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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部分 大势已去 [:170683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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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 [:170683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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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170683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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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170683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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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部分 寻找真相 [:170683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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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 [:17068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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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170683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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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17068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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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170683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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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部分 事件重构 [:17068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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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17068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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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170683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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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释 [:170683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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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70683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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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附录 1 袍哥等级名称表 [:170683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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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录 2 雷氏家庭关系图 [:170683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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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附录 3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 [:170683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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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征引资料目录 [:170683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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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记 [:170683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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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本书根据Di Wang,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1939-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翻译，文字和图像皆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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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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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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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微观历史，在以雷明远为中心的故事中，我力图也向读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可以负责任地对读者说，虽然我在本书中注入了文学式的深描，但是所有的故事和描写，都是有出处的。对自然生态的描述，更多来自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成都周围的许多乡场，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去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在成都平原的乡村安家落户，在竹林下的茅屋中，在煤油灯下，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没有想到，这些亲身的经验，在几十年后，居然成为我撰写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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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的同时，我尽量详细地给出资料的来源。读者朋友从本书的注释中，不但可以找到资料出处，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阅读书目或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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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甚至更细的划分，例如中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过去我们讨论1949年“大转折”的时候，基本都局限在解放军对大城市的接管，对新政权怎样控制乡村并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权来到四川之前，几乎控制了农村社会，本书从袍哥的覆灭展示了共产党如何深入乡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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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袍哥的兴趣，开始于1980年代，并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1993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中，我对这个组织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我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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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见附录3）。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1946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2] 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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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3] 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该年10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讨论会。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来考察和使用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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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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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5] 在指导研究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或许有几本书可以算是初具微观史的研究取向，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700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的生活。另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开微观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该书写于1970 年代。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于资料，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还不算真正的微观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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