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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崛起于先秦乱世，历汉唐而至晚明，虽生存环境不尽相同，社会的期待也有改变，但侠之能对中国人构成巨大的吸引，以至到清末民初，仍有识者称“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负担之”（壮游《国民新灵魂》），就在于其人身上有一种迥异于俗常的人格魅力。后来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也将这种“侠义”与“仁义”、“气节”、“忠孝”等并推为中国人应具备的人格特质。在心理学中，人们把这种特质称作人的“一般倾向”或“根源特质”。故综合上述两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意义的接榫点显然存在，那就是作为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侠有自己承当的信念，他们砥砺操节，淬炼气性，最终建起的人格，是既植基于历史，更拔出主流，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构成明显的紧张与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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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中国人的观念，自来以为自中出者仁、忠与信，自外入者礼、乐与刑，由此，它使一种安分守礼、从容中道成为普遍认同的人格范型。但侠似有意自外于这种集体性人格，就其个体成长的内在力量、即所谓动机来考察，常超越一己之小我并许多俗世的成功，于极难处有任无让，当极险处千钧可加；就其最终形成的个性特质而言，其先在的一般化的行为偏向，驱使着他们以自己独有的一贯方式反应环境，那种影响其行为品质的人格特质，常使他们越然于既定的角色规范之上，并某种程度使所作所为具有了非角色化的超道德意涵。这种意涵较之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更具实践性品格，更有将普遍性的道德伦理转化为不折不扣的生活信仰的带动力。换言之，许多时候，比之许多高头讲章，它能使大众对一定情景中人的行为的性质和量值有确定性的预估和最大限度的信任。我们以为这足以与主流文化构成互补，也是千载以下其仍打动中国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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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先被打动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完成《中国游侠史论》后，再花功夫，调动中西方心理学、伦理学及人格理论，结合对不同气质才性与不同地域文化的检视与讨论，我们在梳理侠的发生发展历史的同时，对其人格的构成与特质、表现形式与形成原因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对这种人格特质之于传统君子人格的拯救意义尤作了较充分的发扬。我们实无意于取一弃一，更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只是说，当一些高深的思想日渐显出它的迂阔不周，甚至催生冠冕堂皇的伪饰与安顺委命的苟且，这样的时候，如何践行就成了比如何讲论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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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年前，我们藉由年轻激扬出的意气，尝试着厘清侠的历史面目，揭示其作为重要的人格范型，如何介入中国人的精神构造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说，那时的我们更多着意于尚友古人，从历史发生论角度究明其人格构成的社会基础，那么今天有机会重理旧作，更注重的就是在当下语境中，它之于构建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的健全人格的价值了。我们深知这样一种本原性的探究终非知识之事，但咀嚼激情过后的余情，还是有一种不忍掩卷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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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的是，本书历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刊本、台湾汉扬出版公司繁体字本和复旦大学出版社修订本，今次承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王为松总编辑支持，责编薛羽的努力，又得以有机会在保持原书面貌的前提下重作修订，真感到非常的荣幸。此次修订涉及全书各处，几乎每个章节都有程度不同的调整和纠补，更充实了许多新的史证和评赞，且有鉴于审察角度的不同，这些补充与《史论》一书各有侧重，几乎没有重叠。当然，限于学力，还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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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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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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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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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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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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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953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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