，说是自己在寻找思想的避风港，也并非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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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几代人，没有满意自己的时代的，所以才有了走出平庸的冲动。他们的智性增长的时候，还置身于黑暗之中，渴念着看不见的存在。今天好像相反，我们的周围堆满了美物，获取看得见的存在，竟成了风气。人呢，变得不那么好玩了。精神被抽空的时候，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人之历史并不都是以进化的方式延伸，这是历史老人对我们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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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世的微笑其实容易，改造我们的生活，则难之又难。这书的梦语，还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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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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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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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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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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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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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30014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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