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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七章 神秘的语言 [:170683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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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八章 在茶馆“讲理” [:170683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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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九章 仪式与规范 [:170683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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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部分 大势已去 [:170683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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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十章 女人的命运 [:170683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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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170683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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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十二章 雷家的末路 [:170683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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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部分 寻找真相 [:170683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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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十三章 讲故事的人 [:170683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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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十四章 “农村工作者” [:170683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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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170683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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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170683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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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部分 事件重构 [:17068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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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第十七章 叙事与文本 [:17068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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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第十八章 历史的记忆 [:170683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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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释 [:170683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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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170683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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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附录 1 袍哥等级名称表 [:170683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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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录 2 雷氏家庭关系图 [:170683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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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附录 3 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 [:170683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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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征引资料目录 [:170683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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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记 [:170683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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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本书根据Di Wang,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1939-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翻译，文字和图像皆受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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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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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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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微观历史，在以雷明远为中心的故事中，我力图也向读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可以负责任地对读者说，虽然我在本书中注入了文学式的深描，但是所有的故事和描写，都是有出处的。对自然生态的描述，更多来自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成都周围的许多乡场，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去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在成都平原的乡村安家落户，在竹林下的茅屋中，在煤油灯下，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没有想到，这些亲身的经验，在几十年后，居然成为我撰写本书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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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力图在两者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的同时，我尽量详细地给出资料的来源。读者朋友从本书的注释中，不但可以找到资料出处，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阅读书目或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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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甚至更细的划分，例如中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例如，过去我们讨论1949年“大转折”的时候，基本都局限在解放军对大城市的接管，对新政权怎样控制乡村并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权来到四川之前，几乎控制了农村社会，本书从袍哥的覆灭展示了共产党如何深入乡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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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袍哥的兴趣，开始于1980年代，并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1993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中，我对这个组织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我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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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见附录3）。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1946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2] 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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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3] 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该年10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讨论会。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来考察和使用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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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